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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控制方法的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我在前文中所提到的“3C”：内容（content）、合作（collaboration）和选择（choice）。在这一部分，我将分别简要讨论3C在我们面对问题行为时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在后面的部分，我还会回到这三个要素，阐释它们对于帮助孩子成长为一个好人所起到的长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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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当人们的工作表现很糟糕时，我们有必要看一看他们被要求做什么，也就是这份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当学生们不好好学习时，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他们被要求学些什么以及这值得去学吗。同样的，当孩子不听话让人担心时，我们就应该从分析要求孩子听什么样的话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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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事先假定别人只应该按他说的去做的人来说，这种观点是一个巨大的威胁。他们更喜欢问的是“我怎样才能让他们听话”，这个提问必然会导致行为主义的泛滥。同主管和老师相比，父母更可能这么思维，因为比起其他类型的人际关系，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父母和子女之间是不平等的关系。当工作发生问题时，有些主管可能会反省任务的设计。当学生没有成功完成所布置的学习任务时，有些老师会想办法提高课程的质量。但当孩子不听话时，几乎没有多少父母会反思自己要求他们做的事情。如果他们希望寻求帮助，也只会是如何改变孩子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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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在学校管理中，则应该是老师）应该反思自己要求的合理性，这并不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似乎也并不需要大量的理论和专家意见的支持。有的父母会认为这样做颇具可行性，不管这做起来有多么困难。有的父母则会把这里的论述一脚踢开，因为它违背了自己培养孩子的基本信条。在此，我并不想要说服那些认为父母就应该期望得到无条件服从的人，而是希望提醒其他所有的人：在处理孩子的不当行为时，让我们从认真反思自己的期望和要求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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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以从一个非常一般性的问题开始反思：我们设定的规则“是否和孩子们的基本需要、动力或趋势相冲突，是否必然会产生矛盾”，比如，总是让孩子不要发出声音、不要乱动或不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是不是在要求他们按照与自身年龄和能力不相符的方式来行事，比如，要求他们在行动之前考虑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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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从必要性和可取性的角度来考察每一个具体的要求。我们对一个3岁的孩子说不许玩刀，孩子会对这种限制感到不开心，我们再三斟酌，还是认为这太危险（并且向他做出解释）。我们告诉一个6岁的孩子不要在餐桌上玩冰块，孩子也会对此觉得不愉快，我们再次考虑，发现这并不会带来什么真正的伤害。（毫无疑问，重新考虑所设定的限制，同由于筋疲力尽而心软——“好，玩吧”——有着本质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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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规则和限制明显是合理的，有些则毫无必要、不近人情，但大多数情况都会介于这两者之间，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权衡。例如，孩子对周围环境探究的渴望可能会导致对自身的伤害，或者孩子们的尽情嬉闹可能会影响到周围人的权利。父母管教有方并不仅是因为他们每次做出了限制，更是因为他们愿意对这些限制进行再三斟酌，而不是习惯性地说不，要求孩子对任何限制都无条件地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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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决定孩子应该做什么以及可以对他们提出哪些合理的要求，这一过程不仅仅是父母的事。孩子的年龄越大，我们就越应该让他们参与这一过程，向他们解释，倾听他们的意见，同他们一起商量，并一起做计划。替代奖惩的方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是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其核心要点就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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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是最有限的一种合作形式，也是我们必须向孩子做的。即使孩子年龄还太小，不能参与决定的过程，或者我们认为某项规则是不容商榷的，最好也是用“这就是为什么……”（诉诸原因）来取代“因为我这样命令……”（诉诸权威）。这种方法更加有效，因为研究已经证实了一个常识，那就是孩子更可能对那些被告知了原因的要求做出积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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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显然要符合孩子的理解能力，但解释的方式还是要因情况而定。有时候要用马丁·霍夫曼称之为“引导式”的方法，引导孩子明白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时候我们需要动之以情，讲道理并不意味着要排除激情，比如在告诉孩子为什么不能打人的时候（这里的小窍门是不要让激情冲淡了所要传递的信息）。解释必须成为对话的一部分，这种对话氛围要欢迎孩子做出反应，而不要变成孩子必须安静聆听的一场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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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想的合作方式并不仅局限于成人向孩子解释为什么必须要（或者不能）这么做，而是一个共同做出决定的过程。例如，在通常所说的纪律问题上，第一步应该是讨论孩子的行为是否真的是个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传统的做法是父母自己做出决定，然后告诉孩子必须要改变，然而，在孩子看来，除了这是可以决定奖惩的父母强行提出的要求以外，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改变。于是，这种改变往往就会是表面的、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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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总是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糟糟的真的不好吗？他们必须要停止从小伙伴那里抢过玩具吗？教室里的学生在说话之前必须要举手吗？有时父母或者老师已经决定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对话的目的就是帮助孩子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时（我相信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大人会愿意和孩子一起探讨为什么会发生不恰当的行为，并取得相互理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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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共同讨论什么是错误的（以及为什么）都大大有益于提高孩子的道德水准。约翰·尼科尔斯这样论述道：“如果真的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纪律问题，我们也能把这些问题转变成让每个孩子成为一名立法者（道德思考者）的智力挑战。除了控制行为以外，在道德问题上还有很多方法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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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某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被明确认定是错误的，那么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出其根源，尤其是在重复犯错的情况下。我在上文中已经论述过，奖励和惩罚无效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不考虑起因。不同的流派对行为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流派可能强调孩子只是希望通过一些行为引起关注，有的认为孩子可能只是在模仿（他对朋友充满攻击性是因为父母对他充满了攻击性），有的从家庭或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结构入手，等等。抛开这些理论不淡，不同的情境也会赋予同样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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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怎么来确定原因呢？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询问孩子。父母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需要这么做，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已经假定行为的原因非常清楚，要么是他们认为这一点根本就不重要。有时父母们确实询问了孩子，但却伴随着一种粗暴的、威胁性的语气（“为什么你这次上学又迟到了？啊？为什么？回答我！”），于是，孩子完全明白这并不是真的在询问他原因，而是要求他低头忏悔，低声求饶，以求免于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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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幼一些的孩子有时并不能确定或表达出他们的动机。5岁的孩子不可能说：“爸爸，我想我动手打查克里的原因是我需要排解一下郁闷的心绪，因为我总是听到你和妈妈互相大喊大叫。”他们更有可能做的是耸耸肩嘀咕道：“我没有。”（大一点的孩子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但如果我们能创造出一种非惩罚性的、合作性的氛围，让孩子觉得能够安全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那就更有可能得到孩子更有意义的解释。）如果孩子们不愿意直言不讳，父母和老师必须要开始探究，寻找线索以确定可能的原因，并且要避免在找原因的过程中就做出推测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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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应该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制订出一项计划：“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有些人喜欢用正式的合约来确定所达成的共识，但是否以书面形式记录下行动计划，并不如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一计划来得重要。计划是共同制订的，还是只反映了大人的意愿；是在宽松的氛围中达成的，还是迫于压力制定的；是基于对道德价值观的理解做出的决定，还是为了避免惩罚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了解一个合约是否有帮助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直接问孩子。有时孩子出现不当行为后，合理的处理就是根据情况恢复、替换、修补、释疑或者道歉。“如果孩子没有感到惩罚的恐惧，他们会愿意主动响应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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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排一些后续的检查通常会十分有用，看看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计划进展得如何，是否需要一些额外的或全新的方法，或者哪怕只是让孩子对自己能够解决问题而感到骄傲。这样的讨论还能让参与者反省整个过程，判断其是否公平、是否有建设性。尤其是在整个班级的学生一起解决问题时，这一方法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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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讨论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涉及到了孩子的选择权或者说自主权的问题。当大人不确定事情发生的原因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时，他们需要牢记的口号是“让孩子参与进来”。越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越是征求并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需要大人解决的问题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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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具体阐述自主权问题，它并不是我们对待孩子不当行为的一种技巧，而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一个基本组成，它将帮助孩子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技能。现在我唯一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提供控制性建议的人是如何曲解选择这一概念的。父母和老师有时被鼓励对孩子实施惩罚性的“后果”，会把这种惩罚说成是孩子自己选择的结果。例如，对一个在房间里闹腾着打网球的孩子说：“我看你是选择了整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父母和老师们偏好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奇怪，它看起来减轻了大人将要对孩子采取措施的责任。但这种归咎于孩子的做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当孩子被告知不能做什么事时，她可能本来想待在房间里玩玩具，[4]但肯定不是想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让她关在房间里的是她的父亲。于是，这种颠倒事实的心理游戏所造成的侮辱又使惩罚增添了新的一重伤害，它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是孩子自己要求被惩罚的。这种把戏使用了“选择”这个词语来恫吓孩子，但却没有给孩子他们真正想要的：一个真正参与决定自己将要做什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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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关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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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负责的行为采取行动，甚至阻止其发生远远不够。我们想强调积极的方面，帮助孩子负责任地行动，并形成长期的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价值观。但怎么做呢？抛弃奖励和惩罚也许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显然还不够。幸好有许多研究已开始关注这一宏伟的目标。当然，并不存在什么万无一失的指南，但的确存在一些通用的原则值得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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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如果孩子知道有人关心他，他也就更可能成长为一个关心他人的人。一个温暖的、有利于成长的环境是积极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对实现让孩子按我们的要求去做这样的小目标也很有用）。如果孩子们觉得安全，他们就能承担风险、提出问题、犯错误、学会信任、分享情感并不断成长。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他们，他们也会尊重他人。[5]如果他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有宝贵的能力去满足他人的需求。而如果这些美好的事物被剥夺，他们的一生可能都会耗费在治疗心理创伤上。他们的耳边大声回响着他们自身的需求，因此对他人的呼唤就听不见更不用说做出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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