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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年后，波士顿制造公司的情况发生了逆转。1821年之后穆迪没有申请任何专利，尽管他在工厂内部电力传输等领域做出了关键创新。这些创新没有专利，但在行业内迅速扩散，成为所有新厂建设的标准。1823年，除了与其密切相关的公司外，波士顿制造公司停止销售设备和专利许可，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机器商店的经营权只偶尔卖给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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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改变会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因为专利没有产生更多的利润。波士顿制造公司的专利在织机上使用，只一次性收取15美元的费用。如果波士顿制造公司建起一台专利织机，它能一次获利35美元。但如果把这台织机投入生产，它的年利润总额将超过200美元！织机的一次性专利使用费不到将这些织机投入生产产生价值的1%。波士顿制造公司没有理由让自己的机械师为别人建造织机或支持顾客购买其专利权；这些机械师为波士顿制造公司或它的姊妹公司建造织机会更有价值。所以波士顿制造公司重新规划了方向，不再将重心放在专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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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改变并不是说专利制度就失败了。每台织机15美元的专利使用费，与19世纪之后几十年专利联营所获得的版税比起来，已经相当不错了。23即使专利使用费涨到两倍或三倍，与波士顿制造公司通过使用这些织机获得的利润比起来，仍然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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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本身和使用专利产生的利润之所以会有差异，和“温柔”竞争的原因一样：缺乏技术和知识渊博的机械师、管理者和工人。另一家工厂可以从波士顿制造公司那里购买织机专利权，但这些专利的价值，只有在工厂有机械师能建造、安装和维护织机，有管理者可以组织生产，有工人可以学会如何有效操作这些设备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来。知识和技能比想法更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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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类似的原因，独立发明家可以赚取专利的利润，但这些利润很有限。艾勒·德雷伯发明了一款成功的伸幅器，并为之申请了专利，将其卖给了制造商。但是德雷伯从自己的发明中只获得了一小部分收益，因为与独立发明家比起来，纺织品制造商占据了贸易谈判的有利位置。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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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利价值有限，大多数动力织布机的关键创新在最开始的二十年间都没有申请专利。然而，创新者在技术方面做了很大的改进。从1814年到1835年，一名织工织出一码粗布的时间，从40分钟降至8分钟。减少的时间里，只有三分钟——约占10%——归因于专利发明。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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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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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棉纺织业变得更有竞争力。公司再也不能毫无风险地与竞争对手自由分享知识。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织机发明的专利申请率大幅上涨，并在19世纪之后的几十年一直居高不下。19世纪四五十年代，几乎所有的重要进展都申请了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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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发明家开始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与纺织制造商谈判的筹码也增加了。同样地，随着专利市场的发展，他们可以启用一个新的策略：开展更大的技术专利授权服务，以阻止可能替代品的进入。他们会申请所有能实现结果的专利，垄断通用技术功能。例如，德雷伯的继任者在19世纪70年代，创建了快速纺锤的专利联盟，并在后来获得了400项附加专利。1895年，当德雷伯的公司（乔治·德雷伯和儿子创立）推出诺斯罗普自动织机——一种重要的新的纺织技术时，它获得了超过2000项专利，奠定了其几十年的市场霸主地位。因此，到19世纪末，织机专利对所有人开始变得有价值，即使它不能够帮其专利权人建立起先进动力织机市场的垄断地位，也能建起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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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大众对创业企业和专利的传统看法相反。在这一民间史诗中，专利对独立发明家和他们的起步公司至关重要，可以防止因别人复制了他们的想法而导致利润减少。一般认为，专利对大公司来说，价值不大，因大公司有其他的方式保护市场。但在织机技术的例子中，早期的发明家几乎没从专利中收获什么。随后当技术成熟，市场开始出现竞争，知识变得更加标准化后，专利变得有价值，它能帮助一家公司成长为纺织设备市场的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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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共享如此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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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模式——专利起初不是很有价值，然后变得对公司非常有价值——似乎比传统观念认为的情况更普遍。马克·莱姆原以为对独立发明家的史诗级描述是种迷信。26他记载了大量重要和次要的发明，这些发明几乎同时由互不相干的人创造出来。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认为，在科学上，这种“多重现象”司空见惯。27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尔认为多重现象是许多人触及共享知识通用基础的结果。28知识共享产生了同步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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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的知识共享经常发生在重要技术的早期阶段，因为此时它产生的条件很常见。在织机的例子中，允许知识自由共享的关键条件是，在二十年的一段时期内，新的动力织布机技术和旧的替代技术能够共存。这并不罕见。经济学家研究新技术的扩散时，发现新技术主导市场前，常常要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时间。29在这段时间里，新技术与旧的替代技术共存，而使用新技术的生产商常常能获得高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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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使用新技术的生产者能赚取高额利润，那为什么竞争对手不用新技术取代落后的旧技术呢？一定有一些约束条件。对于动力织布机而言，这一约束就是管理者、机械师，以及普通工人要推行新技术所需的技术知识不足。有时其他约束也会发生作用，如特殊矿石等有限的必要投入。30但似乎某些很少的投入，通常是技术知识，也能够让新成立公司赚取利润的条件增多，即使它们要与竞争对手分享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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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技术知识往往是稀缺的，特别是在技术的早期阶段。尽管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已走出大学的实验室，掌握大量隐性知识的顶尖科学家常常至关重要。一系列研究表明，在生物技术和半导体领域，“明星科学家”的亲身参与能显著提高商业化成功的概率。31而当大学教学人员参与并瓜分收益时，大学也能获得更多的授权收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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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技术知识匮乏时，即使知识被分享了，刚起步的创新者也能获得利润，因此专利可能没什么价值。今天的自由与开源软件就是这样，因为它在19世纪被应用于许多的新技术。在技术生命周期的后期，专利可以帮助持有人巩固一个或几个公司的市场势力。这曾发生在织机设备、炼钢和数字无线通信上。现在似乎正发生在智能手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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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分享机制的条件也为多元化的商业模式创造了机会。动力织布机的起步企业并不是主要靠专利许可，或是销售独家专利保护产品来赚钱。它们通过这种技术的使用者（纺织厂），或通过承建和安装它（机器商店）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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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新兴技术的创新者常常通过担当用户、顾问或承包商来从其知识中获得回报，而不是以一个排他的专利权人的形式。有时他们会与政府采购项目合作。更为常见的是，大多数对软件的商业支出，并不是在预先打包好的软件产品上，而在其承包或内部开发上。33公司会提供免费的开源软件，比如数十亿美元的红帽公司，即使他们提供免费软件，也能基于其互补性知识而获利。由于新技术的主要好处常常来自使用它的过程，而不是将其卖给其他人的行为，所以许多创新者同时也是使用者，而不是制造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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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生命周期能帮助解释工业革命期间专利作用的疑惑。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更有势力的财产权，包括专利，是工业革命的必要前提。然而研究此阶段专利作用的学者，却难以找到专利激励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证据。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发明家并没有受益于专利。35经济史学家佩特拉·莫泽发现，在1851年的水晶宫里展览过的发明，只有11%在英国申请了专利，15%在美国。36大多数英国专利似乎都来自技术创新相对较少的领域。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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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我们意识到此时技术知识正处于短缺状态，这一悖论就得到了解决。知识短缺意味着专利通常还不足以产生利润，一些创新者，如第一批纺纱厂的建造者之一理查德·阿克赖特，他从纺纱厂中获得了高额利润，即使不实施专利，也有利可图。阿克赖特在纺丝技术上获得了专利，但在法庭上被宣布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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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分享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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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新成立公司所面临的特定条件，什么样的激励措施能鼓励他们创新？通常，专利只能给专利权人带来有限的价值。我们常常听到的，小型创新者只能通过专利来保护利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当然，专利不一定会妨害技术的起步，尽管有时它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将在第十二章讨论这一问题。但除了专利，鼓励知识共享的政策也能促进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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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创新者和公司以各种方式交流技术知识：行业协会、技术出版物、聚会和讨论会、非正式交流、承包、咨询、许可、招聘，以及人才交流。38政府政策可以显著影响这些活动的性质和范围，有经验表明，它会对创新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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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政治学家安娜·李·萨克森宁开始研究硅谷科技公司和波士顿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科技公司的不同命运。39在20世纪70年代，这两个地区建立起了大量的新技术公司，涉及计算机、电子、半导体。两个地区都有许多顶尖工科大学扎根，且都在沿海地区，都得益于政府与研发相关的采购项目。然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们的命运之路走向了两个方向。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的顶尖计算机技术公司——DEC公司、DG公司、王安电脑，以及Prime公司——都走了下坡路，而硅谷的公司则欣欣向荣，包括惠普、英特尔、太阳微系统公司，以及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从1975年到1990年，硅谷产生了15万个新的科技工作，128号公路高科技园区只产生了5万个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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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量的采访，萨克森宁找到了企业间如何交换知识的关键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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