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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些产业和市场上，专注于短期利益也是美国公司业绩下降、美国产业地位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为什么美国通用汽车在面对日本公司的市场攻击时没有及时做出反应？每一个在美国管理体制下工作的人都可以证明:为了满足养老基金经理对下个季度获得更好收益的要求，以及害怕受到敌意收购者的攻击，公司高管层被迫做出一些他们明知代价高昂甚至是自杀性的决策。在我们最重要的领域，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也是最大的:对于高速成长的、中等规模的高科技公司或者高水平工程公司而言，它们需要把所能获得的每一分钱投向未来——研发、产品改进、市场开发、人员开发、服务——否则，它们自身以及美国经济就会失去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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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肯斯先生可能会反驳说——华尔街和美国证监会也会这样做——所有这些都是不重要的。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公司是他们的，股东可以做任何他们认为有利于自己短期利益的事情。但是，机构投资者真的是公司的所有者吗？它们对公司的业务毫无兴趣:它们惟一关心的就是快速赚钱。更重要的是，所有者应该有权自由决定是买进、售出或者持有公司股票。但是，养老基金只有买进的自由。在需要出售的时候（例如在退休人员需要领取养老金时。——译者注），它们不能说“不”，即使它们想继续持有股票。从经济甚至法律角度上看，它们并不真正拥有所有者本该拥有的自由。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现象，我们还没有应对办法。但是，我们还是称它为“所有权”，这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偏离现实的法律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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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日本人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的法律同我们的完全一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将公共机构股东不看做是公司的所有者，而是将其看做利益索取者，它们的利益（除非是在公司财产清算时）从属于公司（财富创造者、商品生产者和工作岗位提供者）的生存发展。在美国，我们正在逐渐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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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开始限制机构投资者的投票权，具体方法就是将公开上市公司的股权分为两个（或更多个）群体——一类是“内部投资者”，拥有全部投票权;另外一类是“外部投资者”，他们的投票权受到很大限制甚至完全取消。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实行了这一改革。机构投资者和华尔街都提出了抗议——他们强调，应当遵循传统规则“同股同权”。但是，机构投资者一方面在提抗议，另一方面，他们很高兴地购买前景看好的上市公司的低投票权或无投票权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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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正如国会议员科恩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出现了重大的公司丑闻，才会使我们修订现行的法律，禁止公司把养老金计划所获得的收益算做公司自己的收入——这会大大缓解公司管理层追求短期绩效的压力。在养老基金自己的阵营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担心。罗伯特·蒙克斯（Robert A.G.Monks）——里根总统任期内的养老金利益保障委员会主席——成立了机构投资者服务公司，以便向养老基金管理层灌输“社会责任感”。这样，投机资本主义的好日子也就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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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还是要面对现实中的难题。与其说它们是财务或经济难题，还不如说是政治和道德难题。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在上市公司这样的重要组织中，我们能够容忍所有其他目标和重要事务都向短期利益让路吗？我们能够容忍所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要为股东（即便它们具有“社会责任感”）这个群体的利益让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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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和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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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失败，主要是因为公司管理层不必向任何人对任何事负责。在这种体制中，敌意收购者绝对是正确的。在企业中，最重要的绩效目标就是财务指标。确实，对于企业来说，首要的一项社会责任就是创造足够的利润，它至少要能够补偿资本损耗以及企业维持运转的最低成本。足够的盈利能力可以使企业承担未来的风险、满足企业成长的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然而，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企业的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收益。我们都明白一个事实，要想对未来负责（生产与服务型企业需要这一条，交易型企业不在乎这个），企业长期利润的获得不能靠短期利润的累加。短期收益只代表一种前景，它本身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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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所要的经济成果（甚至长期的可持续性经济成果）是上市公司的惟一目标吗？为了实现它，可以调整和牺牲所有其他目标吗？只是通过平衡各方的利益要求，我们可以实现最佳的经济目标吗？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保守的学者都同意:让一个重要组织只追求一种价值（其他一切都是从属的）是严重的错误，最终这个组织不会创造出任何价值。事实上，我们应该努力去实现公司资本主义所宣称的平衡。这也就是“自由企业”的真正意义所在——显然，它并不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更不是指投机。但是，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建立起与这种平衡相匹配的公司责任，并使之变成管理制度呢？而且，这种责任要由谁、以何种形式来承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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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以前，公司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答案是正确的，投机资本主义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了。这很可能指出了一些真正的问题，既然投机资本主义不适用，并且事实上已经对美国未来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了威胁，那么，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而自由企业的未来——或者它们是否还有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我们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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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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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未来（珍藏版） 第39章 新的生产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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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不能建造一个新式工厂论。但是，我们可以对1999年将会出现的“后现代”工厂做一些描述。它的核心特征并不是机械化，尽管工厂里也有大量的机器设备。它的精髓表现为先进的理念——四项原则和实务共同构成了新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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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念是分别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按照不同的顺序开发出来的。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目标，也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1）统计质量控制（statistical quality control,SQC）正在改变着工厂的组织形式；（2）新的生产会计理论能够使我们像制定企业决策一样制定生产决策；（3）生产流程中的“小团队”或模组（module）系统使得我们可以将标准化与灵活性的优势结合起来；（4）最后，我们用系统方法将生产产品的实体流程融入公司的商业流程，而这种商业流程是能够创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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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四种理念的不断发展，逐渐改变了我们对制造过程及生产管理的看法。现在，美国大多数从事生产制造的人员都明白，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生产理论。我们知道，对旧理论的修修补补是没有用的，那只会让我们更加落后。以上这四种理念组合起来，就构成了我们所急需的新理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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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理念中，流传最广的统计质量控制思想实际上并不是什么新理论，它的理论基础是70年前罗纳德·费舍尔（Sir Ronald Fisher）首创的统计学理论。20世纪30年代，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沃尔特·休哈特（Walter Shewhart）首先提出了统计质量控制的初始思想，用于对复杂的电话交换机和电话的大规模生产过程进行零缺陷管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明和约瑟夫·朱兰（Joseph Juran）——他们以前曾是休哈特的合作者——分别提出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统计质量控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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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产质量控制方面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主要是得益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对戴明思想的学习。朱兰也对日本的质量控制有很大影响。但是，美国在整整40年的时间里却忽略了他们的思想，只是到了现在才开始关注统计质量控制，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施乐公司都是新的追随者。西欧基本上也不重视统计质量控制。更重要的是，即便是统计质量控制的成功实践者也不能完全领悟其精妙所在。通常我们认为它是一种生产工具，但实际上，它的最大贡献是对工厂的社会组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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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一个对生产管理有兴趣的人都知道，统计质量控制是一种精确的科学方法，它可以鉴别当前生产条件下的生产质量和生产率，从而使对这两大要素的控制成为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另外，统计质量控制能迅速发现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纰漏，并且准确地指出具体纰漏所在——一件工具的损坏、一个变脏的喷雾抢、一个温度过高的锅炉。因为它只需小样本就可以发现这种纰漏，所以生产问题很快就能够被发现，这使得机器操作人员可以实时地解决问题。而且，统计质量控制能够辨别生产中的任何变化对整个生产流程的影响（实际上，戴明的部分日本“信徒”，已经可以用计算机提前模拟预测某种变化对生产过程的影响）。最后，统计质量控制能够指出在什么地方、用何种方式持续地改善整个生产流程的质量和生产率。刚开始这被称作是“休哈特环”，之后叫做“戴明环”（Deming Cycle，也有人译为戴明循环或戴明管理环。——译者注）;现在则称之为精益生产（kaizen），这是日本对生产持续改善的一个专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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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技术上的特点只能说明统计质量管理在日本的生产管理中所做贡献的一部分，而不能说明为什么日本和美国工厂之间存在生产率差异。日本企业对外部供应商非常依赖，但经过调整后，丰田、本田和尼桑中的每个工人还是能比美国或欧洲同类工厂的工人多生产两三倍数量的汽车。对于这种差异，生产流程中的质量控制顶多只能解释1/3。日本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主要来源于统计质量控制思想所导致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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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相比，日本企业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雇用的机器操作工人要更多一些。事实上，统计质量控制思想的引进几乎总是导致机器操作工数量的增加。但是，这种增加是可以抵消的，因为非操作人员数量的减少会多得多:首先减少的就是那些检查人员，其次是那些不从事生产只负责处理问题的人员，如维修工和各种“救火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