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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日本创新体系的其他特性加深了对新成立公司的偏见。在日本，风险资本是有限的，更多的是面向债券而不是股票，相比刚成立的公司，成熟的公司更能受益。能力高度纯熟的技术人员，也更多地存在于大公司的终身雇佣制中，创业企业很难招募到人才，技术劳动力市场也更难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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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的净效应便是限制了日本的打包软件市场，推迟了标准化，使创业企业难以进入市场。发展一个主要由与软件供应商垂直一体化的几大硬件公司主导的市场，是挑战IBM的有效方法。但这种策略使它很难建立起打包软件的共同标准以及有竞争力的市场。政策对于大型企业的支持倾向似乎很难矫正，部分原因是这些企业的政治权力。例如，反垄断政策似乎不太可能使软件公司真正独立。在围绕定制软件和紧密垂直关系建立起来的行业里，做出改变很困难。例如，没有一个健全的打包软件行业，风险投资家的投资机会有限。这些机构，再加上日本的企业文化，加深了政策倾斜。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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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型计算机公司倾斜的政策不会影响所有行业。在其他技术行业，如计算机控制机床方面，日本在早期创新阶段就已经出类拔萃了，而彼时美国的努力还没有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国防部的限制性政策（见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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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信息技术上不平衡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是历史的产物。正在迎头奋进的国家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引进成熟技术，并改变政策来促进国内产业取代这些引进技术。1792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支持“幼稚产业”而征收关说的论点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但成熟的技术通常都有大规模的生产和显著的规模经济。发展这些行业可能会使立场偏向一些大公司。这种不平衡的政策可能会限制一个国家未来发展早期技术的能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会经历“中等收入陷阱”：在成熟技术的基础上，它们能够发展到一定水平，但要跨入技术前沿却面临不小的挑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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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日本软件行业的例子表明，一个偏向既定利益的不平衡政策会抑制新兴技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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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的美国创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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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最终都只由少数几家大公司主导。美国自身就是第一个迎头奋进的发展中大国，当时主要是和英国进行技术竞争。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能够发展和维护一个平衡、灵活的政策，能同时支持成熟的行业和新成立的企业。最近的发展似乎破坏了这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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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遵循了汉密尔顿的建议，为棉纺织品和钢铁等制成品提供贸易保护。19世纪上半叶，关税导致进口商品的价格提高了25%，在某些情况下更多。这一政策促进了美国国内产业的发展。经济史学家已经发现，关税在最初阶段可以促进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这得益于通过实践来学习，虽然该行业过了“幼稚期”后仍征收了很长时间关税。13对钢铁和棉纺织品征收关税非常重要，因为它为促进这些行业知识的广泛共享创造了条件。由于这种保护，美国棉纺织品和钢铁的生产率后来居上，超越了英国的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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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美国的政策并不是主动要建立一个大公司群以挑战英国的霸主地位——当时英国公司本身就不是特别大——大公司还是在一些行业中出现了，在这些行业里，规模经济占据了很大优势。14通过合并和收购，美国钢铁公司在1901年创建。这一“钢铁托拉斯”的钢产量占了美国钢产量的2/3，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生产商。在关键行业占统治地位的公司形成了联合企业，它们能提高价格，限制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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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公司肯定有政治影响力。第九章阐述了大型钢铁厂的持续影响力，尽管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钢铁行业的经济意义削弱了很多。但它们的权力并未受到影响，也许是因为美国政治利益的多样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反补贴政治运动，包括进步运动和工会的兴起，都挑战着大公司的影响力。例如，它们促成了反垄断法的立法，迫使1911年标准石油公司被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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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出现的政策组合具有独一无二的灵活性。它鼓励那些小型创业企业使用新兴技术，也鼓励成熟技术的发展，其中的标准化知识能让老牌大企业有效利用规模经济。最后出现的政策平衡和一系列支持机构，形成了一个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15企业管理学者戴维·莫厄里和亨利·切撒布鲁夫强调了美国系统的一些鲜明特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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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垄断法都非常严格。此外，与日本和欧洲许多国家不同，政府没有选择让特定的大型企业发挥特殊作用。美国的政策限制了大企业不公平地阻止创业企业进入行业的能力。但总的说来，它没有组织公司大规模的生产，以实现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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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公司与供应商、客户，以及互补产品的制造商之间维持着正常的关系。其他国家却不一定是这样。例如，日本的软件公司经常与硬件公司和主要客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包括共享所有权。美国之所以特别，部分原因是其商业文化常寻求多源供应，还有部分原因是反垄断法。反垄断机构迫使发明了半导体技术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远离商业半导体市场，将其技术以很低的特许使用权费大量发放。IBM被迫从其大型计算机上解除了外围设备。17这些行动使得各种各样的参与者可以进入到这些新兴市场来18，并鼓励开发了一个独立的市场和通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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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鼓励企业间相对简单的员工流动。在19世纪早期，有技能的移民劳动力往往对新兴技术的发展来说很重要。行会制度没有为交易的进入设限，而且，正如我们所见，国内早期机械工人之间的流动推动了知识交流。在今天的美国，专业技术职业人员的流动性要比日本频繁。19劳动力流动促进了知识共享，对健康的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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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学家佐里娜·卡恩认为，19世纪美国专利系统是非常民主的，它允许普通机械工人和农民也能负担得起专利保护。20在其他国家，要获得专利是需要很大开销的，有时需要游说，以使利益偏向富人和名门望族。美国的系统为个人和创业企业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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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的政府采购政策对新技术的刺激，有着特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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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风险投资家在资助新技术领域的创业公司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美国的风险投资基金比其他国家发展得更快。美国风险投资产业在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小企业投资法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监管改革允许养老基金用于风险投资，这推动了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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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互相促进。例如，风险投资需要一个独立创业公司可以进入的市场，这反过来取决于可用的人才愿意离开他们当前的职位加入创业公司。这些因素还受美国文化特征的影响，比如看重个人自主权和流动性的价值，以及对等级制度的毫不在乎。日本文化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来加强这些政策。美国的政策、文化，以及过去的实践结合起来，培育了新兴技术领域的创业企业和成熟技术领域的大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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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它们并不是唯一促进大规模技术知识习得发展的政策和体系。这一套政策和体系也不是适合所有技术。那些第一个进入市场的行业天生自带优势，比如软件行业，鼓励创业企业和新的市场进入者至关重要；最先掌握新技术，可能会让一个国家的产业抢占主导地位。但这一优势对于其他技术可能并不那么重要。例如，在成熟行业，技术变化缓慢，比起交易双方保持一定距离的独立供应商，自给自足的大公司可能会更好地协调和整合新知识。例如，在汽车行业，比起美国公司的专业汽车工程师，日本的产品开发模式允许附属于大公司的工程师获得更广泛的技能和知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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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的创新系统似乎在新兴技术和成熟技术之间达到了一个平衡，这使得美国企业在汽车和软件领域都获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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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没有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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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美国创新系统独特的历史特点不再。美国不再有最严格的反垄断法；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欧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美国的反垄断法是基于比过去严格得多的经济分析。一些先前提到的政策转变也偏离了历史轨迹。职业许可证的发放已覆盖29%的工作，它限制了就业增长、职业培训，以及新技术的使用。军事采购被限制，其培养大规模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被削弱。更严格的商业保密法限制通过跳槽来共享知识的方式。专利覆盖的范围被扩大到了新的领域，包括软件、做生意的方法，以及思维过程，这些变化同样限制了员工知识的转移。在某些技术中，曾经有利于小型企业的专利，现在成了他们一个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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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并不是随机的。它们让特定的公司和利益集团受益。军事采购的改变对大型国防承包商有利；专利和商业保密法的改变，对成熟行业内的大型老牌企业及律师大有帮助；对护士执业证书的强调，可保证受过大学教育的护士和专业协会的利益；在社区大学投入资金的减少，意味着研究型大学投入资金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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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特殊利益集团影响政策，他们让制定好的政策变得困难。当然，特殊利益集团和管制俘获影响了政策制定的大部分领域。然而由于技术知识的两面性，政治影响力导致的系统性偏差总是以牺牲一些技术的代价来支持另一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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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差的原因很简单。旧技术倾向于支持既得利益者，如大型钢铁厂。大规模建立起成熟技术能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利润。在这些技术中获得技能的工人，通常能赚取高薪；投资者能获得稳定的回报。但新技术很少有这样的确定利益。工作岗位、技能和利润都是试探性的。新技术很少大规模地被应用，直到它们实现标准化；它们通常涉及新兴企业及少量的工人和投资者。当事各方从新技术中获得的大多数利益，都不是那种能产生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完善的利益。借用田纳西州国会议员吉姆·库珀的话：“总的说来，华盛顿在过去参与了太多。未来没有说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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