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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早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就发明了一套管理学童行为的制度,委派一些学生监督其他学生,那些听话的学生最后可以得到玩具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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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动物被驯服以来,人们也一直使用一些基本的刺激手段来驯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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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流行的行为主义做法先于行为主义理论的出现,并为行为主义理论提供了基础,而非相反。不过,简单说明一下这些学术味更浓的理论及其创立人的主要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运用的奖励涉及到哪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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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心理学导论》这门课的人都会记得,学习理论有两个主要模式:古典的条件反射论(以巴甫洛夫的狗为代表),以及控制或工具决定论(以斯金纳的实验老鼠为代表)。古典的条件反射论源于这样的观察:罗浮(狗名)闻到肉香时就会自动流口水。把人为刺激和天然刺激结合起来,比如一拿出肉就摇铃,罗浮就会把两种刺激联系起来。瞧,最后只要单单摇铃就足以让狗流口水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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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控制决定论关注的是行为之后而非之前的刺激是如何控制行为的。如果行为之后有奖励,对此斯金纳倾向于用“强化”这一术语,那么这个行为就很可能被重复。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定义和修饰了这一简单原理,并重点关注了如何选择恰当的时间进行奖励以达到最佳效果。但是斯金纳的理论才基本上把我们都熟悉的现象凝练成一句简单的科学原理:“做这个你就会得到那个”会使生物体再次重复“这个”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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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每个对此进行过思考的人都会同意,这两种原理都可以用来描述学习是如何进行的。能够印证这种原理的熟悉例子也比比皆是。比如,一个人在洗澡的时候听到冲水声会立刻向后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种刺激(卫生间的冲水声)和另外一种刺激(烫水)被联系起来了。人们常见的小孩一听说可以有糖吃就立刻停止哭闹的事实,也说明奖励确实可以影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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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更多的是讨论第二种学习模式:控制决定型。不过,首先我们会集中讨论一下这种现象背后的信念,以及所隐含的人性假设。斯金纳主义者们不仅热衷于探讨奖励是如何奏效的,而且倾向于证明我们做的每一件事(甚至连我们是谁)都可以通过强化原理来解释。这正是行为主义的本质,也是我们探讨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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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对啮齿动物和鸽子进行了大量实验,但其大部分论著却是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这个矛盾的事实并不妨碍他,因为对他来说,人和其他物种的区别只是复杂程度不同而已。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作为人的你比鸽子更复杂主要是因为你有声带。一个能解释关在斯金纳实验箱子里的鸽子为什么会反复啄盘子的学习理论,同样也能解释你我是如何理解符号系统的。华森在《行为主义》的开篇就指出:“人类这种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只在于表现出来的行为类型。”正是这本书促使斯金纳成为了一名心理学家。行为主义者普遍都是这样解释“生物体”是如何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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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人类确实具有独特的能力,这一事实足以对行为主义理论提出严肃的挑战。然而,1990年去世、享年86岁的斯金纳可不是大多数人。读他的著作你就会马上意识到,要想不公平地讽刺此君绝非易事,你也很难用反证法来挑战他的观点。评论家们曾感叹道:“即使你对斯金纳挑战成功,也只能得出明显荒谬的结论。”斯金纳不仅不会脸红耳热地撤回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会乐呵呵地点头称是:“这就对了。”例如,他坚持认为,生物体(别忘了,也包括我们)只不过是“行为的集合体”,而这些行为完全都可以通过他称之为“环境因素”的外力加以解释。“一个人不是行为自发者,而是场所,是众多遗传因素和环境条件聚合起来共同起作用的一个点。”那么,这是不是在暗示并不存在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己”呢?是的,的确如此,斯金纳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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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弗莱德·斯金纳这个人,不是作为科学家,而是作为也吃早餐、也讲笑话、有时也会孤独的一个人,“他”当然也是个“自己”。但令人吃惊又辛酸的是,他竟然对此否认。在斯金纳自传的结尾部分,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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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别人问我,“你认为你自己也是你研究的那种生物体吗?”答案是肯定的。据我所知,我在任何时候的行为都只是遗传天赋、个人历史和当时环境的产物……如果我对人类行为的看法是正确的话,我就已经写出了一个不存在者的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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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整本自传的四百多页都让你觉得是另一个不怎么在乎斯金纳的人在讲故事。(他母亲的过世被叙述得平平淡淡,而抚育两个女儿的过程也被描述得像是泰勒的效率研究案例。)这种离奇的超脱感弥漫他的一生,斯金纳曾经说道:“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我不曾写过这本书……它似乎就是我的行为自然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来自那个内心深处的‘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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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打发了“自己”,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去除掉我们珍惜的人类特征,比如创造力、爱、道德和自由。毕竟,谈话只是“语言行为”,而思考只是沉默的谈话。于是,创造力很容易就被降级为一系列环境影响下的奇异行为。斯金纳说(或者语言行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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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多芬在年轻时就掌握了所有的音乐,后来因为经历的一些偶然事件和变化,导致他注入新的因素从而形成美妙的音乐。于是,他不断这么做,他之所以创作是因为他受到了激励创作的高度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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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爱呢?打起精神来看看吧。当两个人相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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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对乙好,促使乙也对甲好,甚至可能使乙表现得更好。这样来回反馈,直至双方都达到彼此善待、不相伤害的程度。我想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坠入爱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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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道德,对斯金纳和其他行为主义者来说,从来不存在固有的对错之分,而是归结为社会认为某个行为恰当与否的问题,而不是对某事的好坏进行价值判断,其实是根据强化的效果来进行分类……只有好事才得到积极的强化,坏事则得到消极的强化……“你应该说真话”可以解释为“如果你能从同伴的赞赏得到强化,你就会被强化到愿意说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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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们把“好”这个词区分为非道德意义的用法(比如“最好在垃圾袋装得太满之前就把它提出去”)和道德意义上的用法(比如“讲真话最好”)。斯金纳完全消除了后者的用法,而把它归并到前者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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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关于自由的看法更为人所熟知,因为根据他1971年出版的畅销书的题目就可知道,“自由”是行为主义帮助我们超越边界的两大概念之一。几年前,斯金纳接受我的邀请来到我教授的班级做一次讲座。就在他的发言即将结束时,我忍不住调侃了一下,“当然,我们要感谢各种环境因素使您今天大驾光临”。他没有大笑,而是礼貌地微笑着说,“我很高兴这些环境因素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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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金纳相信他“选择”了来到我班,而我们所有人也“选择”了自己的行为,就像雪崩时一块岩石决定自己落在哪儿一样。但是这样一来,一个自由选择的自己对一开始就否定了“自己”的行为主义来说就没什么意义了。如果我们胆敢坚持说“打算”做某事,那就要么是因为我们能够从掌控自己这个想法中得到慰藉,要么是我们出于个人或集体的无知而并不知晓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我们的行为。“自由”只是一个词汇,指代某种尚待学习的东西,我们用它来指称一系列科学尚未探明其原因的、范围日渐缩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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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理解到了行为主义的关键本质:它出于对科学(尤其是那种界定狭隘、从来没有赶上现代物理学发展的科学)的绝对信仰,来分析我们需要知道的每件事情。一些哲学家将此描述为“科学主义”,其假设是所有可靠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分析人类和分析“化合物或植物的生长方式”一样,华森说道。如果人类的某些部分还是科学所不能解释的,那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凡是不可观察的、不可测验的、不可量化的东西要么不值得研究,要么根本不存在。谈论意识的心理学家只会令华森想起迷信和巫术盛行的古代。如果斯金纳和华森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斯金纳更加坚定地强调这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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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心理学效法于自然科学的后果就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我们人)被降格到了与物理学和化学研究对象(物)一样的地位。当我们试图解释“物”时,我们倾向于寻找成因。但当我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理由,此时起作用的是有意识的决定,而不是在外力下产生的自动反应。自由只是一种幻觉。记住,不存在自由的“自己”,因为我们只是行为的产生物。这就是赋予行为主义名称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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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学院派的行为主义者相信只有可以衡量的行为才是真的。几年前,一个研究院邀请一群商务人员吃饭,以便让他们填写她新设计的心理问卷。其中一个人,抽着饭前的第三根烟,对工作场所的“信任感”这个问题相当不屑。他说除了字面上的意思以外,实在不明白“信任”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过一会儿他又大声反对另外一个问题,该问题问道“如果尽了最大的努力,是不是可以接受失败的结果”。他宣称这是一个矛盾的表述,虽然结果是可测量的,并且用失败来进行判定,但从定义上来说努力却是不能量化的。事实上,如果不能量化,它就不可能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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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点彻底地反映了美国人的感知力。不论是行为主义成为这个国家对心理学的主要贡献,还是美国本土诞生的唯一哲学思潮是实用主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我们是一个重行动轻思考、重实践轻理论的民族,我们怀疑知识分子,对技术顶礼膜拜,关注的是底线。我们用数字来定义自己,比如能拿回家多少钱,胆固醇有多高,百分点是多少(你的婴儿有多重?),以及标准化的测试分数(你的孩子知道多少?)。相比之下,我们对无形的、非科学的抽象东西,比如幸福感或者学习的内在动机等等,感到十分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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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主义进行彻底批判会离题太远,但是有必要明白任何一种实践都是基于某种理论的,不论这种理论是否被明确地辨析出来。根据一项调查,绝大多数老师难以说出或描述他们在课堂上的教学行为是基于哪种学习理论,然而,他们的行为(我们任何人的行为也是如此)都是基于某种假设,哪怕这些假设是看不见的。一个听话保持安静的一年级孩子可以得到彩色恐龙贴纸,这种做法是有理论依据的,它蕴含了关于知识的本质、选择的可能性以及人性的诸多不同的假设。一旦把行为主义的前提假设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就使我们感到不安,那也许就意味着我们应该进一步去质疑基于这些假设的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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