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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基于国家体系的解释通常专注于这些体系是如何影响企业家的。例如，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和政治科学家詹姆斯·罗宾逊强调保护财产权在鼓励企业家投资新技术上所起的作用。6这一群体被认为推动了新技术的采用，从而增加了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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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善于创造财富，确实能激励资本家积累资本，企业家开发新业务，以及发明家发明新产品。但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新技术要推行，大量普通工人也需获得技能和知识。这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历史表明，它常常需要由包容性的体系和文化支持的社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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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美国工业革命向新技术的过渡，不仅包括工厂过渡为纪律严明的工作场所，也包括大规模的可持续的城镇劳动力，向曾经主要是农村地区的地方转移。也许人们很容易忘记，这一激进的社会实验需要新体系，包括新形式的工作场地安排，以及为新类别的技术工人准备的劳动力市场。这些改变也需要一个包容性的文化。例如，19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美国纺织业招聘年轻的未婚女性，她们离乡背井，住在公寓，和纺织厂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是一次大胆的社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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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女性在工业化中的角色似乎是次要的，但事实上，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是日本棉纺织业机械化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她们在其他机械化行业的早期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经济史学家认为，年轻的未婚女性之所以被招募进工厂工作，是因为她们几乎没有其他谋生机会。7由于没有多少选择，她们愿意拿着相对较低的工资在工厂工作。由于早期技术最开始往往赢利很少，女性的低工资给了制造商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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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文化即使在今天，也不允许年轻女性参与这样的实验。什么样的文化和什么样的机构允许这些实验呢？符合条件的文化不是只会鼓励节俭、毅力、理性、冷酷。能包容各种各样的人有机会参与独立的经济活动至关重要，其中包括愿意让女性外出工作和学习阅读。不管在哪里，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的自由，都是社会包容性的风向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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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如今许多国家都缺乏的文化包容性，却不是什么亘古不变的历史遗产。同样的社会自由在一个世纪前的中国就不被允许，当时许多年轻女孩仍然得裹小脚9，也不会出现在洛厄尔之前一个世纪信奉清教的新英格兰。从长远来看，重要的不光是一系列特定的文化价值观，还要有适应不断变化时代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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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重要的体系不仅仅是那些能为企业家和发明家提供激励的体系，还有那些能鼓励大量普通工人获得新技能和知识的体系。在这里，包容性同样很重要。要使得刺激大众习得新技能成为可能，就意味着愿意将经济权下放给大众。地位牢固的社会精英——不仅仅是经济精英——并不总是愿意分享权力，因此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往往不能从技术带来的好处中获益多少。例如，奴隶就没有动力去获取新的技术知识和技能。19世纪尝试使用奴隶来运行纺织厂的做法大多都失败了。一般来说，一个社会可能会难以适应新技术的大规模采用和推行，除非它们愿意允许妇女、少数民族、移民，以及其他人获得重要的经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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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供激励措施，鼓励普通工人获得新知识，也能减轻过渡到新职业和组织的难度。虽然动力织布机并未像马克思宣传的那样，导致手摇织布机工人挨饿，但它迫使他们进行了过渡。他们经常得搬到城市找工作，他们的家庭成员必须在新技能上进行投资。工人们并不都会对这样的背井离乡逆来顺受。他们有时会砸烂机器，就如卢德派偶尔做的那样。在这样的转变时期，社会体系可以对其提供支持。事实上，经济学家阿夫纳·格雷夫和穆拉特·依古恩发现，大众对技术相关的经济转型的抵抗，英格兰经历得相对较少；他们将这一平稳归结于英格兰的福利机构，它们为穷人提供了支持。10他们还发现福利支出的水平和创新之间有统计学上的联系。英格兰福利更好的地区发生粮食暴动的频率更少，获得的专利则更多；欧洲那些福利更好的国家在国际展览中也能展出更多的技术创新。这表明，一个国家推行新技术的能力取决于它如何对待构建和使用该技术的普通大众，以及提供给他们的自由、激励以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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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政治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面临经济混乱的工人的需要，这对他们推行新技术的能力有所影响。反过来，工人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可能会影响政治权利。经济学家发现，富裕的国家往往是民主国家，但其中的关联是什么却一直争论不休——究竟是民主产生了更多的财富，还是富裕的中产阶级推动了民主，抑或是两者同时发生。11如果你将相关的经济激励看作不仅针对企业家，也针对大量和新技术打交道的普通人，那么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显然都更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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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要问题是，日益扩大的经济不平等将削弱政治制度对大众需要的响应能力，从而妨碍我们推行新技术能力的政策。最富有的那0.1%的人口所掌握的财富的增长份额可能会引发埃兹拉·克莱因所谓的“寡头政治的恶性循环”：集中的财富能购买政治权力，从而通过降低税收进一步增加财富，这会让经济和政治力量更加集中到富人手中。12另外一些人，如托马斯·皮凯蒂看到，这一集中的财富，13会破坏民主的合法性。14皮凯蒂建议对富人征收全球税，以打破这一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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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抑制中产阶级工人工资增长的政策，由比那顶尖的0.1%人群所关注的利益更广泛的利益所驱动。那些游说提高职业许可教育要求的专业协会，并不由亿万富翁组成，也不是由那些争取开放标准的国防承包商或电子医疗系统供应商的大多数股东组成，也不是由那些反对拨乱反正专利系统的律师组成。这些利益集团的成员，可以肯定生活富足，但他们不是亿万富翁。0.1%顶层人群的相对财富对普通工人的经济健康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恢复工资增长的障碍可能更多来自由我们的金钱支配的政治制度所引起的更广泛的机能障碍，而不是那些巨富们的特定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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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影响力在当今扮演着和过去不一样的角色。卢德派试图阻止新技术和工厂系统的侵入。但是他们是贫困的工人，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结果他们收效甚微。今天，专利律师、国防承包商和专业协会从推迟新技术推行和限制就业增长的行动中获利。他们并不是有意想要延迟技术，但在广泛损害普通工人和社会这件事上，他们的游说团比卢德派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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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施行了最佳政策，向新知识和新体系的过渡仍然很困难，这是因为技术生命周期循环很慢。大量的普通工人以及科学家、工程师、管理者，需要学习许多东西，而且这些知识中很大部分在当时只能通过实践来学习。信息技术似乎使这种学习变得特别困难，因为它会影响很多不同的职业，某些行业变化迅速，对于新的知识和新的标准一直有需求。获取推行信息技术所需的知识，是社会要解决的难题。普通工人的实践技能200年来一直是广泛共享财富的源泉，而强大国家的经济实力建立在人民的技术知识之上。为普通工人提供获得技能和知识的方法，来推行如今的新技术，经济回报不仅会增长，还能被广泛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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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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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资与财富：为什么技术进步、财富增加，你的工资却止步不前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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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这本书，源于我在学校学习的有关“创新”的概念，和之后在运营一家软件初创公司时对这一概念理解的不一致。我在第二章会讲到，要想将一项新技术运用于实践，自己的知识面以及我们的雇员和客户需要学习的内容，其广度令人惊讶。我认为这一过程很重要，也常常被低估。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思考“从实践中学习”，思考“从实践中学习”为什么重要，以及这种重要性意味着什么。这种好奇心可能并不是一名首席执行官该具备的最好的品质，但自20年前我离开公司，开始学术研究生涯后，它使我的研究和学习达到了比我预期更深更广的境界。“从实践中学习”的影响比我想象的还要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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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生涯不同寻常，所以我特别感激那些在早期接受和鼓励我的人。埃里克·马斯金慷慨地抽出时间，给了我莫大鼓励。博扬·约凡诺维奇第一次将我关于“从实践中学习”的一些想法公之于众。迈克·穆尔是我十年来学术研究领域的搭档，他是参谋、向导、评论家、啦啦队长、魔鬼代言人，以及《专利失败》一书和许多学术论文的合著者。我的妻子乔伊斯，扮演着类似的角色，在一些艰难时期，她更关注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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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一直得到一些机构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感谢莫林·奥鲁尔克和温迪·戈登。我曾在哈佛大学伯克曼中心待过一小段时间，并在麻省理工学院拜访了埃里克·冯·希贝尔。本书大部分的初稿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完成的，当时我正在伯克利法律与技术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感谢帕姆·萨缪尔森、彼得·梅奈尔、罗伯特·巴尔以及路易丝·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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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要特别感谢阅读本书第一份手稿并给出个人意见的人，他们是：乔伊斯、亚瑟·鲍汀、艾米丽·范伯格、丹·菲特、伊莱恩·福特、约阿希姆·汉高、布莱恩·卡辛、迈克尔·基美齐、杰夫·库恩、蒂姆·李、梅根·马克迦文、迈克尔·莫伊雷尔、阿莱·努沃拉里、罗伯·雷斯图恰、蒂姆·西姆科、斯科特·斯特恩，以及海蒂·威廉姆斯。请仔细阅读成书，在你们的帮助下，它真的，真的，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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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获取关于纺织技术的数据和实践知识时，一些人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其中包括洛厄尔历史国家公园的瑞克·兰德尔和美国纺织历史博物馆的迈克·克里斯蒂安森。汤姆·布拉什慷慨地分享了劳伦斯公司的工资数据，哈佛大学贝克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让我得以接触到最早的工资表和其他历史记录。助理研究员做了很多工作，使得这些数据有意义，他们是约翰·麦克利兰、蒂姆·莱顿、丹·威尔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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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分享了知识，并以论文评论家、编辑、合著者或被采访者的身份，在非正式讨论中提供了反馈。他们包括：达龙·阿西莫格鲁、吉姆·亚当斯、菲利普·阿格因、鲍勃·艾伦、戴维·安德森、罗伯特·贝、欧尼·伯恩特、汤姆·布拉什、陈向东、科林·陈、格雷格·克拉克、伊恩·考克伯恩、韦斯·科恩、迪亚哥·科明、丹尼斯·克劳奇、保罗·戴维、乔·法雷尔、丹·费特、普莱斯·费希拜克、李·弗莱明、多米尼克·弗雷、珍妮弗·福特、克劳迪娅·戈尔丁、罗薇娜·格雷、蒂姆·吉南、布朗温·霍尔、迪特玛尔·哈霍夫、鲍勃·亨特、布莱恩·卡因、凯雷姆·莱克汉尼、内奥米·拉默利奥克斯、戴维·兰德斯、蒂姆·莱顿、比尔·拉让尼克、马克·莱姆利、拉瑞·莱西格、蒂姆·罗尼格、戴维·莱文、弗兰克·路易斯、布莱恩·洛夫、约翰·莱昂斯、布鲁斯·麦克杜克尔、梅根·麦克加文、克里斯汀·麦克劳德、彼得·梅内尔、罗伯特·墨杰斯、麦克·莫伊雷尔、彼得·梅耶、戴维·米奇、佩特拉·莫泽、戴维·莫厄里、约翰·默里、阿莱·努沃拉里、艾伦·奥姆斯特德、戴维·奥尔森、凯文·奥鲁尔克、约翰·帕克、卢西奥·碧斯、米奇·波林斯基、伍迪·鲍威尔、塞西尔·奎伦、阿尔提·拉艾、丹·拉菲切尔、斯蒂文·林格迈克尔·里施、马克·罗森茨威格、帕姆·塞缪尔森、安娜李·萨克森宁、马克·香克曼、迈克·谢勒、卡尔·夏皮罗、凯西·斯塔瑞德堡、塔尔哈·赛义德、格瑞德·索玛、斯蒂芬·托姆科、皮特·汤普森、罗斯·汤姆森、卡瑟琳·图克、约翰·特纳、布鲁诺·范德尔普、艾瑞克·冯西培、波尔克·瓦格纳、约翰·沃利斯、海蒂·威廉姆斯、乔纳森·威廉姆斯、苏珊·沃尔科特、布莱恩·奈特、加文·奈特、乔纳森·齐特林，以及其他许多参加阿斯科纳会谈的评论家，美国经济协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哈佛大学伯克曼中心，波士顿大学，美国人口调查局经济研究中心，DRUID数据库连接池，杜克大学，经济史协会，EPIP，费城联邦储备银行，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哈佛大学，约翰马歇尔法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纽约大学，PATSTAT数据库，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巴黎政治大学，塞维尔，SSHA，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分校，华盛顿地区的经济史学家，以及耶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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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撰写了一些论文，并有了一些零散的想法。能将这些想法串联起来，并找到一个中心主旨，写成一本书，少不了以下各位提供的重要帮助：戴维·米勒和丽莎·亚当斯，丽莎还帮我找到了出版商；我非凡的编辑，比尔·弗鲁赫特；以及一位特别的，给予我帮助的匿名评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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