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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例如，通用电气、索尼、三菱、松下）让园区工厂为其美国市场供货，但大型的跨国公司也许并不需要工业园区的帮助。不过，对于来自国外的中小企业而言，墨西哥的工业园区可能是惟一一种在不同文化下经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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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工业园区承诺：可以为墨西哥带来外国投资、外国技术、接触国际市场、使本国产品的价格具有竞争力等一系列好处，同时还可以在墨西哥的文化与外国的价值观及行为方式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带（实际上，墨西哥将美国拒之门的传统政策，更多是基于对美国文化而非美国经济强势地位的巨大恐惧）。在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在不同国家及文化之间的转移，因此，墨西哥工业园区的管理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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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工业园区并非完美无缺。事实上，恰恰是因为工业园区非常成功，反而使得传统的工业园区过时了。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城市中，人口异常拥挤，空气污染严重，水、学校、医院、道路和排水设施都供不应求。在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上，工业园区已经没有多少扩张空间了。但是，墨西哥政府已经调整了法律，允许将工业园区建在内陆地区。在按照此法律建立的工业园区中，最大的一个工厂是福特汽车公司的新工厂，主要生产护卫舰（Escort）车型，它位于美墨边境地南大约175英里处的埃莫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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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园区的工厂过去只能为美国市场生产。但是墨西哥太大，不能完全依靠出口来取得经济增长，它需要发展国内市场。尽管遭到了那些过去垄断国内市场的政府企业的极力反对，墨西哥还是调整了法律，允许这些工厂向所有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出售它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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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如果仅仅依靠这些工厂所代表的国外投资，墨西哥不可能获得增长。在以往政府腐败时期，墨西哥资本外流达几十亿美金，墨西哥政府必须要设法把它们重新吸引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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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投资者信心方面，墨西哥政府比任何一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都要领先，其基本做法是私有化、市场自由化、解除对外汇的严格管制。通过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而实现对外开放，可能会使墨西哥成为西半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同时也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要想让大部分墨西哥人把他们的钱从瑞士和美国迈阿密的银行取出并投向国内，政府还要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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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解决的分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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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讲，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尽管目前民众对政府的政策非常支持，但是将来的反对力量会逐步增加，诸如保守的官僚机构、独裁和腐败的工会、传统的制造商、墨西哥知识阶层传统的反美主义。在墨西哥北部和南部之间依然存在尚未解决的分割现象。北部有2/3的人口，尽管比较贫困，却逐步成为“北美洲”的一部分。墨西哥南部有1/3的人口，许多人（在有些地方达到了1/3）甚至不懂西班牙语，他们仍然在讲自己的印第安语，这个地区是“中美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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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墨西哥的政治转型也存在很大问题。60年来，垄断了政治权力的宪政革命党（秘密的、几近独裁的一党统治，同时允许几乎毫无限制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正在迅速崩溃。它已经不再受到接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员阶层的支持，而这些阶层正是在该党执政期间发展起来的。但是，新的政治整合与转型尚未开始，一旦发生严重的政治动乱，目前的墨西哥经济自由化以及北美市场一体化相关政策将是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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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墨西哥能够成功，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功于那只没人喜爱的丑小鸭——工业园区的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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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13章 生产率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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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几十年中，劳动力中新出现的核心群体——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和服务工作者（service worker）——的生产率问题，将会成为发达国家公司管理者所要面对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企业界也是才刚刚开始涉及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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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25年中，制造业、农业、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等基础产业的复合生产率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的总体生产率增长了45倍。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带来了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与购买力也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成果中，有1/3到1/2左右表现为人们的闲暇。要知道，在1914年以前，只有贵族和无所事事的富人才有权利享受闲暇，其他的人每年至少要工作3000个小时 （现在日本人一年工作不到2000个小时，美国大约1800小时，西德1650小时）。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也使教育水平提高了10倍，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得还要更多一些。生产率已经成为了“国民财富”（Wealth of Nations，直译是国民财富。但作者此处有双关之意，因为这同时还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的书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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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前所未有的提高已经无法用任何语言去描述了。就像所有其他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卡尔·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产出增加只能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或延长劳动时间来实现，而马克思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在19世纪80年代初，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通过对生产率（他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术语）的研究否定了这一公理。1883年，泰勒取得了第一批重要成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理论才得到了广泛应用——刚开始时只是应用于美国。1950年版的权威英语辞典——《牛津简明英语辞典》，在其词条中也没有列出“生产率”现在的意思。到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生产率是真正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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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可称得上是过去一百年间最重要的社会事件，同时也是第一次出现。世界上永远都会存在富人与穷人，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穷人和伦敦或格拉斯哥贫民窟里的那些人差不多一样穷；在1910年，最富有国家的平均收入顶多是最贫困国家的三倍；而现在，即使不考虑闲暇、教育和医疗保健差异，这个比率也已经变成了2040倍。在生产率爆炸增长之前，一个国家发展成发达国家至少需要50年时间。韩国在1955年还是世界上的落后国家之一，只用了20年时间就完成了这种跨越过程。这种对传统标准的彻底颠覆，完全是源于1870或1880年左右美国引发的生产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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