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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61年的“全国告别演讲”中，针对“军工复合体”提出了自己的警告，自此以后，国防采购领域就成了说客们的耕耘之地。但随着金钱和游说在政治中的影响逐渐增强，国防承包商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团体，支持现任领导人，不管他属于哪个政党或拥有何种意识形态。38自1990年以来，这个行业已经为政治运动贡献了超过2亿美元，在说客身上花费得更多，仅2012年就在900多名说客身上花了1.32亿美元。39国会利用这一国防预算，来推进需要争取选票的项目。国防研发预算经常超出五角大楼的请求，其中就包含有为国会选区准备的得意计划所需的钱。国会拨款的大部分流向了国防研发预算。40毫不奇怪，国防采购条例会以牺牲大学研究和初创科技公司的代价，来偏向成熟的国防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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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专利，商业秘密法的改变最初是由一群寻求法律“统一性”的专业律师促成的。1979年，一个律师团体——统一州法委员会，起草了《统一商业秘密法》的草案，并在州议会上提案。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被用来修改大多数州的商业秘密法。除了金融、保险、房地产，律师事务所是政治活动最大的业务贡献者，在2008年的大选中，为联邦候选人贡献了2.7亿美元。41立法者通常乐于让这一有影响力的团体起草自己的议案。现在，知识产权律师和一批大公司正试图通过一项联邦法令，使商业秘密法更加统一。42然而，不论是专利还是商业秘密法，律师让其更加“统一”的同时，也扩大了它的范围，为自己创造了更多潜在的业务。43一个统一的联邦法令几乎肯定会对加州施加影响，它会重写让硅谷如此成功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业秘密法更宽泛的解释往往会减少员工的流动性和子公司的建立，这些努力对创业企业和发展新兴技术公司的利益很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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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利益团体与新兴企业之间的竞争，反映在马萨诸塞州废除执行该州的非竞争协议的努力上。意识到硅谷的优势已经超越了128号公路区，马萨诸塞州州长德瓦尔·帕特里克引进了意图改变本州法律的立法。小型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公司很支持这项工作，但一些大型科技公司和老牌制造业公司反对。就目前来看，后者成功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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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呼吁在这些领域做出改变的利益团体很小，但一些讨论中的政策变化却得到了更广泛的支持。为四年制大学提供资金得到了广大的民众支持，然而这一支持，需要从社区大学和技术教育上转移基金，这一点不是那么明朗。涉及专利、商业机密、职业许可，以及国防采购的政策转变，受到说客和政治开销的影响。近年来这些力量让政策更倾向于成熟的技术、老牌行业和精英职业团体，保留旧知识的经济价值，让既得利益者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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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进程并不是让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一些团体有着天然的优势。此外，最初的政策倾向往往会得到巩固，因为该政策的支持机构，会带起一系列与现状有利害关系的后来者。然而，一个国家让竞争环境不过分偏向成熟技术的能力，决定了它从新技术中受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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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常见的是，政治与体系独特的成功结合，使得美国跃升为世界技术领袖，然而现在似乎这一点正在往不好的方向倾斜，虽然有其他原因，但金钱利益影响的加强是罪魁祸首。很难评估这些变化对美国如今的创新有多大的影响，但真正的危机在未来，那时这一影响可能很难被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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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各种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美国的创新体系已经失去了原有活力。研究人员发现，过去三十年创业形势一直在减缓。45进入市场的新公司比率一直在下降，与之相关的工作机会也减少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行业成立的新公司，创造的新工作在过去十年里减少了。46虽然还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些衰败形势与过去三十年政策的改变有关，但衰败形势向美国创新的现状发出了一个明确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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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第十四章 大众技能和国家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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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以及最近美国政策的变化，相对来说很小。两个国家都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来促进新技术知识在大众间的推广，这使得两国在重要新技术及为本国大多数公民创造财富上占尽优势。然而这并非一直如此。一个世纪前的日本及两个世纪前的美国都没有这些能力。促进大规模学习的制度和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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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富国和穷国之间收入差距的80%都可以用技术应用来解释。1社会的差异关键在于其训练普通工人获得新技能和知识的能力，越来越多的研究将采用新技术与从实践中学习联系起来。2普通工人学习新技能能力的民族差异，可能会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别的国家有更多财富时起到很大的但被忽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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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国家财富的来源。一般来说，他们分成了三个阵营：地理、文化和体系。三个因素无疑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有趣的是，许多对于它们是如何影响财富的具体解释，都隐含着一种精英驱动的历史观。虽然这一特征经常被掩盖，但这些解释站得住脚，对一小部分人的行为的确产生了影响，他们包括技术企业家和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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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用地理因素解释国家之间贫富不均的理论中，文明都是其最核心的因素，比如贾雷德·戴蒙德的著作。3一些地区能够比其他地方更早、更稳定地建立起农业。这使得等级社会发展起来，精英可以赚取剩余财富拿来投资。它还导致分工出现，让工匠可以专攻某一特定技术。从事生产劳动的群体似乎只占社会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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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马克斯·韦伯开始，文化便一直被视为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韦伯认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生产力和高储蓄率都与新教伦理有关。4最近，戴维·兰德斯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冷酷和理性使得它们优势明显：据兰德斯所说，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发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中国。5但在兰德斯的解释中，冷酷和理性似乎局限于企业家和发明家，以及韦伯提到的新兴资本家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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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国家体系的解释通常专注于这些体系是如何影响企业家的。例如，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政治科学家詹姆斯·罗宾逊强调保护财产权在鼓励企业家投资新技术上所起的作用。6这一群体被认为推动了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增加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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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善于创造财富，确实能激励资本家积累资本，企业家开发新业务，以及发明家发明新产品。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新技术要推行，大量普通工人也需获得技能和知识。这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历史表明，它常常需要由包容性的体系和文化支持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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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工业革命向新技术的过渡，不仅包括工厂过渡为纪律严明的工作场所，也包括大规模的可持续的城镇劳动力，向曾经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地方转移。也许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激进的社会实验需要新体系，包括新形式的工作场地安排，以及为新类别的技术工人准备的劳动力市场。这些改变也需要一个包容性的文化。例如，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纺织业招聘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离乡背井，住在公寓，和纺织厂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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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性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似乎是次要的，但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是日本棉纺织业机械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她们在其他机械化行业的早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史学家认为，年轻的未婚女性之所以被招募进工厂工作，是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机会。7由于没有多少选择，她们愿意拿着相对较低的工资在工厂工作。由于早期技术最开始往往赢利很少，女性的低工资给了制造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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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文化即使在今天，也不允许年轻女性参与这样的实验。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机构允许这些实验呢？符合条件的文化不是只会鼓励节俭、毅力、理性、冷酷。能包容各种各样的人有机会参与独立的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愿意让女性外出工作和学习阅读。不管在哪里，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的自由，都是社会包容性的风向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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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如今许多国家都缺乏的文化包容性，却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历史遗产。同样的社会自由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就不被允许，当时许多年轻女孩仍然得裹小脚9，也不会出现在洛厄尔之前一个世纪信奉清教的新英格兰。从长远来看，重要的不光是一系列特定的文化价值观，还要有适应不断变化时代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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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体系不仅仅是那些能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提供激励的体系，还有那些能鼓励大量普通工人获得新技能和知识的体系。在这里，包容性同样很重要。要使得刺激大众习得新技能成为可能，就意味着愿意将经济权下放给大众。地位牢固的社会精英——不仅仅是经济精英——并不总是愿意分享权力，因此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往往不能从技术带来的好处中获益多少。例如，奴隶就没有动力去获取新的技术知识和技能。19世纪尝试使用奴隶来运行纺织厂的做法大多都失败了。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可能会难以适应新技术的大规模采用和推行，除非它们愿意允许妇女、少数民族、移民，以及其他人获得重要的经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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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激励措施，鼓励普通工人获得新知识，也能减轻过渡到新职业和组织的难度。虽然动力织布机并未像马克思宣传的那样，导致手摇织布机工人挨饿，但它迫使他们进行了过渡。他们经常得搬到城市找工作，他们的家庭成员必须在新技能上进行投资。工人们并不都会对这样的背井离乡逆来顺受。他们有时会砸烂机器，就如卢德派偶尔做的那样。在这样的转变时期，社会体系可以对其提供支持。事实上，经济学家阿夫纳·格雷夫和穆拉特·依古恩发现，大众对技术相关的经济转型的抵抗，英格兰经历得相对较少；他们将这一平稳归结于英格兰的福利机构，它们为穷人提供了支持。10他们还发现福利支出的水平和创新之间有统计学上的联系。英格兰福利更好的地区发生粮食暴动的频率更少，获得的专利则更多；欧洲那些福利更好的国家在国际展览中也能展出更多的技术创新。这表明，一个国家推行新技术的能力取决于它如何对待构建和使用该技术的普通大众，以及提供给他们的自由、激励以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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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面临经济混乱的工人的需要，这对他们推行新技术的能力有所影响。反过来，工人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可能会影响政治权利。经济学家发现，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国家，但其中的关联是什么却一直争论不休——究竟是民主产生了更多的财富，还是富裕的中产阶级推动了民主，抑或是两者同时发生。11如果你将相关的经济激励看作不仅针对企业家，也针对大量和新技术打交道的普通人，那么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显然都更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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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将削弱政治制度对大众需要的响应能力，从而妨碍我们推行新技术能力的政策。最富有的那0.1%的人口所掌握的财富的增长份额可能会引发埃兹拉·克莱因所谓的“寡头政治的恶性循环”：集中的财富能购买政治权力，从而通过降低税收进一步增加财富，这会让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加集中到富人手中。12另外一些人，如托马斯·皮凯蒂看到，这一集中的财富，13会破坏民主的合法性。14皮凯蒂建议对富人征收全球税，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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