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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人们通常用这个词来形容最近的发展。让我们看看彼得·德鲁克是怎么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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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新的知识经济将严重依赖于知识型工作者。目前，这个术语被广泛用于描述有着大量理论知识和学习经历的人群：医生、律师、教师、会计、化学工程师。但最显著的增长将出现在“知识技术专家”中：计算机技术人员、软件设计师、临床实验室分析师、生产技术人员、律师助理。这些人既是体力劳动者也是知识工作者；事实上，他们通常花更多的时间去从事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但是他们的体力劳动是建立在大量的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的，这些知识只有通过正规的教育，而不能通过学徒制获得。通常，他们并不比传统技术工人工资高，但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人士”。就如20世纪制造业没有技能的体力劳动者在社会和政治中占主导势力一样，下一个世纪，也许知识技术人员会成为社会——可能同样是政治上的——主导势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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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所指的知识工作者是专业人士，他们的工作建立在大量的理论知识基础上，只能通过正规的教育才能获得，而不能通过学徒制。很显然，这些人没能在他们的工作中获得知识。根据德鲁克的观点，这种新经济来临的证据在于制造业份额的下降。此外，他还预测，旧工业经济的衰落，将增加制造业贸易保护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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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于新知识经济的概念是引导政策讨论的主流，但有时这些知识经济政策既不中立，也不如它们通常被描述的那样完全有利。例如，许多在职人士希望凭借高学历拿到职业许可，以此带来职业地位和经济效益，但是这些限制条件往往会阻碍，而不是促进人们获取新知识。这些政策以牺牲另一群人的代价来使特定人群获益。然而这些歧视和不平常常被花言巧语所掩盖。知识经济往往代表了一种精英意识形态，并附带有对私人和公共决策破坏性的影响。社会奖励那些在重要知识上投资的人，这没有错，但并不是所有这些知识都要靠一纸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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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知识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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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中产业结构的改变，导致了新知识经济这一概念产生，1962年由弗里茨·马赫卢普首次正式提出。3在他的著作《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他做了一次行业经济统计，估算出1958年“知识产业”占了美国员工薪酬的32%。知识产业在就业中所占比例自此开始上升，其概念也跟着流行起来。互联网、迅速传播的信息技术，以及全球化，让这个概念被扩大，许多评论家开始使用“新经济”这个术语。但这些术语并不总是定义明确，它们有些共同要素：经济被认为从制作具体事物转向了制造想法，体力劳动者被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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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从制造业中迁移出来是一个重要的趋势，但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它是如何与知识相关联的。制造业的确在就业中所占比例较小，这五十多年来一直在稳步下降。41950年，大约有1/3的工作岗位属于制造业；1980年，大约有20%，如今这个数字降至10%以下（见图7.3）。美国制造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在1979年达到顶峰，超过1900万个，现在大约还有1200万个。自那之后，大多数新工作出现在服务行业，包括医疗卫生、金融、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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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制造业的就业率会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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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转变。此外，这一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发达国家都出现过。这是因知识角色的改变引起的吗？或是科学变得更重要了？事实上，制造业更倾向于采用相对较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真正的原因在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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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人均产出的增加速度比服务行业更快。5由于技术原因，许多制造行业经历了人均产出的快速增长，正如我们在纺织业看到的那样。在纺织业，这一产出的增长最初导致了就业的增加，但是，随着技术的成熟，进一步的技术发展导致这一行业的就业率不断下降。这种模式似乎更为常见，即新产业份额增加，旧产业份额下降。6如今制造业正在减少自己的岗位，因为人均产出增加了，但需求并没怎么增加。最近的全球化也导致了制造业就业率的下降。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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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许多服务行业还没有经历人均产出的快速增长。一些服务行业正遭受“鲍莫尔成本病”：人均产出增长缓慢（如果还有增长的话）。比如，四重奏的演出总是需要有四个音乐家才行。8然而，由于信息技术，现在许多服务行业的人均产出的增加速度和大多数制造行业一样快。9不过，这些行业倾向于采用更原始的技术，就业人数不会随着人均产出的增加而减少。在第七章我们看到，受计算机影响最大的职业群体人均产出比劳动力的增长更快，但这反而提高了他们的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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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制造技术是成熟的。然而成熟影响着对受过教育的工人的相对需求：更新的技术增加了对有更高学历工人的需求。这表明，至少部分制造业和其他行业工人的教育差异并非因技术天然产生，而是成熟度差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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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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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情况中，制造业的教育特色都和其他行业没什么不同。制造业工人平均受教育程度没有其他行业的工人高：他们中53%只拿到了高中文凭，而在其他领域，这一比例是63%。10另一方面，制造业中“难”的领域，如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其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更高。更重要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等学历的制造业工人可以比非制造业的工人挣更多的钱：他们的工资高7%，若是将福利算进去，总薪酬高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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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制造业的转变就是从动手到动脑的转变。即使是所谓的工业革命期间技术生疏的工人，也会同时动手又动脑。他们在工作中通过经验获得知识。今天制造业工人赚取的薪水更高，表明他们有价值的知识也是在工作中，而不是在课堂上习得的。11此外，制造业工人受教育年限的增加速度，和其他领域的工人一样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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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制造业的衰落，减少了之前用来培训排印人员的学徒项目。今天，只有1.6%的工作需要学徒制，这个比例已经低迷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制造业的雇主长期依赖非正规的在工作中学习的方式。今天，65%的工作需要一些其他形式的在职培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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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技术并没有降低工作中学习的重要性，没有用在教室中学习理论知识的方式将其取代。第七章的数据显示，相反地，在计算机使用频繁的职业中，有经验的工人的工资溢价一直在上升；在这些职业中，经验变得更有价值。另一方面，随着旧技术变得过时，制造业的经验价值一直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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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服务业的职位，比如教学，天生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教育。但不同行业对于受过高等教育工人的需求差异，与所使用技术的成熟度关系更大。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例外。制造业也有新技术，服务业也有成熟技术。先进的机器人技术、纳米材料和3D打印为受过更良好教育的制造业工人提供了机会。13另一方面，编程外包给海外的传统计算机系统，是一项成熟的服务业技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服务全球化，包括那些由客户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以及越来越多的能外包给海外的服务工作。14经济并没有从制作东西转移到创造想法，而是由旧技术转向新技术，这些变化在两个行业中都发生过。就业中的产业结构变化本身并不能证明许多职业改变了对教育年限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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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人员有哪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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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许多制造业工作允许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在工作中学习技能，以获得高薪。但是同样，许多服务业的工作也能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获得技能和优厚回报，特别是当新的技术实现标准化后。我们在第七章探讨的职业护士，便属于这种情况。但关于知识经济的争论，越来越让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人的机会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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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自1965年以来，美国护士协会就一直在游说提高拿到护士执照所需的教育水平。美国护士协会一直力求对“技术型护士”的学历要求提高到两年大学学位（职业护士为9到18个月，具体时间各州各有不同），并且要求注册护士有学士学位。该协会用知识经济的论点来为其游说找理由：“科学知识的不断爆炸，使得基于应用科学的职业教育准备变得更重要，也更困难……当科学知识实际上成为一个职业群体实践的基础时，除了通过教育系统内的有组织的项目外，没有其他方式能让培训变得可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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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经历了五十年的科学知识“爆炸”，今天的职业护士，虽然受教育程度有限，含金量却很高。美国护士协会的动机可能并不是对科学知识的需求，而是想通过提高这个行业的门槛来获得经济利益。通过限制某个行业的准入人数，专业协会能够减少竞争，提高工资。但这些利益，是以消费者和潜在的可能进入该行业的工人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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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鲁克指出，新知识工作者希望被视为专业人士。而专业人士经常想要提高学历要求，以限制行业准入。这些要求的出现，不是因为知识经济技术的需要，而是来自专业协会的政治影响。尽管美国护士协会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功提高发放职业许可证所需的学历水平，但其他许多职业成功了。事实上，职业注册极大地改变了劳动力市场。1950年，有70种职业需求许可证，这在所有工作中的占比为5%；2008年，各州共有800多个职业需求许可证，这在所有工作中的占比为29%。16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治游说的影响。17单是1995年，就有850例医疗从业许可证的议案被派送到了州立法机构，最终有超过300个议案被写进了法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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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客们不仅争辩知识经济提高了高等教育的需求；他们还引证许可证的重要性，称其能保障公共安全和服务质量。安全和质量问题很重要，因为消费者往往难以获得服务提供商的信息。我怎样才能知道我的医生是否明白自己在做什么？他的行医执照可以让我知道，至少他有最基本的能力和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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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职业许可规定往往超出其为安全和质量提供基本保障的初衷。19首先，职业许可规定现在已经覆盖了对安全和质量规定有更高要求的行业，如插花师和室内设计师。同时，这些规定很大程度是为了提高进入行业的准入门槛，与质量和安全没什么关系。专业协会控制考试通过率、进入行业的费用，有时还有等待期。他们经常禁止一个州（或国家）的许可证在另一个地方使用。20专业协会也通过控制认证来限制教育选择。例如，美国牙科协会限制了对牙科卫生员的培训，因此一旦机会开放，许多项目会收到两倍于计划人数的申请。专业协会还对职业分工有影响。美国牙科协会影响了牙科卫生员所能允许执行工作的范围，哪些工作必须在牙医的监督下执行，以及牙科卫生员的服务费用能否报销。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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