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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美国创新系统独特的历史特点不再。美国不再有最严格的反垄断法；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欧洲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好，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现在美国的反垄断法是基于比过去严格得多的经济分析。一些先前提到的政策转变也偏离了历史轨迹。职业许可证的发放已覆盖29%的工作，它限制了就业增长、职业培训，以及新技术的使用。军事采购被限制，其培养大规模学习新技术的能力被削弱。更严格的商业保密法限制通过跳槽来共享知识的方式。专利覆盖的范围被扩大到了新的领域，包括软件、做生意的方法，以及思维过程，这些变化同样限制了员工知识的转移。在某些技术中，曾经有利于小型企业的专利，现在成了他们一个很大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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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并不是随机的。它们让特定的公司和利益集团受益。军事采购的改变对大型国防承包商有利；专利和商业保密法的改变，对成熟行业内的大型老牌企业及律师大有帮助；对护士执业证书的强调，可保证受过大学教育的护士和专业协会的利益；在社区大学投入资金的减少，意味着研究型大学投入资金的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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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特殊利益集团影响政策，他们让制定好的政策变得困难。当然，特殊利益集团和管制俘获影响了政策制定的大部分领域。然而由于技术知识的两面性，政治影响力导致的系统性偏差总是以牺牲一些技术的代价来支持另一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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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偏差的原因很简单。旧技术倾向于支持既得利益者，如大型钢铁厂。大规模建立起成熟技术能为许多人提供就业机会和利润。在这些技术中获得技能的工人，通常能赚取高薪；投资者能获得稳定的回报。但新技术很少有这样的确定利益。工作岗位、技能和利润都是试探性的。新技术很少大规模地被应用，直到它们实现标准化；它们通常涉及新兴企业及少量的工人和投资者。当事各方从新技术中获得的大多数利益，都不是那种能产生巨大政治影响力的完善的利益。借用田纳西州国会议员吉姆·库珀的话：“总的说来，华盛顿在过去参与了太多。未来没有说客。”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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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各种行业中，使用成熟技术的既定团体都在政策冲突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已建立起来的教育精英团体影响职业许可制度，已建立起来的国防承包商影响采购，大公司和专利律师影响专利和商业保密法。23类似的不平衡的冲突在通信行业也有体现，大型电话和电缆公司的利益影响着规则的制定，在版权方面，唱片行业和电影厂主导立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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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游说和利益集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过去几十年里，说客的力量似乎增强了，同时公众的利益被削弱了。这一改变从著作权法适应新技术的方式便可看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著作权法广泛地适应着新技术，比如自动钢琴、留声机、无线电广播、音乐盒、磁带播放器，以及有线电视。24新技术通常在一定时期内不受著作权法影响；之后，国会授权版权持有者征收合理的强制许可使用费。但今天，面对现有广播体系中强大的说客，最近的技术，比如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广播，立即就会被征收——与有线电视和广播电台征收费用相比——高得多的惩罚性许可费。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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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客能买到的最好的专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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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更倾向于既得利益团体？使用成熟技术的老牌产业和使用新兴技术的创业企业间的不平衡，是公共选择理论中一个集体行动问题的标准例子：相比拥有分散利益的大团体，一个收获巨大的小团体往往能行使更大权力。25然而，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既得利益者与新进入者在政治上的纷争不断，但这并没有严重损害新兴技术。过去几十年里一系列的变化，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政治越来越分党结派，代表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工会没落了，进步运动的想法失去了吸引力，也许产业被更强大的垄断所主导。26但罪魁祸首是：钱在政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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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偏差的时机非常可疑，因为它或多或少与金钱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大公司的政治影响力齐头并进。劳伦斯·莱西格在其著作《失落的共和国》中描述了金钱对政治的急剧影响是如何颠覆政治进程的。排除通货膨胀因素后，赢得国会席位的平均成本已经上升到超过100万美元，是1974年的6倍。莱西格解释说，金钱在政治中的作用大多不违法，也不涉及贿赂等直接的腐败行为。相反，它创造了一个体系，政客们在这个体系中依赖于捐赠者，并传播着捐赠者的观点。政治家在一系列特定行业议题上发表正确意见，便有可能继续收到竞选捐款，未来离开国会后也能获得好的就业，得到其他一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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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这一作用在最近关于专利改革法案的立法争论中可见一斑。2011年，随着专利流氓加速蔓延，国会通过了《美国发明法案》。奥巴马总统称其是自1952年以来对专利制度所做的最重要的改革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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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流氓的出现主要是由处理专利上诉的专门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所做的一系列决策导致的。该法院在1982年成立时，专利法成为唯一拥有专门法院的法律。游说创建该法院的说客强调，它将给专利法带来有益的统一。但许多观察人士指出，这种专业化会导致专利律师对法庭施加不恰当的影响力，从而影响其裁决。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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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希望《美国发明法案》能解决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一些管制过度问题。这一法案的制定历时7年，而这7年是见证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激战的7年。超过1000名说客参与了这个法案，其中包括10名前国会议员、280名前国会工作人员和50名前政府官员。28数亿美元花在了游说和竞选捐款上。29专利律师和制药公司认为，专利系统需要为开发新的知识提供强大的动力，改革不应削弱这些激励措施。科技公司认为，专利流氓抑制了它们开发和共享新知识的能力。成熟的科技企业如IBM和微软主张适度修改法律；而谷歌这样的新公司，由于经常要处理来自专利流氓和其他一些老企业的专利诉讼，则寻求根本上的改变。这些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形成了一个僵局，最终催生出一项有许多改进，但无实质性改变的法案。法案的许多细节是在制药工业代表和高新技术产业代表的内部谈判中推敲出来的，由专利局的领导最终裁定；小型创业企业和民众并没有在讨论中占据一席之地。最终，新法案没能阻止专利流氓或是消除那些被它们拿来滥用该系统的可怜专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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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个行业是例外——这一例外证明了上述法则。该法案的第18条设立了一个挑战“在金融产品或服务的实践、经营或管理中”使用专利的特殊程序。换句话说，金融行业——华盛顿最强大和高支出的游说团体之一，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程序来废除对他们的商业方法有影响的专利。这些专利常被专利流氓用来赚取大型银行的和解费。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将第18条写入法案。31虽然这一条获得了金融行业的支持，却遭到了专利流氓及其律师事务所的强烈反对。民主党人南希·佩洛西、玛克辛·沃特斯，以及丹·波伦反对第18条，原因很显然，民主党的竞选捐款多来自律师事务所；同样反对这一条款的，还有共和党人吉姆·森森布伦纳、达纳·罗拉巴克、丹·朗格伦和查理·登特，他们都接受了来自最大的专利流氓——知识产权风险投资公司的捐款。但是它们无法与大银行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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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利益阻止了有意义的专利改革，这些改革本可能纠正专利制度加在那些新兴技术行业中小型创业企业身上的负担。只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游说团体才能够提取出一个特别条款来阻止专利流氓，但也面临巨大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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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意外，尽管有《美国发明法案》，专利流氓还是继续提起了更多的法律诉讼。2013年，专利流氓提起的诉讼比前一年增加了18%。32也许现在的政治成本效益计算方法正在改变，因为政治流氓除了控告大量的小型创业公司外，还将触角伸向了更广泛的对象，包括零售商、非营利组织、酒店和餐馆。这些行业的组织代表，以及美国风险投资协会和应用程序开发者联盟（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开始推动新一轮的专利改革。33看来专利流氓已经叫醒了小型企业——沉睡中的美国政治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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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新专利法才仅仅两年，白宫和国会便开始重新审视专利改革以应对选民的抱怨。2013年12月，众议院以325票对91票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针对专利流氓的专利改革法案。白宫支持这项立法，也在专利局做了一些改变，叫停了一些本不该被授予的并被过度解读的专利。34同时，以佛蒙特州为首，许多州都通过了打击欺诈索赔的专利流氓的立法。这些立法的努力可以限制最严重的过度解读，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专利流氓的问题。尽管如此，它们仍是向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然而强大的制药业游说团体和出庭律师能够在参议院阻止改革。2014年5月，当一项折中法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形时，参议院最高领导人将立法从考虑中剔除，以回应这些团体的游说。在撰写本文时，这些既得利益团体成功阻止了改革。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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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流氓的问题并不会让创新完全停止。专利流氓诉讼减少了研发投入、风险资本投资，与进入市场的新公司数量的减少也脱不了关系。如果专利流氓被遏制，公司将会在新技术上投资更多，并会在它们今天不会投资的创新项目上进行投资。专利流氓的存在使得过渡到新一代技术用时更久，过程更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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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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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游说使专利法保持着不利于创业企业和早期技术利益的偏差。钱和游说的影响也出现在一些其他政策领域，近些年来它们都向着错误的方向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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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详述了职业许可证发放的大幅增长：20世纪50年代，只有70种职业，覆盖5%的劳动力；到2008年，有800多个职业都需要许可证，覆盖了29%的劳动力。这一巨大变化只能理解为大量游说的结果。36仅在1995年，州立法机构就提出了针对医疗卫生职业的850项议案，其中超过300项被写进法律。37这主要是专业协会说客的工作。公众没有类似的游说团体能为消费者和可能进入该职业人群的利益发声。一些涉及许可证的法案，通过影响相互竞争的专业协会，最终影响了相互竞争的职业——内科医生vs护理师、牙医vs牙科卫生员，但即使是这些斗争往往也倾向于更成熟的职业。结果便是获得医疗保健金机会的减少，就医价格的增高，中等技术工人就业机会的减少，以及新技术应用的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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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的“全国告别演讲”中，针对“军工复合体”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自此以后，国防采购领域就成了说客们的耕耘之地。但随着金钱和游说在政治中的影响逐渐增强，国防承包商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团体，支持现任领导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政党或拥有何种意识形态。38自1990年以来，这个行业已经为政治运动贡献了超过2亿美元，在说客身上花费得更多，仅2012年就在900多名说客身上花了1.32亿美元。39国会利用这一国防预算，来推进需要争取选票的项目。国防研发预算经常超出五角大楼的请求，其中就包含有为国会选区准备的得意计划所需的钱。国会拨款的大部分流向了国防研发预算。40毫不奇怪，国防采购条例会以牺牲大学研究和初创科技公司的代价，来偏向成熟的国防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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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专利，商业秘密法的改变最初是由一群寻求法律“统一性”的专业律师促成的。1979年，一个律师团体——统一州法委员会，起草了《统一商业秘密法》的草案，并在州议会上提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被用来修改大多数州的商业秘密法。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律师事务所是政治活动最大的业务贡献者，在2008年的大选中，为联邦候选人贡献了2.7亿美元。41立法者通常乐于让这一有影响力的团体起草自己的议案。现在，知识产权律师和一批大公司正试图通过一项联邦法令，使商业秘密法更加统一。42然而，不论是专利还是商业秘密法，律师让其更加“统一”的同时，也扩大了它的范围，为自己创造了更多潜在的业务。43一个统一的联邦法令几乎肯定会对加州施加影响，它会重写让硅谷如此成功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业秘密法更宽泛的解释往往会减少员工的流动性和子公司的建立，这些努力对创业企业和发展新兴技术公司的利益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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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利益团体与新兴企业之间的竞争，反映在马萨诸塞州废除执行该州的非竞争协议的努力上。意识到硅谷的优势已经超越了128号公路区，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引进了意图改变本州法律的立法。小型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很支持这项工作，但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和老牌制造业公司反对。就目前来看，后者成功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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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呼吁在这些领域做出改变的利益团体很小，但一些讨论中的政策变化却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为四年制大学提供资金得到了广大的民众支持，然而这一支持，需要从社区大学和技术教育上转移基金，这一点不是那么明朗。涉及专利、商业机密、职业许可，以及国防采购的政策转变，受到说客和政治开销的影响。近年来这些力量让政策更倾向于成熟的技术、老牌行业和精英职业团体，保留旧知识的经济价值，让既得利益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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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进程并不是让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一些团体有着天然的优势。此外，最初的政策倾向往往会得到巩固，因为该政策的支持机构，会带起一系列与现状有利害关系的后来者。然而，一个国家让竞争环境不过分偏向成熟技术的能力，决定了它从新技术中受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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