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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桑普逊是一位经常撰文谈论美国文化的心理学家。他注意到，我们已经习惯把“公平原则看成是很自然的事，违背这个原则就不自然”。然而，认为人们的所得取决于所做的“与其说是人性的心理法则，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的社会化实践产生的心理结果”。这并不是说不能为做事者应该得到相应回报这个观点辩护，而是表明我们必须论证和维护这个观点，而不是把它看成是理所当然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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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一直把奖励说成是可以分配的资源，在考虑公司年底该如何分红时这可能是适当的，但这并不能准确地描述其他奖品的分配情况，比如说考试分数、小金星或表扬。人们发明了很多好东西来鼓励想要的行为。不过，如果在这里要适用公平模式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以它为基础来决定员工的报酬该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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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我听到密苏里州的一个老师为她给小孩子发贴纸的做法辩解，其根据是孩子们“赚到”了那些贴纸。这话让我觉得她是想转移视线——也许是逃避责任，使别人不去注意她的做法实际上把学习定位为赚取奖品，而不是为了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一次完美的拼写作业该值多少贴纸？一张？十张？为什么不是一美元或者一百美元？一旦这么做，我们就可以说任何“奖品”都是通过表现（或表现者）赚来的。但是，由于这些奖品并非是必需品，颁发的原则又不一，我们终将会认识到，不仅奖品的大小由老师武断决定，而且颁奖这个决定本身反映的是学习理论而非公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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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坚持说奖励人们的行为是有道理的，但有时候，取消奖励可能产生的后果才是真正让他们担心的。比如，一位商务顾问撰文说，他很惊恐地获悉一家公司平均分配红利，他说，“平庸和卓越得到了同样的奖励”。但在后文中，我们发现，他从道德立场（一个人应该为得到的东西付出代价）的批评出发，最后却是展望可能的后果（一个人付出多少就该得到相应的回报），因而变成了另外一种反对。他担心工人会来质问，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为什么还要卖力干活？”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驱动人们的具体动力是什么，以及使用（或不使用）奖励的后果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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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像对待宠物一样对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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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行为主义者乐于承认的那样，其关于奖励及具体行为调节的理论，大都建立在对老鼠和鸽子的研究基础之上。就像一位评论家说的，其基本假设似乎是“箱子里饿得半死的老鼠只能按横杆才能得到食物，这一实验几乎抓住了所有人类行为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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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只有研究者才做出这一假设。我们把训练家庭宠物的原则和技巧运用到抚养小孩子的时候，也像他们一样实现了巨大的飞跃。我们谈论儿女的方式所反映出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十足是行为主义式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讨论该如何“操作”亲子关系。稍稍想一下，就会觉得把“操作”这个动词用于与另外一个人之间的关系有点奇怪。同样地，如果对孩子的表现发出由衷的赞叹：“乖女儿！”最适当的回应似乎应该是“汪”。至于工作场所或公共政策，我们不假思索地就谈论如何使用“胡萝卜加大棒”。在胡萝卜和大棒这些词逐渐普遍意味着贿赂和威胁之前，我们有没有想过，真正站在胡萝卜和大棒之间的是公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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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想把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把我们企图诱导的人，比作狗或驴。我们当然知道人类会反思奖励，并对奖励形成复杂的期待和看法，而动物却不能如此。然而“做这个就能得到那个”的理论来自于对其他物种的研究，或者说这种对行为管理的描述更适合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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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看法是，流行的行为主义在本质上是不人道的。我并不只是说我们人像动物一样受到对待和理解，这只是问题的征兆而已。就斯金纳理论而言，人类自身被连根拔起，人被降格为一套行为。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比去除我们人性的做法更不人道的了。事实上，把我们学习或工作的目的说成是为了得到奖励（这是比斯金纳更偏激的行为主义者持有的观点），这既不准确，也有损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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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察家认为，通过外在刺激来操纵工人，无异于把他们像孩子一样看待。在某种意义上的确如此，但是用这种方式对待所有年龄的人是有问题的。在其他评论家看来，更适当的比喻是我们像训练动物一样训练人。可是这种描述也好不到哪里，因为现在已经证明，假设任何生物体的行为都是取决于或受控于当时的强化，这即使是对鼠类来说也是不准确的。于是，也许正如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提出的那样，奖励体制最终暗含的是把人比作非生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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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管理似乎也假定工人和机器一样，他们都是被动的，必须由管理人员刺激才能运作。对于机器而言，管理人员打开电源。至于工人，则是钱取代了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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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把人看成是被动的、需要刺激物这样的外部动力才能激发行为，这种假设已经过时了。虽然一些当代心理学家继续依赖这种假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我们天然具有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好奇心，我们寻找并克服挑战，尽力掌握技巧并变得熟练，不断达到所学所做的更高、更复杂水平。当然，有人是这样，有人不一定会这样。而在面对威胁和处在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都可能退回到损失最小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策略。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对环境的作用并不少于环境对我们的作用，而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奖励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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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领域里，被动生物体的观点和行为主义的影响一起日渐淡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场所、教室和家里，这种观点仍然广泛存在于流行行为主义的各种做法中。反过来说，我们的日常实践并未能公平地运用人性的内隐理论。当我们不断地用许诺奖励来促使孩子们对行为负责、学生们学习新知识、员工们做好工作，我们都是在假设他们不会自愿这样做。如果对行为负责、热爱知识、做好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那么这种相反的假设就可以说是非人道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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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并不是唯一的理由来谴责予以奖励（或惩罚）是非人道的。奖励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个理由，因为这种行为的核心就是试图操纵他人。虽然在一些环境中，尤其涉及孩子教育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可以消除所有人为操纵的痕迹（我在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这点），但是，如果由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这样的观念来主导人际关系模式，那么凡是受此模式困扰的人都必须反思奖励是否像表面那样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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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惩罚更无情、更明显。“做这件事情，否则有你好看的”就是一种明显的控制他人的意图。但是，奖励实际也是“通过引诱而非强迫来控制他人”。归根结底，奖励并不比惩罚少一丝控制性，因为如同惩罚一样，奖励“典型地被用来引诱或迫使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说是控制者认为别人不会主动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认识到，最重要的（或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激励他人，我们真正要选择的不是奖励或者惩罚，而是依赖于操纵或者不依赖于操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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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场所，我们无法避免“绩效薪酬的基本目标就是操纵”这一事实。一位观察家更直白地把绩效奖励说成是“贬低人格”，因为绩效奖励真正传递的信息是：“让大老板高兴，你就能得到相应的奖励。”我们在家里使用的奖励其实传递的是一样的信息，只是家里的“大老板”变成了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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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奖励的操纵性简直是一目了然。我们来看看所谓的代币经济吧，这主要用于类似于精神病院的病人或学校学童这样的专属性、依赖性人群。这个概念显然也是来自对实验室动物的研究，其基本内容是，值班人员如果注意到病人或小孩子的行为“正确”，就会发给他们代币或其他筹码，以后他们可以用此兑换各种好处或奖品。即便在这种做法大受欢迎的时候，由于诸多原因，很多人却因此受到了伤害。不过，撇开具体的反对观点，确实没有比发放可以兑换糖果或其他好处的代币，名为奖励他人合作、实则想操纵他人更臭名昭著的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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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需要通过批评这种做法才知道这些，代币经济的提倡者已经直言不讳地把这种赤裸裸的操纵原则阐述得令人信服（尽管是无意的）。在学校心理学的一篇文章中，一位提出这种方案的先驱如此写道：“应该反复提醒孩子们，他们之所以学习正是因为各种强化刺激”，“老师必须时刻牢记他是课堂的管理者。”如果一个孩子悄悄地把老师发给的各种可以兑换奖励的兑换券积攒起来，而不愿意按照老师的刺激去继续赚取新的兑换券，我们就要警觉到，此时控制孩子行为的是“孩子而不是老师”（这明显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事）。学生如果抱怨奖品的发放不公平，老师“可以通过不予理睬或者改变话题来轻而易举地处理”。如果这样的抱怨“得不到强化……那它就会自动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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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威胁只不过是比贿赂更为刺眼的操纵形式，代币经济也只是一种夸大了操纵性的不那么系统的奖品使用而已。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本质上，奖励不是意图影响、说服和完全解决问题，而是操纵。事实上，如果做一项任务就是冲着奖励者开出的条件，“那么这个人最初选择这项任务的行为就是受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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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被别人控制而不是控制别人时，奖励的这个特点更容易理解。正因如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设身处地站在那些被操纵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教师很容易反对绩效薪酬制度，他们此时不难感受到被管理者用钱来贿赂去做他所谓的好事所带来的屈辱感。但老师变成操纵者之后，则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认识到，分数和额外的课间休息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员工们也是这样，被操纵性奖励政策压迫得焦躁不安，可一回到家里操纵自己的小孩，采取的也是斯金纳的那—套，只不过奖励的物品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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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上来说，如果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两个人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使用奖励（或惩罚）就是因为这种地位上的不对等而变得容易且得以延续。自然，这一事实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影响不同于在成年人和小孩子之间的影响，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值得我们考虑。如果你怀疑奖励他人是在强调奖励者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那就想象一下你让隔壁邻居搭便车去了一趟城里，或帮助他移动了一下家具，而他给你5美元作为酬谢。如果这样做使你觉得受辱，想想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报酬意味着什么。有朝一日，地位发生了变化，你成为奖励他人的人，你就应该将这种给予方和接受方之间因地位差别而引起的怨恨心理牢记在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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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奖励不仅折射了地位上的悬殊，而且还巩固和昭示了这种悬殊，那么使用奖励更有益于有权势的一方——奖励者——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点似乎太明显，不值得一提，只是在实际中，人们为奖励辩护时很典型地会说奖励有益于受奖者。我们会声称，强化刺激是为了教会人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但是，一位作者在勾画了一个行为调节方案的具体目的之后问道：“让囚犯、学生或病人少抱怨、更专心、更温顺、乐于劳动，是符合谁的利益？”当小孩子安安静静坐着不动时，究竟是谁得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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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行为管理者，包括强化小孩子表现良好价值观的家长，或者通过多给分来提高学生科研兴趣的老师，可能真的是为了改善受奖人的生活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接着问，这些奖励达到预期效果了吗？但是，其他使用奖惩的人在标榜自己只是想帮助被他们控制的人时，也有可能是自欺欺人，也许是他们实际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持续的控制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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