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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要求从何而来？首先，老师本人常常因为他们所教出来的学生是否安静和服从而受到评价。其次，老师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掌有绝对的控制权，是让三四十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同时学习的唯一方法。最后，这种单边的权力会让某些老师感到愉快（或这种权力的欠缺会让他们觉得窘困）。我认识的一个大学老师回忆说，当她威胁要对迟到的学生进行惩罚时，她的感觉是现在她又“重新拥有了控制权”。比起许多不承认自己想要拥有控制权的父母和老师，这位女士显然诚实得多。但有一种零和游戏的思维模式隐藏在这背后：“如果我不实施控制，学生们就会打败我。”显然，关键不在于解决问题并共同学习，而是要赢得一场权力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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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些隐性需求决定了老师们并没花费多少精力去帮助孩子们关心别人和建立责任感，而是着眼于维持“秩序”。“纪律约束方案被人们婉转地称为教室管理技术，大多数约束方案都散发着控制的气息。”一位研究人员这样说道。绝大多数控制体系，具体说来，都是两种要素的结合：奖励和惩罚。当我们的长期目标被诸如教室里的秩序和控制系统之类的短期目标所遮蔽时，孩子们对外在动力的依赖会让成人们感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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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教育家认为，我们应该甚至是必须首先让孩子们安静并顺从，然后才能推广那些雄心勃勃的价值观。这是与魔鬼签订契约，其效果同我所说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指望通过外在激励使学生们认真学习，而当这些外在动力渐渐失效时，内在动力能够自发地形成并发挥作用）一样糟糕。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立足于把课堂建设成一个简单地让孩子们服从而不是帮助他们做出有意义的决定的场所，那么以后我们就很难摆脱专制手段了。事实上，教育者们可能会宣称控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需要，但是当下的实践却表明这种方法很难被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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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没有帮助学生们发展成成熟、自立、自我激励的个体，而是似乎在竭尽所能地让孩子们处于一种长期的甚至是幼稚的依赖状态。学校里弥漫着不信任的气氛，几乎对每一个细节都实施控制，这无异于每一天都在告诉孩子他们不是有价值的个体，当然也不是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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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自然接收到了大人们想让他们做什么的讯息。当来自不同学校（代表了不同的教育风格和社会经济条件背景）的四年级学生被问起老师最希望他们做什么时，他们的答案不是“提出有见地的问题”、“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或“帮助他人”，而是“保持安静，别到处闲逛，按时完成自己的作业”。与此相类似，当二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被问到他们认为什么叫“表现良好”时，最普遍的一个答案就是保持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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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班级里，这些讯息伴随着（并与之相适应的）一套死记硬背的课程。在另一些班级里，它们伴随着（并与之相冲突）一套雄心勃勃的教学方法。但不管怎样，成千上万的学生都学会了闭嘴并按要求去做。公开实施外部控制方法的课堂管理计划更是典型地强化了这一课程。其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方法，就是“独断性惩罚”，它把贿赂和威胁结合来以保证实施老师个人制定的规则。盲目服从的孩子会因此得到奖励，而不服从的学生的名字会被写在黑板上示众，学生们的质疑和反对则被轻描淡写地忽视。教室里所有的问题都被归罪于学生，学生们受到惩罚时也会被说成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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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按照相对狭义的标准来衡量，现有的证据都表明“独断性惩罚”是无效的。即使它能成功地维持课堂秩序，和其他所有在家里或学校里使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策略一样，它也不可能帮助孩子成为一个有独立见解的、有同情心的人。如同一位研究者总结的那样：“通过遵循他人为自己设计的规则，孩子们不可能自发形成道德观念……采取行为主义控制的方法去约束孩子的言行，往往会起到事与愿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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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惩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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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惩罚孩子？让我们来数一数有哪些惩罚措施：孩子们被关到自己的房间，小朋友们被“罚站”并不许离开，学生们被课后“留下来”，以及几乎所有人可能都遭受过的强行隔离：“回你的房间去”。我们还对他们进行体罚：许多州还没有禁止在公立学校进行肉体惩罚（尽管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早就禁止了这种做法），大量的美国父母仍然赞同（并正在）打他们的孩子。我们在公开场合对孩子咆哮或批评羞辱他们，我们收回或保留某种特权，不给他们东西吃或不许任何人陪他们，故意对他们视而不见，阻止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在学校里，我们给他们F或零分、布置额外的作业，让他们去校长办公室或是暂停一切活动，等等。虽然所有这些措施，我们都事先向孩子们发出了威胁，或者向他们清晰地描述了各种行为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但仍然不过是大家一致认同的对惩罚的委婉说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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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和家长还经常采用另外一种他们认为有用的做法，现在我邀请读者们也不妨尝试一下。在读完本段文字后，请闭上眼回到你的孩童时代，回忆某一次你做错事被批评的过程。请尽可能具体地回忆那些被认为是不妥的行为，以及大人说了或是做了什么，以及你自己对这些做法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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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让人们回忆这些事件的时候，都感叹地发现人们对这些事的记忆是如此鲜活，好像它们就发生在上个星期而不是许多年以前。在人们忆起的一些故事中，孩子所承受的残酷对待程度令人震惊。另外一些故事则可能是一次短暂但粗暴的责难，一次对孩子说的话不信任，还有一些大人们可能在几天之后就会忘记但却被孩子牢记一生的小小羞辱。有些孩子再也不信任和尊重那个权威人物，有些孩子会长时间地拒绝重新融入班级，还有些孩子胸中积压着愤怒，并幻想着去复仇。人们也会告诉我说，被惩罚过后，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表现得更加顺从，但从来没有哪个人告诉我，惩罚把自己变得更好。只有那些讲述父母和老师出人意料地谦和与善解人意，从没惩罚过他们的人，才会说他们受到了正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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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典型的换位思考的做法——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看问题，只是这里的“别人”就是孩提时代的自己。一旦我们重新站在这个立场上，就更容易体会我们正在抚养和教育着的孩子们的感受。大人们应该经常想一想，自己对孩子行为的反应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其实比所意识到的要深远得多，今天对他们的强权镇压，可能会成为他们明天的痛苦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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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一下惩罚的长远影响。斯金纳认为，当我们惩罚一个人时，我们只是在教他不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充分地引导他应该做什么。[2]然而，这种批评无关痛痒，并没有击中要害。事实上，惩罚甚至不仅没有告诉人们不该做什么，更谈不上告诉不该这么做的原因，它真正教会人们的是尽量避免惩罚。惩罚强调的是行为（对实施者而言）的后果，而不是行为的本身。当我们说：“别让我下一次再抓到你这么干！”孩子们却在心里默默地说：“好吧，下一次你不会抓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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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惩罚孩子的确会给他们一些持久的教训。就拿暴力管束来说，不管我们想要通过鞭笞、打屁股甚至是打耳光来达成何种目的，其真正传达出来的信息却是：“暴力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表达愤怒的方法”，以及“如果你足够强大，你就能伤害别人”。几十年来，研究人员已经多次证实，受到体罚的孩子比他们的同龄人更具侵略性，也更倾向于在成人之后对自己的孩子使用暴力。这些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意义上受到虐待的孩子身上，即使是一些受到“可以接受”的程度的体罚的孩子，也会长时间地富于攻击性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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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父母过于依赖体罚，以至于当他们的孩子打了别人的时候也还要使用这一方法。许多人都在一些公开场合看到过这一幕：父母一边啪啪啪地打孩子一边说“我们不能打人！”在一次调查中，许多父母（41%）在处理孩子武力侵害他人的问题上都倾向于选择体罚，显然，他们认为告诉孩子打人不对的最好办法就是打孩子。这是多么滑稽的逻辑，但其结果是那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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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这种被证明没有长期效果的体罚会让孩子更具侵略性，甚至带来其他一些不希望看到的后果，所有的惩罚，在这里我所指的是所有依赖强权、通过实施孩子不喜欢的一些行为来改变孩子行为的方法，都会教给孩子：当你比别人更大、更强壮时，你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来强迫他们做你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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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也会导致抵抗和愤怒，孩子们可能会把这些转而施加到其他人身上，比如说他的同龄人。这会使孩子们的感觉更糟糕，因为如果总是有人对他们进行惩罚，孩子们就会真的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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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甚者，惩罚还会破坏孩子和大人之间的关系。在孩子的眼里，依赖惩罚的老师或父母，是规则的卫道士，是一个令人不开心的人，简而言之，是一个应该避开的人。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亲子或师生之间建立一种相互关爱的关系，但使用惩罚却大大降低了这种理想实现的可能性。正如托马斯·高登所言：“你越是力图通过强权来控制他人，你对他人生活的真实影响力就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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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文献确切无疑地表明惩罚将会带来反作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研究证明，当成年人使用“高度控制”、“独断推行”或只是平常的惩罚措施时，孩子们会变得更具有破坏性和侵略性，更加充满敌意。受父母惩罚的孩子在离开家之后，比其他孩子犯规的可能性更高。在一个影响深远的早期研究中，研究人员对成百上千个学龄前儿童的母亲进行了访问，发现“一些特定的惩罚行为常常得到母亲想要的结果”，从而导致这些母亲“认为惩罚能够带来好的结果”。但是，其长期的效果却是另外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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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给孩子带来的不快乐，就像一条忧郁的线一样贯穿于我们的研究发现。惩罚“大小便事故”的母亲最终面对的是一个“尿床宝贝”。相比于那些不进行惩罚的母亲，通过惩罚来消除依赖性的母亲培养出来的孩子依赖性更强，惩罚侵略性行为的母亲培养出来的孩子也更具侵略性……我们对惩罚的评价是：长期而言它是一种无效的方法，完全不能消除不良行为并把孩子们引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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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之后，在皮亚杰的理论基础上，凯米提出惩罚会带来三种可能的后果：“计算风险”（孩子会花时间盘算他们是否能蒙混过关），“盲从”（不能教会孩子做出自我负责的决定），或者“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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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的根源在于强制。当惩罚措施非常严酷时这一点非常明显，但在其他情况下，这一点也同样真实。菲利普·格莱温观察到：“哪怕是看起来宽容友善、旨在说服而不是扭曲孩子意志的控制措施……也不可能让孩子形成一种真正的自治感或者对选择和责任的认识。孩子仍然不得不接受父母的意愿而不是按自己的想法行事。”皮亚杰更简明扼要地阐述了这一点：“惩罚……使自主意识的培养沦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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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惩罚无疑是用以管教的主流方式，而管教，反过来又被我们认为是孩子所需要的东西。盖洛普公司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当代父母抚养孩子过程中的主要失误”的民意调查，选择“缺乏管教”这一项的被访者（37%）比选择其他任何选项的被访者都多。（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只有6%-7%的被访者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孩子们没有被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或“缺乏对孩子们的理解”。面对孩子们询问为什么要让他们做某件事，我们通常的回应是：“因为我说要这么做！”当我们失去耐心时，这是一个便利的答案，但实际上这等于根本没有回答，它的潜台词是：“我并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让你这么做，或者，我并不在乎对你做什么解释。不管怎么样，你必须这么做，因为我比你更强大。”[3]儿童成长专家瑞塔·德瓦瑞斯指出：“有些人的确需要改变对孩子过于浪漫主义的看法，但更多的人需要克服与孩子相处过程中的专制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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