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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是：对待犯了错的孩子，我们有两种基本的选择。一种是强加一些惩罚性的后果，另一种是将之看成是一个“教育的机会”，使我们对孩子进行教育或者共同来解决问题的机会。我们的反应不应该是“你犯了错，现在我要对你这么做”，而应该是“出了问题了，我们该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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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种不仅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也代表了一种不同的反应方式，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来支持后一种选择。动用权力来采取一些让人不快的措施是一种破坏人际互动的方式，尤其是对孩子而言。显然，任何可以避免这种方式的做法都应该成为我们的首选。此外，通过共同努力来解决问题，提升了孩子的自信，表达了对孩子的信任，就好像在对孩子说：“我相信，如果你理解了相关的道德问题、掌握了必须的技能，你就能负责任地做事。”这一信条将会导致“良性循环”的发生：我们越信任孩子，孩子们越不会辜负这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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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吗？实际上，更恰当的问题应该是：惩罚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吗？经验和研究告诉我们，如果孩子被惩罚，问题行为反而会增多，不仅不能解决背后的问题，而且使孩子形成值得怀疑的价值观。几乎其他任何做法都比惩罚更能带来进步。创造一种尊重而不是威胁孩子的气氛，和孩子一起努力提高举止得当的能力，指出问题出在哪里并共同解决，这些做法都有助于孩子养成一种更加讨人喜欢也更有可能带来长期效果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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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啦，怀疑派会这么回答。这种做法在刚开始时，或者说针对一些小错误时还管用，但如果孩子重复犯错或者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时会怎样呢？我们难道不需要在恰当时候对他们强加惩罚（或“后果”）吗？[2]让我们首先从前提假设入手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前提假设就是：只有在采取某种让孩子不愉快的措施时，成人才算是真正采取行动（或开始严肃对待）。这一假定反映了前文描述的一种广为流传的趋势，一种非此及彼的思维方式：要么惩罚，要么什么都不管。（在这种思维方式下，这里推荐的“解决问题”方式被看成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什么都不管的方式）。支持这一假定的另外一种信条是：除非让孩子们吃到苦头，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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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孩子的行为特别具有破坏性，或者长期重复犯错，正反映了惩罚毫无效果。因为大错而惩罚和因为琐碎小事而惩罚，对孩子来说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甚至可以说其效果更差，因为它的代价会更高。相比之下，找到问题的核心并将之解决是一种更有意义的方法，即使（实际上也是部分因为）这样做不会带来痛苦和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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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顽固的行为，家长更受到诱惑去进行惩罚，但这并不是因为惩罚会变得更有效，而是由于我们自己变得更加绝望。这就是所谓的“脸色铁青”综合症，比如“我和他谈了好多次，但他就是不改”。撇开惩罚性措施收效甚微的事实不谈（当然，除了让孩子充满怨恨地暂时服从这一效果外），这就好比是在说：“我在不停地打字输入，但我还是没有写出一本好书。显然，打字并不能打出一本好书。”当一种方式无法解决问题时，我们需要的是改变方式，而不是放弃解决问题，转而采取威胁和恐吓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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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使用一次威胁和恐吓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性后果，这种说法也许有些夸张。在我们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方法时，偶尔使用一些不那么激烈的惩罚手段或者斯金纳式的刺激，并不会对孩子的情感造成永久性的伤害，至少在一种总是充满温暖、慈爱和尊重的环境中不会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避免使用奖励和惩罚。原谅我们自己偶尔的错误同拒绝承认这是一种错误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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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使用外在激励，我们在面对问题时（在某些情况下）保持耐心和自我控制是否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期望老师和父母们做到这一点是否是不现实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而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是否定的。当我们放下本书回到紧急状况层出不穷的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时间和耐心都有限，而孩子们却盯着我们要这要那，有时甚至会让我们勃然大怒，这时那些有关惩罚的研究和分析就被抛至脑后了。处罚、叫嚷甚至是动手，或者用诱惑（也就是奖励）来进行控制的冲动是很难抑制的。每一位父母都知道，为我们的行为设置一套不可能实现的标准是毫无意义的。然而，我们不可以也不需要摈弃标准和目标，我们也不应该低估自己的能力。在没有贿赂和威胁的情况下培养孩子对自己行为能力的自信需要时间，更确切地说，培养我们对自己不依靠奖惩来进行管理的能力的自信需要时间。我认识的一位母亲曾经告诉我：“我从没打过我的第二个孩子，原因很简单，我已经成了一个更好的母亲。”我认识的另一位母亲曾经向我承认：“我之所以告诉女儿‘如果你把房间打扫干净的话，就把这个给你’，是因为我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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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些父母对自己行为方式的审视充满了建设性，并让我看到了希望。尽管他们使用过奖励和惩罚，但他们并没有认为对这些方法的批评是“不现实的”（也许他们知道所有根本性的改变在刚开始时看起来都缺乏可行性）。他们并不固执己见地认为，除了外在的控制性措施之外，孩子们不会对其他的东西产生反应（坚持成见的往往是那些对其他教子方法一无所知的父母）。而且，这些母亲把自己看成求知者，认为自己正处于不断进步的过程中。他们也许需要时间和帮助来去除旧习惯、放弃流行行为主义，但他们直觉地知道这才是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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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解决问题：回到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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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控制方法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3C”：内容（content）、合作（collaboration）和选择（choice）。在这一部分，我将分别简要讨论3C在我们面对问题行为时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后面的部分，我还会回到这三个要素，阐释它们对于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好人所起到的长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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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当人们的工作表现很糟糕时，我们有必要看一看他们被要求做什么，也就是这份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当学生们不好好学习时，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他们被要求学些什么以及这值得去学吗。同样的，当孩子不听话让人担心时，我们就应该从分析要求孩子听什么样的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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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事先假定别人只应该按他说的去做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更喜欢问的是“我怎样才能让他们听话”，这个提问必然会导致行为主义的泛滥。同主管和老师相比，父母更可能这么思维，因为比起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当工作发生问题时，有些主管可能会反省任务的设计。当学生没有成功完成所布置的学习任务时，有些老师会想办法提高课程的质量。但当孩子不听话时，几乎没有多少父母会反思自己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希望寻求帮助，也只会是如何改变孩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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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学校管理中，则应该是老师）应该反思自己要求的合理性，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似乎也并不需要大量的理论和专家意见的支持。有的父母会认为这样做颇具可行性，不管这做起来有多么困难。有的父母则会把这里的论述一脚踢开，因为它违背了自己培养孩子的基本信条。在此，我并不想要说服那些认为父母就应该期望得到无条件服从的人，而是希望提醒其他所有的人：在处理孩子的不当行为时，让我们从认真反思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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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从一个非常一般性的问题开始反思：我们设定的规则“是否和孩子们的基本需要、动力或趋势相冲突，是否必然会产生矛盾”，比如，总是让孩子不要发出声音、不要乱动或不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是不是在要求他们按照与自身年龄和能力不相符的方式来行事，比如，要求他们在行动之前考虑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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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必要性和可取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具体的要求。我们对一个3岁的孩子说不许玩刀，孩子会对这种限制感到不开心，我们再三斟酌，还是认为这太危险（并且向他做出解释）。我们告诉一个6岁的孩子不要在餐桌上玩冰块，孩子也会对此觉得不愉快，我们再次考虑，发现这并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伤害。（毫无疑问，重新考虑所设定的限制，同由于筋疲力尽而心软——“好，玩吧”——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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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规则和限制明显是合理的，有些则毫无必要、不近人情，但大多数情况都会介于这两者之间，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权衡。例如，孩子对周围环境探究的渴望可能会导致对自身的伤害，或者孩子们的尽情嬉闹可能会影响到周围人的权利。父母管教有方并不仅是因为他们每次做出了限制，更是因为他们愿意对这些限制进行再三斟酌，而不是习惯性地说不，要求孩子对任何限制都无条件地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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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决定孩子应该做什么以及可以对他们提出哪些合理的要求，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父母的事。孩子的年龄越大，我们就越应该让他们参与这一过程，向他们解释，倾听他们的意见，同他们一起商量，并一起做计划。替代奖惩的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核心要点就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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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最有限的一种合作形式，也是我们必须向孩子做的。即使孩子年龄还太小，不能参与决定的过程，或者我们认为某项规则是不容商榷的，最好也是用“这就是为什么……”（诉诸原因）来取代“因为我这样命令……”（诉诸权威）。这种方法更加有效，因为研究已经证实了一个常识，那就是孩子更可能对那些被告知了原因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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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显然要符合孩子的理解能力，但解释的方式还是要因情况而定。有时候要用马丁·霍夫曼称之为“引导式”的方法，引导孩子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时候我们需要动之以情，讲道理并不意味着要排除激情，比如在告诉孩子为什么不能打人的时候（这里的小窍门是不要让激情冲淡了所要传递的信息）。解释必须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这种对话氛围要欢迎孩子做出反应，而不要变成孩子必须安静聆听的一场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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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想的合作方式并不仅局限于成人向孩子解释为什么必须要（或者不能）这么做，而是一个共同做出决定的过程。例如，在通常所说的纪律问题上，第一步应该是讨论孩子的行为是否真的是个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传统的做法是父母自己做出决定，然后告诉孩子必须要改变，然而，在孩子看来，除了这是可以决定奖惩的父母强行提出的要求以外，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改变。于是，这种改变往往就会是表面的、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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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总是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糟糟的真的不好吗？他们必须要停止从小伙伴那里抢过玩具吗？教室里的学生在说话之前必须要举手吗？有时父母或者老师已经决定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对话的目的就是帮助孩子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时（我相信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大人会愿意和孩子一起探讨为什么会发生不恰当的行为，并取得相互理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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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共同讨论什么是错误的（以及为什么）都大大有益于提高孩子的道德水准。约翰·尼科尔斯这样论述道：“如果真的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纪律问题，我们也能把这些问题转变成让每个孩子成为一名立法者（道德思考者）的智力挑战。除了控制行为以外，在道德问题上还有很多方法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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