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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讲，最严重的问题并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尽管目前民众对政府的政策非常支持，但是将来的反对力量会逐步增加，诸如保守的官僚机构、独裁和腐败的工会、传统的制造商、墨西哥知识阶层传统的反美主义。在墨西哥北部和南部之间依然存在尚未解决的分割现象。北部有2/3的人口，尽管比较贫困，却逐步成为“北美洲”的一部分。墨西哥南部有1/3的人口，许多人（在有些地方达到了1/3）甚至不懂西班牙语，他们仍然在讲自己的印第安语，这个地区是“中美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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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墨西哥的政治转型也存在很大问题。60年来，垄断了政治权力的宪政革命党（秘密的、几近独裁的一党统治，同时允许几乎毫无限制的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正在迅速崩溃。它已经不再受到接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员阶层的支持，而这些阶层正是在该党执政期间发展起来的。但是，新的政治整合与转型尚未开始，一旦发生严重的政治动乱，目前的墨西哥经济自由化以及北美市场一体化相关政策将是第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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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墨西哥能够成功，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将其归功于那只没人喜爱的丑小鸭——工业园区的管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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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13章 生产率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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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几十年中，劳动力中新出现的核心群体——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和服务工作者（service worker）——的生产率问题，将会成为发达国家公司管理者所要面对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企业界也是才刚刚开始涉及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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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25年中，制造业、农业、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业等基础产业的复合生产率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发达国家的总体生产率增长了45倍。生产率的快速提升带来了发达国家人民群众生活水准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与购买力也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成果中，有1/3到1/2左右表现为人们的闲暇。要知道，在1914年以前，只有贵族和无所事事的富人才有权利享受闲暇，其他的人每年至少要工作3000个小时 （现在日本人一年工作不到2000个小时，美国大约1800小时，西德1650小时）。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也使教育水平提高了10倍，医疗保健水平提高得还要更多一些。生产率已经成为了“国民财富”（Wealth of Nations，直译是国民财富。但作者此处有双关之意，因为这同时还是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的书名。——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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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前所未有的提高已经无法用任何语言去描述了。就像所有其他19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卡尔·马克思认为工人的产出增加只能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或延长劳动时间来实现，而马克思也正是以此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理论。在19世纪80年代初，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1856-1915）通过对生产率（他自己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术语）的研究否定了这一公理。1883年，泰勒取得了第一批重要成果。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理论才得到了广泛应用——刚开始时只是应用于美国。1950年版的权威英语辞典——《牛津简明英语辞典》，在其词条中也没有列出“生产率”现在的意思。到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生产率是真正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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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的爆炸性增长可称得上是过去一百年间最重要的社会事件，同时也是第一次出现。世界上永远都会存在富人与穷人，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中国的穷人和伦敦或格拉斯哥贫民窟里的那些人差不多一样穷；在1910年，最富有国家的平均收入顶多是最贫困国家的三倍；而现在，即使不考虑闲暇、教育和医疗保健差异，这个比率也已经变成了2040倍。在生产率爆炸增长之前，一个国家发展成发达国家至少需要50年时间。韩国在1955年还是世界上的落后国家之一，只用了20年时间就完成了这种跨越过程。这种对传统标准的彻底颠覆，完全是源于1870或1880年左右美国引发的生产率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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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与运输业的生产率每年依然按照一个相同的比例提升。与一般看法有所不同的是，日本或西德的生产率提升水平与美国旗鼓相当。实际上，美国农业生产率每年的提升幅度为4.5%5%，是各国历史上最高的。美国制造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率提升幅度为每年3.9%，从具体增加数值（而不是提升比例）上看，要高于日本和德国的制造业，因为美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基数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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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发达国家的生产率革命已经结束了。现在，制造业与运输业雇用的人相当少，从而使其生产率提升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在发达国家中，这些产业的人数仅占全部劳动力的1/5，仅仅在30年前，这个数字还是接近50%。知识工作者与服务工作者是对生产率有重大影响的人群，他们的生产率却没有增长。在某些领域，其生产率甚至是下降的。发达国家百货商场的销售人员，现在只能达到1929年销售额（经过了通货膨胀调整）的2/3。我想，没有人会说教师们在1991年的生产率比1901年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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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的范围极广，既包括科研人员、心脏外科医生，也包括手工艺人、商店经理，还包括那些利用节假日打零工，在汽车餐馆（drive-in，免下车餐馆 （顾客可坐在自己的车上购物、进餐等等）。——译者注）中负责送餐的青年学生。甚至包括大量的机器操作工人，比如说餐馆里的洗碗工、医院里的擦地工人、保险公司理赔部门的电脑输入人员。尽管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多种多样，在生产率提升方面难有作为却是他们的显著共性。但是，不论这些人在知识、能力、社会地位和薪酬上有多大的差异，能够提升其生产率的主要因素也同样具有显著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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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此处是Ⅱ没有Ⅰ，为适合中文的阅读习惯在此做了修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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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知识和服务领域，资本无法替代劳动（比如说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同样，在这两个领域中，新技术本身也不能提升生产率。在制造与运输业中，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资本和技术都是生产要素。在知识与服务领域中，它们只是生产工具。它们是否有利于生产率提升则取决于使用者、具体用途或使用者的技术。30年以前，我们确信，计算机的发展将导致办公人员的大幅度减少。现在，公司对于数据处理技术的投资（大部分投资于服务），可以与对物质处理技术（传统的机械设备）的投资不相上下。实际上，引入了信息技术之后，办公人员的扩充反而加快了。而且，服务工作的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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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医院。当我第一次研究它们时，即20世纪40年代末期，它们完全是劳动密集型的。除了砖、泥和病床之外，几乎没有资本投资。相当一部分著名医院都没有购买当时可以获得的、都有点过时的技术设备。他们没有X光部门、临床实验室或理疗部门。今天的医院里到处都是资本密集型设备，它们将很大一部分投资用于采购超声波设备、CT扫描仪、核磁共振成像设备、血液及组织分析设备、病房保洁设备及其他一些新技术。每一个设备都要求增加新的、成本更高的专业人员，现有人员却一个都不会减少。实际上，全球性的医疗成本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医院已经成为了经济动物。根据经济学家的定义，高度劳动密集型与高度资本密集型共存于一个组织，在经济上是不可取的。但是，医院至少显著地提高了自身的医疗水平。在另外一些知识与服务领域，我们只看到了更高的成本、更多的投资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