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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番话的人就是鲁道夫·豪斯，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亲社会的价值观非常重要，但如果它们的传授是在一种强调服从而不是自主的环境中进行的，我们也许将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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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选择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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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真的看重自主决定的价值，那就应该重新审视一些问题。例如，有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即孩子们需要并且心里也希望受到限制，不管他们嘴上怎么抱怨，我们设定规则其实是在为他们服务。毫无疑问，规则和框架有它们的作用，但正如托马斯·高登所说：“关键的问题不是家庭和学校是否需要限制和规则，而是由谁来设定限制，是成人自己还是成人和孩子们一起？”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他们对父母或老师单方面制定规则并强制实施的做法也越来越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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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例子：有些人认为父母双方必须一直保持统一战线，在孩子面前要观点一致。的确，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方在教育方法上的差异将会带来问题，但否认双方对问题的看法有时也会不一致，这显然刻板而不真实。更重要的是，如果孩子被剥夺了所有决定自己行为的机会，父母的一致就成为了反对他的联合阵线。这时，选择又一次成为决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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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问题专家南茜·萨玛琳认为：“孩子们必须参与决定吃什么、穿什么、业余时间干什么以及是否在课堂上回答问题。”但参与到什么程度，从几岁开始参与，参与哪些事情的决定，应该让孩子自己做决定（或是同大人一起做决定），这些问题并不可能事先有一个精确的答案。父母每一天都在努力寻找这个最佳平衡点，这是他们职责的一个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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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需要检查孩子们做决定的能力，保证他们具备所需要的技能。但他们也要有心理准备，那些并不习惯进行选择的孩子们的反馈可能并不理想。当老师向那些已经习惯于被控制的孩子们提供做决定的机会时，这些反应是一种再普遍不过的现象。最开始，孩子们可能直接反对，愤怒地争辩说设置课程和规则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责任。正如埃瑞克·弗罗姆所说的那样，这种“对自由的逃避”，实际上意味着老师们应该开始组织学生讨论教室究竟是属于谁的、被人呼来唤去的感觉如何以及本章讨论的其他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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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孩子们会怀疑这种邀请的真实性，他们将开始对大人进行试探，他们会故意给出一些明显不合理的建议来看大人是否会重新使用他的特权，以此来证实他们认为大人根本就没有诚意的想法。的确会有些建议根本就不可行，但老师往往必须要面对这种明知不可行的建议，让大家就此进行一些讨论，然后再回过头来评估其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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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孩子们也许会说一些他们认为成人喜欢听的东西（或者他们从其他的成人那里听到的东西）。比如说，在被要求对班级行为规范提出自己的建议时，一个三年级的学生也许会说：“我们应该管好自己的双手。”这很有可能发生，因为孩子们渴望取悦我们，或者并不相信老师真的希望听到他们的真心话，也或者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对决策过程进行思考。充满感激地接受孩子们这样的建议对老师来说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因为他已经让孩子们进行了选择，同时又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对两方面来说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不幸的是，迎合并不等于选择。老师们应该在这里停下来，告诉孩子“说一些你认为别人希望听到的东西”和“说一些你还不知道别人会做何反应的东西”有什么区别，并强调后者才是你现在想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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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有时也会发生在家庭当中，特别是在父母们从专制方式向民主方式过渡的时候。[6]但父母们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不是孩子们的抵制，而是他们自己是否真的能放弃控制性的方式。有些人并没有准备好去迎接这种新型的父（母）子关系，他们会让孩子做决定，但转瞬之间又会因为孩子们没有做出“正确的”（也就是他们所希望的那个）决定而收回决策权。这不仅不利于孩子们自主性的发展，还会招致孩子极大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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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另外一些成人会事先给出许多严格的限制甚至是造成一种错觉，然后再赋予孩子们选择的权利。我听到许多父母和老师都洋洋自得地宣称如果选择的结果不太重要的话，他们都非常愿意给孩子们选择的机会。当然，这会让成人们觉得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但这只是通往自治的第一步。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我们愿意放弃权力，让孩子们决定那些重要的事项，决定那些我们非常在意结果会如何的事项。一个教育家这样描述道：“老师们（也许我们还应该加上父母们）进行的许多控制本来都应该属于孩子们自己的权利，但正是由于恐惧，我们才不愿把这些权利还给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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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阴险的一种做法就是让孩子觉得自己是在做某个决定，但实际上却并没有真正的权利。（这种做法在前面关于控制的章节中已经有所讨论，老板会在员工中创造出一种他们好像能自我控制的氛围，但这实际上只是员工们自己的主观幻觉。）最近，我听到一位全国知名的为孩子和教育呐喊的鼓吹者在回忆自己当教师的经历。在说起有一个孩子总是明确地挑战她的权威时，她微笑着评论道：“我必须得是一个比她更好的谈判专家。”这句话表明，她和孩子之间的互动实际上并不是谈判而是控制。毕竟，一个大人不得不十分灵敏聪明才能掩饰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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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父母很得意的一种做法是，设定严格的游戏规则，然后让孩子们觉得是自己在做决定。所谓的“同意工程”看上去给孩子们提供了自主权，但实际上得到的是“一种对命令和服从的保证，这是一种最诱人的组合。但我们应该对它的表象和实质有一个更清晰地理解：它其实是对当权者利益的一种保证和强化”。教育家詹姆斯·宾尼的这番描述也许是受到了政客们行为的启发，但也非常适用于解释某些父母的行为方式。如果我们希望孩子学会如何做选择，我们就必须给他们提供做真正选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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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的恶果 摆脱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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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以前，威斯康星州的一位西班牙语教师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她班级里的故事。为了同时提高学生们的社交能力和学习成绩，她让学生们两两搭档，以便在学习上相互帮助。一个语言能力很强的女孩要求更换自己的伙伴，因为她的伙伴很难跟上学习的进程。这位老师拒绝了女孩的要求，但由此做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她不再给学生们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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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学期结束、可以开始轮换伙伴的时候，这位学习优秀的女孩又一次给了老师一个意外：她提出自己是否还能继续选择原来的伙伴。没有了成绩的压力，她开始享受帮助别人并看到他人进步的乐趣。她对关爱的本能选择不再受到外部激励的影响，这些外部激励只会让她在与同学们交往时首先考虑这会对自己得A产生怎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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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个故事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关心别人，或者就像在这个故事中，能够成为集体的一部分，能够做选择并承担责任，我们就必须创造出一种推动他们向这个方向前进的环境，并同时消除相关的障碍。奖励和惩罚对于我们想在家庭和学校中营造这样的环境带来了明显的障碍，它们将会击溃我们培养孩子积极价值观的所有努力，也会破坏本章（及前面两章）描述的所有方法策略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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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令人叹服的抛弃外在控制的案例，就来自于那些每天都在这样做的父母和老师们，他们和孩子们用自己的亲身实践鲜活地证明了停止贿赂孩子不仅现实可行，而且还大受欢迎。比如，一些尝试着把班级变成一个充满关爱的集体、让孩子们通过合作来做出决定的老师，就已经提出了要抛弃而不是重新采用那些纠正行为、加强纪律的种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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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本书提出的各种论据会让那些把奖励当作一种有效措施的人坐立不安。实际上，我正希望如此。信奉行为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人在脑海里一定会闪现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否意味着我是一个不称职的老师（或父母）？”我的答案是，任何勇于自我质疑的人都会因此而展现出孩子们需要学习的勇气和灵活性。（相反，有人更倾向于这样反应：“我不在乎你的研究说明了什么——奖励有效，这就够了。”）能够怀疑自己长期以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并重新审视一种根深蒂固的做法，就是一位好老师或好父母的最高标准之一。而斯金纳教条也是最需要我们重新认真审视的问题之一。对此，坏消息是我们已经因为长期信奉行为主义教条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好消息则是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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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尽管意思相近，但对待孩子更像是喂养而非击中小鸟，所以我不愿意用大家熟知的“一石二鸟”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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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这一立场的老师们有时会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标准，“我要操心的孩子太多了，也许惩罚或赶走一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可以使其他人都受益”。这种思维方式的问题之一在于：由惩罚所体现的权力和高压控制也同样会影响其他所谓受益的人们，也就是那些亲眼目睹老师通过控制的手段来处理问题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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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许多大人采取了律师在法庭盘问时使用的策略，即从来不问那些他们自己还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这么做可以让他们保持权威，避免自己遭到冲击，但也阻止了合作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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