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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理想的合作方式并不仅局限于成人向孩子解释为什么必须要（或者不能）这么做，而是一个共同做出决定的过程。例如，在通常所说的纪律问题上，第一步应该是讨论孩子的行为是否真的是个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传统的做法是父母自己做出决定，然后告诉孩子必须要改变，然而，在孩子看来，除了这是可以决定奖惩的父母强行提出的要求以外，他们并不理解为什么要改变。于是，这种改变往往就会是表面的、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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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总是把自己的房间弄得乱糟糟的真的不好吗？他们必须要停止从小伙伴那里抢过玩具吗？教室里的学生在说话之前必须要举手吗？有时父母或者老师已经决定了答案，在这种情况下，对话的目的就是帮助孩子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时（我相信这种情况极为少见），大人会愿意和孩子一起探讨为什么会发生不恰当的行为，并取得相互理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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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共同讨论什么是错误的（以及为什么）都大大有益于提高孩子的道德水准。约翰·尼科尔斯这样论述道：“如果真的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纪律问题，我们也能把这些问题转变成让每个孩子成为一名立法者（道德思考者）的智力挑战。除了控制行为以外，在道德问题上还有很多方法可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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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某个孩子的行为已经被明确认定是错误的，那么下一个任务就是找出其根源，尤其是在重复犯错的情况下。我在上文中已经论述过，奖励和惩罚无效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其不考虑起因。不同的流派对行为的原因有着不同的解释，有的流派可能强调孩子只是希望通过一些行为引起关注，有的认为孩子可能只是在模仿（他对朋友充满攻击性是因为父母对他充满了攻击性），有的从家庭或学校里的人际关系结构入手，等等。抛开这些理论不淡，不同的情境也会赋予同样的行为以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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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怎么来确定原因呢？最显而易见的方法就是询问孩子。父母们往往并没有意识到需要这么做，这要么是因为他们已经假定行为的原因非常清楚，要么是他们认为这一点根本就不重要。有时父母们确实询问了孩子，但却伴随着一种粗暴的、威胁性的语气（“为什么你这次上学又迟到了？啊？为什么？回答我！”），于是，孩子完全明白这并不是真的在询问他原因，而是要求他低头忏悔，低声求饶，以求免于受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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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年幼一些的孩子有时并不能确定或表达出他们的动机。5岁的孩子不可能说：“爸爸，我想我动手打查克里的原因是我需要排解一下郁闷的心绪，因为我总是听到你和妈妈互相大喊大叫。”他们更有可能做的是耸耸肩嘀咕道：“我没有。”（大一点的孩子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反应，但如果我们能创造出一种非惩罚性的、合作性的氛围，让孩子觉得能够安全地说出自己想说的一切，那就更有可能得到孩子更有意义的解释。）如果孩子们不愿意直言不讳，父母和老师必须要开始探究，寻找线索以确定可能的原因，并且要避免在找原因的过程中就做出推测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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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应该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制订出一项计划：“你认为我们应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有些人喜欢用正式的合约来确定所达成的共识，但是否以书面形式记录下行动计划，并不如我们是如何得出这一计划来得重要。计划是共同制订的，还是只反映了大人的意愿；是在宽松的氛围中达成的，还是迫于压力制定的；是基于对道德价值观的理解做出的决定，还是为了避免惩罚而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了解一个合约是否有帮助的一个好办法就是直接问孩子。有时孩子出现不当行为后，合理的处理就是根据情况恢复、替换、修补、释疑或者道歉。“如果孩子没有感到惩罚的恐惧，他们会愿意主动响应并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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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安排一些后续的检查通常会十分有用，看看问题是否得到了解决，计划进展得如何，是否需要一些额外的或全新的方法，或者哪怕只是让孩子对自己能够解决问题而感到骄傲。这样的讨论还能让参与者反省整个过程，判断其是否公平、是否有建设性。尤其是在整个班级的学生一起解决问题时，这一方法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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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讨论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就涉及到了孩子的选择权或者说自主权的问题。当大人不确定事情发生的原因或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时，他们需要牢记的口号是“让孩子参与进来”。越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是整个过程的一部分，越是征求并认真考虑他们的意见，需要大人解决的问题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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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在本章的后半部分具体阐述自主权问题，它并不是我们对待孩子不当行为的一种技巧，而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一个基本组成，它将帮助孩子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技能。现在我唯一想说的一点是：我们必须警惕那些提供控制性建议的人是如何曲解选择这一概念的。父母和老师有时被鼓励对孩子实施惩罚性的“后果”，会把这种惩罚说成是孩子自己选择的结果。例如，对一个在房间里闹腾着打网球的孩子说：“我看你是选择了整晚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吧。”父母和老师们偏好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奇怪，它看起来减轻了大人将要对孩子采取措施的责任。但这种归咎于孩子的做法根本不符合事实。当孩子被告知不能做什么事时，她可能本来想待在房间里玩玩具，[4]但肯定不是想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让她关在房间里的是她的父亲。于是，这种颠倒事实的心理游戏所造成的侮辱又使惩罚增添了新的一重伤害，它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是孩子自己要求被惩罚的。这种把戏使用了“选择”这个词语来恫吓孩子，但却没有给孩子他们真正想要的：一个真正参与决定自己将要做什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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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关爱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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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负责的行为采取行动，甚至阻止其发生远远不够。我们想强调积极的方面，帮助孩子负责任地行动，并形成长期的符合社会道德准则的价值观。但怎么做呢？抛弃奖励和惩罚也许是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但显然还不够。幸好有许多研究已开始关注这一宏伟的目标。当然，并不存在什么万无一失的指南，但的确存在一些通用的原则值得总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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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如果孩子知道有人关心他，他也就更可能成长为一个关心他人的人。一个温暖的、有利于成长的环境是积极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它对实现让孩子按我们的要求去做这样的小目标也很有用）。如果孩子们觉得安全，他们就能承担风险、提出问题、犯错误、学会信任、分享情感并不断成长。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他们，他们也会尊重他人。[5]如果他们的情感需求得到满足，他们就有宝贵的能力去满足他人的需求。而如果这些美好的事物被剥夺，他们的一生可能都会耗费在治疗心理创伤上。他们的耳边大声回响着他们自身的需求，因此对他人的呼唤就听不见更不用说做出反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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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成为一个充满关爱的人，父母和老师首先就必须要是个人。我们中的许多人倾向于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永远强大、能够有效控制，拥有不容置疑的权威的父母和老师。这么做其实是在扮演一个角色，即使是按照剧本的要求去关爱他人，也完全不同于在孩子面前做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一个父母或老师的角色）有时会慌张、会分神、会疲倦、会脱口而出然后后悔不已、会询问孩子的看法、会有除了担当父母和老师角色之外的兴趣并且愿意就此展开讨论。而且，一个真实的人会避免那种使亲密关系变得疏远的做法，比如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孩子们，科恩先生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惊喜给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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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关爱者应该关心他人，我想这个观点不会引起什么争议。然而，传统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相反观点仍然会不时浮现在我们面前，例如，人们还能听到一种古老的说法，就是当婴儿啼哭时，你不能马上抱起他抚慰他，否则的话他的脾气只会越来越大。现代流行的行为科学理论与这一观点一致，它也认为父母的这种反应只会让婴儿啼哭得更厉害。（不过，凡是具有实际的育婴经验的人都强烈反对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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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仍然有些教育家认为，除非在圣诞节，老师不能随便放下架子向自己的学生微笑。（我希望提出这种建议的人都已离职，不能再继续伤害孩子了。）另外一些教师仍然坚持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讨学生喜欢”，这往往也就成为了他们不能或不愿关爱学生的一个合理解释。现有的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对学生友爱的老师在教学方面效率也很高……并且驳斥了学生可以从冷漠、古板、有距离感的老师那里可以学到更多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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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早在孩子学会站立之前，或者甚至是他们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架势之后，孩子还是在通过观察大人是什么样的人来学习如何做人。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成人是通过榜样来教育孩子的。但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常常忘记我们的所有行为对孩子来说都是榜样。例如，我们可能在孩子面前做了一件事，想以此示范某种行为或态度，但让人不安的现实却是，孩子同时也在模仿我们十分钟以前的行为，而那时我们并没有好好考虑自己该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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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孩子们看见我们从身处困境的人面前快速走过，他们学到的是别人的痛苦与我们无关。如果孩子们听到我们以“我们vs．他们”的方式来谈论这个社会，他们学到的是无须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如果孩子们屈从于强权和控制，那时因为你就是这样对待比自己弱小的人的。但如果他们成长的环境中充满了爱、公平、尊重和同情，他们也会学到这些。事实上，研究表明，如果父母本身就是关爱他人、乐于助人的人，孩子也更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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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带着尊重倾听时，当我们试图帮助陌生人时，当我们承认自己的错误时，我们都是在示范。除了付出爱以外，几乎所有其他能为孩子做的事都比不上向他们忏悔和道歉更重要、更困难。向孩子道歉是在告诉孩子“如果我说了什么让你感到窘迫，或者伤害了你的感情（我也不是一个完人，所以也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请告诉我”。这样的成人毫无疑问将会树立一个勇气和关爱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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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关爱孩子，我们以身示范了关爱的重要性（关爱不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而，这种关爱的冲动要以不妨碍孩子自己独立解决问题并从中发现自身的能力为界。另外一条同样重要却又往往被忽视的是：冲上去帮助孩子可能会阻止他们向朋友、兄弟姐妹以及同学求助。我们希望成为帮助他人的表率，但我们不希望教导孩子们相信大人能够应付一切因而不需要同辈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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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展示并告知”并非只是小学生的活动。示范和解释是天生相伴的两个要素。离开了前者就等于忽视了研究结果所支持的一种常识性智慧：行动比语言更有力。离开了后者就等于剥夺了孩子思考和讨论他们所看到的事情的重要性的机会，从而也就不能充分地将之内化于孩子自身的行为方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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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阐述了解决问题要求我们和孩子进行对话，向他们提供解释和说明。但这并不只是解决问题时才有用的一个策略，要使孩子成为一个有自我道德约束的人，就有必要每天进行这一过程。研究者发现，那些父母在他们的孩提时代就倾向于和他们一起分析原因，而不是惩罚他们或者只是要求他们简单地服从的人，更有可能乐于助人，也更乐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在另一项研究中，采用引导方式来替代权威策略的中产阶级母亲发现“这种改变与孩子更高的道德水平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某一项研究甚至表明，解释能够降低孩子的侵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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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致力于同孩子交谈，我们选择解释什么以及怎么解释也非常重要。解释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指出负面行为的后果，例如，我们不能仅仅告诉孩子为什么打人是不好的，还要鼓励他们考虑为什么助人是好的。而且，不要仅从自身利益的角度展开解释，还要让孩子注意到别人在获得帮助后的感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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