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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投资公司，各方合资成立这家公司是为了开拓非常有希望的东南亚市场，最终它被母公司破产清算，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提前通盘考虑好这些问题。这家投资公司已经发展到必须要向行业客户提供部分商业银行服务了。四家母公司都是欧洲银行，尽管其中三家的亚洲业务并不活跃，但是，它们仍然觉得合资企业做商业银行业务是一种忘恩负义的举动——所以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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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德国的和一家美国的化学公司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前景的西班牙合资企业，最后失败了，原因很类似，主要是没有想到合资企业的成功会——而且应该——使它变成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当时，合资公司在一个产品线上变得富有竞争力，尽管这种产品线的北欧市场很小，但它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市场可能很大，于是，它的欧洲母公司收回了对它的支持，并慢慢地让这个合资企业走向衰亡（每隔三五年，母公司与合资企业都必须重新修订自己的目标，特别是在合资企业业绩很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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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是，在合资企业的运营方式上达成一致。例如，利润是否要留给合资企业用于再投资？或者尽快将利润汇往母公司？合资企业是否要有自己的研发活动？或者它应该和一家或两家母公司签订合同委托它们进行研发？在研究成果申请专利时，用谁的名字——用提供了科学家和实验室的大学名字，还是用支付了研究经费的公司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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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司在美国销售其日本合作企业（小股东）的特殊产品，有根据美国市场的情况调整产品设计和价格的权利吗？或者只是作为日本产品的经销商？这就是几个月前，上述两家特殊机械制造商的合作关系最终分裂的关键所在，当时，美国公司已经为日本合作企业的产品赢得了26%的市场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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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还需要认真考虑由谁来对联盟进行管理。无论它采用何种具体管理形式，合资企业必须要进行独立管理，而且管理人员必须要有积极性使其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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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合汽车制造公司（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 Inc.,NUMMI）是丰田和通用汽车的合资企业，同一批工人在同一个工厂（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为两个母公司生产同样的汽车。这种汽车在美国以丰田牌子销售获得成功，而以雪佛兰品牌销售却近乎失败。对丰田的人来说，这种汽车是他们的主要美国产品;他们在丰田的职业发展要依靠这款汽车的成功。但在雪佛兰，没有人把销售努米汽车看做是一件重要工作。对雪佛兰的很多人来讲，尽管它打的是雪佛兰牌子，但这种汽车很可能是“我们自己汽车”的一个竞争对手。同样原因，其他一些由亚洲合作企业为美国厂商制造的汽车在美国市场上也表现欠佳。它们就像没人管的孤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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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采取何种法律形式，联盟只能由一个合作企业进行管理，而不能交由委员会管理。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对合资企业管理人员的评估标准只能是他的业绩。他们的责任是为合资企业服务，而不是对某个母公司负责。关于合资企业管理人员的工作，绝对不以出现以下这种评价:“约翰的工作做得并不好;但是，当我们与其他合作者出现争议时，他总是照顾我们这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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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合作企业都要明确:本企业通过何种管理架构来处理自身与合资企业及其他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即使合资企业主要从属于某一个合作企业——例如，卢森堡有一家小型股票承销公司，一个大型商业银行占其1/6的权益——它的管理人员也要能够接近母公司作决策的人，而不是经过层层中间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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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而言，最好的方法是把所有这些“危险的联盟”交给一位高级经理全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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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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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对于如何解决分歧必须要有一个事先的约定。在联盟内部，母公司的命令是没有用的。最好的办法是在争议出现之前，推选一个相关各方都了解并且尊重的仲裁人，各方也都会接受他的裁决并把他的意见作为最终裁定。他应该被授权，并且不局限于具体争议问题。例如，他能够决定:根据事先安排的办法，任何一方都有权收购另外一家联盟企业的股份。他也能够建议:清算合资企业或者把它变成一个独立于母公司的单独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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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很激进的办法。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仲裁被视为最后的手段。这些条款使联盟各方都能够认识到:把自身的个体利益、主张、自豪感置于次要地位并服务于联盟的持续成功，能够从中获得多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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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38章 资本主义危机:谁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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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m）这个名词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一时。畅销书《美国面临的挑战》（The American Challenge）的作者，法国著名学者塞万·施瑞伯（Jean-Jacques Servan-Schreiber）曾预言，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的生产将掌控在少数几家美国的超级跨国公司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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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资本主义中，这些超级经济体实行的是自我管理。公司的所有权分散在大量的个人投资者手中，公司的管理层拥有自己任命自己的能力，他们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这些高管职位非常稳固，除非是发生严重的公司丑闻或者公司破产。然而，这些管理层自称是“开明的专制君主”，他们在经营公司的过程中会合理地平衡股东、雇员、客户、供应商、所处城市、经济团体整体的利益——在公司的年报中，他们也是这样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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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塞万·施瑞伯也会同意，20年后，他的预言出现了明显偏差。那些制造业中的跨国巨头们正在竭尽全力地应对技术和人口变化带来的挑战，即便这些挑战没有让它们淘汰出局，也给它们带来了落伍的威胁。美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层，不管公司的规模和绩效如何，都瑟缩在金降落伞的保护之下，对恶意并购者及其致命武器——垃圾债券——充满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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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意接管者与公司并购者——例如皮肯斯（T.Boone Pickens）和艾坎（Carl Icahn）——吸引了人们的眼球。但是，敌意接管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它可能只是一种表象。真正终结公司资本主义的是那些新兴的“机构投资者”——主要是养老基金——它们是美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美国，养老基金的资产高达15000亿美元，很快就会上升到20000亿美元，现在它们已经拥有了全部美国上市公司1/3的股权，在大型上市公司中则拥有50%甚至更多的股权。当然，养老基金有成千上万个。但少数大型养老基金是主导力量，大部分其他养老基金只是忠实的跟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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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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