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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主义把人看成是被动的、需要刺激物这样的外部动力才能激发行为，这种假设已经过时了。虽然一些当代心理学家继续依赖这种假设，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认识到我们天然具有对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好奇心，我们寻找并克服挑战，尽力掌握技巧并变得熟练，不断达到所学所做的更高、更复杂水平。当然，有人是这样，有人不一定会这样。而在面对威胁和处在恶劣的环境下，我们都可能退回到损失最小化和成本最小化的策略。但是一般说来，我们对环境的作用并不少于环境对我们的作用，而我们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奖励才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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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学领域里，被动生物体的观点和行为主义的影响一起日渐淡出。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场所、教室和家里，这种观点仍然广泛存在于流行行为主义的各种做法中。反过来说，我们的日常实践并未能公平地运用人性的内隐理论。当我们不断地用许诺奖励来促使孩子们对行为负责、学生们学习新知识、员工们做好工作，我们都是在假设他们不会自愿这样做。如果对行为负责、热爱知识、做好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天性的一部分，那么这种相反的假设就可以说是非人道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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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并不是唯一的理由来谴责予以奖励（或惩罚）是非人道的。奖励这一行为本身也是一个理由，因为这种行为的核心就是试图操纵他人。虽然在一些环境中，尤其涉及孩子教育的领域，我们很难想象可以消除所有人为操纵的痕迹（我在后面还会进一步讨论这点），但是，如果由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这样的观念来主导人际关系模式，那么凡是受此模式困扰的人都必须反思奖励是否像表面那样有益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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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惩罚更无情、更明显。“做这件事情，否则有你好看的”就是一种明显的控制他人的意图。但是，奖励实际也是“通过引诱而非强迫来控制他人”。归根结底，奖励并不比惩罚少一丝控制性，因为如同惩罚一样，奖励“典型地被用来引诱或迫使别人去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说是控制者认为别人不会主动去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认识到，最重要的（或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激励他人，我们真正要选择的不是奖励或者惩罚，而是依赖于操纵或者不依赖于操纵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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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场所，我们无法避免“绩效薪酬的基本目标就是操纵”这一事实。一位观察家更直白地把绩效奖励说成是“贬低人格”，因为绩效奖励真正传递的信息是：“让大老板高兴，你就能得到相应的奖励。”我们在家里使用的奖励其实传递的是一样的信息，只是家里的“大老板”变成了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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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奖励的操纵性简直是一目了然。我们来看看所谓的代币经济吧，这主要用于类似于精神病院的病人或学校学童这样的专属性、依赖性人群。这个概念显然也是来自对实验室动物的研究，其基本内容是，值班人员如果注意到病人或小孩子的行为“正确”，就会发给他们代币或其他筹码，以后他们可以用此兑换各种好处或奖品。即便在这种做法大受欢迎的时候，由于诸多原因，很多人却因此受到了伤害。不过，撇开具体的反对观点，确实没有比发放可以兑换糖果或其他好处的代币，名为奖励他人合作、实则想操纵他人更臭名昭著的例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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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不需要通过批评这种做法才知道这些，代币经济的提倡者已经直言不讳地把这种赤裸裸的操纵原则阐述得令人信服（尽管是无意的）。在学校心理学的一篇文章中，一位提出这种方案的先驱如此写道：“应该反复提醒孩子们，他们之所以学习正是因为各种强化刺激”，“老师必须时刻牢记他是课堂的管理者。”如果一个孩子悄悄地把老师发给的各种可以兑换奖励的兑换券积攒起来，而不愿意按照老师的刺激去继续赚取新的兑换券，我们就要警觉到，此时控制孩子行为的是“孩子而不是老师”（这明显被认为是非常可怕的事）。学生如果抱怨奖品的发放不公平，老师“可以通过不予理睬或者改变话题来轻而易举地处理”。如果这样的抱怨“得不到强化……那它就会自动泯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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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威胁只不过是比贿赂更为刺眼的操纵形式，代币经济也只是一种夸大了操纵性的不那么系统的奖品使用而已。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本质上，奖励不是意图影响、说服和完全解决问题，而是操纵。事实上，如果做一项任务就是冲着奖励者开出的条件，“那么这个人最初选择这项任务的行为就是受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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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被别人控制而不是控制别人时，奖励的这个特点更容易理解。正因如此，我们非常有必要设身处地站在那些被操纵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教师很容易反对绩效薪酬制度，他们此时不难感受到被管理者用钱来贿赂去做他所谓的好事所带来的屈辱感。但老师变成操纵者之后，则需要更大的努力才能认识到，分数和额外的课间休息也具有同样的性质。员工们也是这样，被操纵性奖励政策压迫得焦躁不安，可一回到家里操纵自己的小孩，采取的也是斯金纳的那—套，只不过奖励的物品不一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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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义上来说，如果一个人控制另一个人，两个人是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使用奖励（或惩罚）就是因为这种地位上的不对等而变得容易且得以延续。自然，这一事实在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影响不同于在成年人和小孩子之间的影响，但是这一事实本身值得我们考虑。如果你怀疑奖励他人是在强调奖励者高高在上的社会地位，那就想象一下你让隔壁邻居搭便车去了一趟城里，或帮助他移动了一下家具，而他给你5美元作为酬谢。如果这样做使你觉得受辱，想想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报酬意味着什么。有朝一日，地位发生了变化，你成为奖励他人的人，你就应该将这种给予方和接受方之间因地位差别而引起的怨恨心理牢记在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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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奖励不仅折射了地位上的悬殊，而且还巩固和昭示了这种悬殊，那么使用奖励更有益于有权势的一方——奖励者——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一点似乎太明显，不值得一提，只是在实际中，人们为奖励辩护时很典型地会说奖励有益于受奖者。我们会声称，强化刺激是为了教会人们需要学习的东西。但是，一位作者在勾画了一个行为调节方案的具体目的之后问道：“让囚犯、学生或病人少抱怨、更专心、更温顺、乐于劳动，是符合谁的利益？”当小孩子安安静静坐着不动时，究竟是谁得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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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行为管理者，包括强化小孩子表现良好价值观的家长，或者通过多给分来提高学生科研兴趣的老师，可能真的是为了改善受奖人的生活质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接着问，这些奖励达到预期效果了吗？但是，其他使用奖惩的人在标榜自己只是想帮助被他们控制的人时，也有可能是自欺欺人，也许是他们实际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或持续的控制权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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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质问一个已被广为接受、根深蒂固的做法，“谁受益？”总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问题。在实施奖励的情况下，占上风的并不仅仅是奖励者，还有体制、社会实践以及由控制他人行为所维系的现状。两位评论代币经济和课堂策略类似的心理学家观察到，那些宣扬这种制度的人“是用他们的程序来服务于现存学校制度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更一般地说，这些心理学家鼓励我们提问：“行为调节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现存的制度达到它的既有目的？例如，为了控制而控制的目的，维持秩序和（误导性的）稳定的目的，这些目的难道不是阻碍而非推动了所需要的变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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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必依赖批评家就可以弄清这一点。行为主义之父约翰·华森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他坦诚地承认他和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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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发明和操纵各种刺激诱惑人类，以此来形成所要的反应，而他们希望得到的反应是“有进步”、“很理想”、“好”。（任何社会说某种反应“有进步”、“很理想”、“好”，其实都是在说这些反应不会扰乱现有的传统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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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奖励支撑着传统的社会秩序，那么心理学家米哈里·希克斯桑提米哈依的警告就是对的了，他说“淡化传统的奖励威胁到现有的权力结构”。本书旨在对支撑现状的制度提出质疑，因此完全可以看作是政治性质浓厚的一本书，但其政治性并不比流行的行为主义更强。虽然流行的行为主义以客观技巧自居，但事实上却是极其保守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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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结论是自相矛盾的：自称为保守主义者的人大都强调个人自主性和责任感，然而斯金纳一生都否认选择这个观念，并敦促我们控制环境中的强化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反过来控制我们。[5]事实上，一些社会改革者十分倾心于行为主义观点（这是华森从约翰·洛克那里推衍出来的），他们把人看作是任由他人在上面写字的白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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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自相矛盾与否，很难否认行为控制所体现的保守主义倾向。从很现实的意义上说，应用行为主义者渴望不冒犯他们的管制对象，因此提出一套控制系统来帮助维系现存的制度和纲领。但我要说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要点。虽然奖惩策略看似是中性的，任何行为在原则上都可能受到鼓励或阻拦，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这些策略总是被用来维护秩序、倡导顺从就只能被解释为是惊人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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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现实的，我们必须承认，流行的行为主义实质上是操纵别人的手段，在本质上是与民主精神、批判性思维和平等参与者自由交换思想等相抵触的。通过奖励促使别人改变现有的秩序（可能包括使一些人成为控制者，其他人成为受控者这样的秩序）不仅不可能，而且措辞上是自相矛盾的。正如一位作者所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摧毁主人的房子。”这一点似乎和许诺一周每天按时就寝的孩子周末去动物园玩不同，但这就更有理由去认真思考它们的相关性，也就是说，考虑任何操纵系统所隐含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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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结束讨论之前，我想说说别人对上述内容可能会提出的三个反对观点。第一个观点是相对谦和的：把奖励说成固有其操纵性会造成误导，因为只有一些奖励的操纵性才比其他奖励的操纵性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对的。事实上，我会提出一个比较粗糙的标准来判断操纵的程度，大致来说就是：我们需要考察奖励者的动机，受奖人的感受，以及奖励本身的诸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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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设我们想给某个人奖励，但同时又要减低其中的操纵性程度。首先，我们应该检查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最终是想传授一项技巧、倡导一种价值观念、增强自尊心呢，还是主要想让他做我们想要的事？其次，暂时不谈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应该尽量设身处地地想想受奖人的感受，他是否感到受别人操纵。（积极的反馈在有的人看来是有用的信息，在有的人看来不过是控制其第二天行为的伎俩。）最后，我们应该审视一下奖励过程的各种客观特征，包括对激励的重视程度，提供的激励有多大或多诱人，激励与行为表现质量挂钩是否紧密，等等，同时尽量减少受奖人把奖励看成是逼迫自己干事情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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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觉得关注这些特征很合情理，但我们也要小心，不要以为这样做就可以万事大吉。增强奖励的操纵性可能把问题弄得更糟，但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每当我们说“做这个就能得到那个”时，都是在试图控制听话人的行为。也许奖励者能做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减小或者分散对方注意力以淡化这一真实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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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引出第二个更彻底的反对意见。不仅是斯金纳及其门徒，而且那些与他们没有多少共同之处的社会理论家们都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控制是人类关系中无法回避的，真正不同的只是各个强化系统的微妙差异而已。微微一笑、轻轻点头和钞票一样具有操纵性——也许程度更甚，因为社会性奖励的影响可能比实物奖励的影响更持久。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不容易识别出操控性行为，就说它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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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叫做《被控制的人类》的书的导言部分就很好地注意到这种观点。据说，那些对书名提出担忧的人只是害怕“危言耸听者”所灌输的“新知识”。现实主义者认识到，“行为控制技术不好也不坏，是中性的”，因此“根本算不上问题”。理由很简单，并没有什么自由可失去（事实上，该词仅出现在引号中）。不论我们喜欢与否，“所有的行为都是被控的……整个世界可以说就是个巨大的‘斯金纳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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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想我们得非常小心地梳理一下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论断。那种更微妙的强化刺激的确也有控制性。事实上，我早就说过，奖励和惩罚一样都有控制性，微小的奖励和出手大方的奖励也一样有控制性。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人类之间的互动都只能是控制与被控制就大错特错了。持此信念的人要么认为自我和选择都是错觉，我们只做被强化过的事情；要么是把“控制”这个词的外延扩大化了，让它涵盖了许多其他互动行为，比如试图说服某个人，让他相信自己观点的价值。此时，控制这个词变得太宽泛、不够精确，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如果我认为任何两个人在谈论什么事情的时候，每个人实际上都在试图控制对方，那么这只能在我个人杜撰的“控制”定义上成立，并无助于我们真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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