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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超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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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出生以后被抱着走、被喂养、被照顾入睡，基本上被动地接受一切，到第二年的某个时候，孩子开始变得有自己的主意了。许多著作都阐述了婴儿对自主的要求、对自我的认知以及自我意志的实践。然而，提供给父母们的大部分建议，都是面对一个现在可以大声反对的孩子时应该采取哪些更聪明的新策略。我的看法则是，孩子蹒跚学步的这段时期恰恰应该完成从对婴儿做些什么到和孩子一起做些什么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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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表明这种区别，我们需要对孩子面对的限制和规则进行分析。孩子们并非天生就反对诸如应该几点睡觉、应该吃什么、什么东西不能玩以及什么地方不能去之类的“规则”和“限制”，但是，某个限制是否合理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限制的目的、范围以及它是由谁设定的来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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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这三条标准，如果这些限制和规则的目的合理（比如保护孩子不受伤害）、限制范围最小（比如不许碰某几个抽屉，而不是把孩子们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并且孩子们也最大限度地参与了安排（比如一起制订完成作业的计划），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这些限制和规则完全能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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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限制和规则的执行情况也非常重要。这可能会让人联想到“控制”，这个词一般意味着使用威胁和压迫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爱德华·戴奇和理查德·莱恩区分了孩子所处的两种环境：被控制的环境和有规则限制的环境。他们反对的是前一种环境。哪怕是控制论最狂热的反对者也不敢贸然抛弃所有干预（尤其是面对年幼的孩子时），有时我们必须坚持，并且坚持到底。但是，我依然有理由建议所有的父母和老师为了实现合理的目标，应尽可能少地进行干预和威胁。如果可以温柔地要求孩子做什么就不要采取粗暴的方式，如果可以告诉孩子做什么就不要温柔地要求他去做，如果可以征询他的意见去做就不要直接告诉他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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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观察那些为了让孩子做什么的父母们所施加的控制的程度，我们往往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预测这些孩子在其他场合的行为举止。研究者们发现棍棒教子不仅收效甚微，还很有可能导致这些孩子离家之后出现破坏性、侵略性的行为方式。在一个早期的实验中，马丁·霍夫曼指出：预测这些孩子行为方式的一个更好方法，就是看如果他们不按照父母的旨意去做，他们的父母作何反应。如果父母们叫嚷、体罚、威胁、惩罚，或者在孩子一开始反抗之后就怒火中烧以努力取得控制权，那么孩子最终的行为方式也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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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很多父母都采取了这种方式，可能不仅仅是因为被气得发了脾气，而且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父母们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我们不只是简单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还必须要教会孩子如果行为不当会有什么后果，从而阻止他们再次犯错；而且，我们认为自己是在进行一种最基本的审判：违反了规则，就必须立刻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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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九章中，我已经指出其第一个理由存在致命的缺陷：惩罚教会人如何使用暴力，而不是如何或者为什么要行为得当。第二个理由看上去似乎对教导孩子应该做什么有一定意义，并不能被证明有何不妥，但探究一下其背后的依据还是有意义的。我的印象是：热衷于惩罚孩子反映了一种恐惧，即害怕不这么做他们就会“侥幸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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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再深入挖掘，就会发现这个想法有两方面原因会让我们感到不安：首先，这暗示着孩子们已经“取得了胜利”，我们的权威已经受到挑战。我们越是把亲子关系看成争夺权力的战争，就越是会猛烈出击以捍卫权威。其次，我们担心孩子们会认为自己可以做任何做过的事。这种担忧反映了我们对孩子们行为动机的一种假设，即除非被强行禁止，否则孩子们会倾向于做坏事而不会受到惩罚的。于是，基于这种不言而喻的人性理论，就导出了我们对惩罚的需求（或者害怕放弃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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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背后的每一个理念和动机都可以被拿出来仔细分析。我们真的想要追求一种与孩子相互对立的关系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选择这样一种方式来阻止他们赢得这场权力的争夺赛，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对权力的争夺。同样的，我们需要问一问自己，为什么我们相信孩子们天性会对这些肮脏的、自私的和反社会的行为津津乐道，只有在害怕这些行为会给自己带来不良后果时才会克制自己不去做这些事？但实际上，事实恰好与此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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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对待犯了错的孩子，我们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种是强加一些惩罚性的后果，另一种是将之看成是一个“教育的机会”，使我们对孩子进行教育或者共同来解决问题的机会。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你犯了错，现在我要对你这么做”，而应该是“出了问题了，我们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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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不仅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也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支持后一种选择。动用权力来采取一些让人不快的措施是一种破坏人际互动的方式，尤其是对孩子而言。显然，任何可以避免这种方式的做法都应该成为我们的首选。此外，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提升了孩子的自信，表达了对孩子的信任，就好像在对孩子说：“我相信，如果你理解了相关的道德问题、掌握了必须的技能，你就能负责任地做事。”这一信条将会导致“良性循环”的发生：我们越信任孩子，孩子们越不会辜负这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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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吗？实际上，更恰当的问题应该是：惩罚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吗？经验和研究告诉我们，如果孩子被惩罚，问题行为反而会增多，不仅不能解决背后的问题，而且使孩子形成值得怀疑的价值观。几乎其他任何做法都比惩罚更能带来进步。创造一种尊重而不是威胁孩子的气氛，和孩子一起努力提高举止得当的能力，指出问题出在哪里并共同解决，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孩子养成一种更加讨人喜欢也更有可能带来长期效果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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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啦，怀疑派会这么回答。这种做法在刚开始时，或者说针对一些小错误时还管用，但如果孩子重复犯错或者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时会怎样呢？我们难道不需要在恰当时候对他们强加惩罚（或“后果”）吗？[2]让我们首先从前提假设入手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前提假设就是：只有在采取某种让孩子不愉快的措施时，成人才算是真正采取行动（或开始严肃对待）。这一假定反映了前文描述的一种广为流传的趋势，一种非此及彼的思维方式：要么惩罚，要么什么都不管。（在这种思维方式下，这里推荐的“解决问题”方式被看成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什么都不管的方式）。支持这一假定的另外一种信条是：除非让孩子们吃到苦头，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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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孩子的行为特别具有破坏性，或者长期重复犯错，正反映了惩罚毫无效果。因为大错而惩罚和因为琐碎小事而惩罚，对孩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说其效果更差，因为它的代价会更高。相比之下，找到问题的核心并将之解决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方法，即使（实际上也是部分因为）这样做不会带来痛苦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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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顽固的行为，家长更受到诱惑去进行惩罚，但这并不是因为惩罚会变得更有效，而是由于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绝望。这就是所谓的“脸色铁青”综合症，比如“我和他谈了好多次，但他就是不改”。撇开惩罚性措施收效甚微的事实不谈（当然，除了让孩子充满怨恨地暂时服从这一效果外），这就好比是在说：“我在不停地打字输入，但我还是没有写出一本好书。显然，打字并不能打出一本好书。”当一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需要的是改变方式，而不是放弃解决问题，转而采取威胁和恐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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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使用一次威胁和恐吓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性后果，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在我们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时，偶尔使用一些不那么激烈的惩罚手段或者斯金纳式的刺激，并不会对孩子的情感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至少在一种总是充满温暖、慈爱和尊重的环境中不会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避免使用奖励和惩罚。原谅我们自己偶尔的错误同拒绝承认这是一种错误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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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使用外在激励，我们在面对问题时（在某些情况下）保持耐心和自我控制是否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期望老师和父母们做到这一点是否是不现实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当我们放下本书回到紧急状况层出不穷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时间和耐心都有限，而孩子们却盯着我们要这要那，有时甚至会让我们勃然大怒，这时那些有关惩罚的研究和分析就被抛至脑后了。处罚、叫嚷甚至是动手，或者用诱惑（也就是奖励）来进行控制的冲动是很难抑制的。每一位父母都知道，为我们的行为设置一套不可能实现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不可以也不需要摈弃标准和目标，我们也不应该低估自己的能力。在没有贿赂和威胁的情况下培养孩子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自信需要时间，更确切地说，培养我们对自己不依靠奖惩来进行管理的能力的自信需要时间。我认识的一位母亲曾经告诉我：“我从没打过我的第二个孩子，原因很简单，我已经成了一个更好的母亲。”我认识的另一位母亲曾经向我承认：“我之所以告诉女儿‘如果你把房间打扫干净的话，就把这个给你’，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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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些父母对自己行为方式的审视充满了建设性，并让我看到了希望。尽管他们使用过奖励和惩罚，但他们并没有认为对这些方法的批评是“不现实的”（也许他们知道所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刚开始时看起来都缺乏可行性）。他们并不固执己见地认为，除了外在的控制性措施之外，孩子们不会对其他的东西产生反应（坚持成见的往往是那些对其他教子方法一无所知的父母）。而且，这些母亲把自己看成求知者，认为自己正处于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需要时间和帮助来去除旧习惯、放弃流行行为主义，但他们直觉地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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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解决问题：回到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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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控制方法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3C”：内容（content）、合作（collaboration）和选择（choice）。在这一部分，我将分别简要讨论3C在我们面对问题行为时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后面的部分，我还会回到这三个要素，阐释它们对于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好人所起到的长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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