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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达尔曼造假主要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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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曼虚假陈述、欺诈发行、银行骗贷、转移资金等行为是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系统性财务舞弊和证券违法行为。在上市的8年时间里，达尔曼不断变换造假手法，持续地编造公司经营业绩和生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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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虚增销售收入，虚构公司经营业绩和生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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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曼所有的采购、生产、销售基本上都是在一种虚拟的状态下进行的，是不折不扣的“皇帝的新装”。每年，公司都会制定一些所谓的经营计划，然后组织有关部门和一些核心人员根据“指标”按照生产、销售的各个环节，制作完全虚假的原料入库单、生产进度报表和销售合同等，为了做到天衣无缝，相关销售发票、增值税发票的税款照章缴纳，公司还因此被评为当地的先进纳税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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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不同年度虚构销售和业绩的具体手法也不断变化。1997～2000年度，主要通过与大股东翠宝集团及下属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虚构业绩，2000年仅向翠宝集团的关联销售就占到了当年销售总额的42.4%。2001年，由于关联交易受阻，公司开始向其他公司借用账户，通过自有资金的转入转出，假作租金或其他收入及相关费用，虚构经营业绩。2002～2003年，公司开始利用自行设立的大批壳公司来自我交易，达到虚增业绩的目的。年报显示，这两年公司前5名销售商很多是来自深圳的新增交易客户，而且基本都采用赊销挂账的方式，使得达尔曼的赊销比例由2000年的24%上升到2003年的55%。经查，这些公司大多是许宗林设立的壳公司，通过这种手法两年共虚构销售收入4.06亿元，占这两年全部收入的70%以上，虚增利润1.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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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虚假采购、虚增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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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采购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公司虚构业绩需要，另一方面是通过虚假采购达到转移资金的目的。达尔曼虚假主要是通过关联公司和形式上无关联的壳公司来实现。从年报看出，公司对大股东翠宝集团的原材料采购在1997～2001年呈现递增状态，2001年起采购额占到了全年购货额的26%。2002年年报显示公司当年存货期末数增加了8 641万元，增幅达86.15%，系年末从西安达福工贸有限公司购钻石毛坯4.5万克拉，估价1.06亿元所致，该笔采购数额巨大且未取得购货发票。后经查明，此批1亿元钻石实际是从壳公司购入的没有价值的锆石。锆石在形态上与钻石几乎相同，非专业人士难以分辨。注册会计师也因未能识别该批虚增的存货而受处罚。从2001年公司开始披露的应付账款前五名的供货商名单可以看出，公司的采购过于集中，而且呈加剧状态，到2003年，前5位供货商的应付账款占到全部应付账款的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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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虚构往来，虚增在建工程、固定资产和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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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伪造公司盈利假象，公司销售收入大大高于销售成本与费用，对这部分差额，除了虚构往来外，公司大量采用虚增在建工程、固定资产，伪造对外投资手法来转出资金，这样公司造假现金就可以循环使用。此外，还通过这种手段掩盖公司资金真实流向，将上市公司资金转匿到个人账户占为己有。据统计，从上市以来达尔曼共有大约15个主要投资项目，支出总金额约10.6亿元。然而无论是1997年的“扩建珠宝首饰加工生产线”项目还是2003年的“珠宝一条街”项目，大都被许宗林用来作为转移资金的手段。2002年年报中的“在建工程附表”显示公司有很多已开工两年以上的项目，以进口设备未到或未安装为借口挂账，而2003年年报的审计意见中更是点明“珠宝一条街”、“都江堰钻石加工中心”、“蓝田林木种苗”等许多项目在投入巨额资金后未见到实物形态，而公司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证监会的处罚决定指控达尔曼2003年年报虚增在建工程约2. 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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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伪造与公司业绩相关的资金流，并大量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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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公司虚构业绩看起来更真实、更具欺骗性，达尔曼配合虚构业务，伪造相应的资金流，从形式上看，公司的购销业务都有资金流转轨迹和银行单据。为做到这一点，达尔曼设立大量壳公司，并通过大量融资来支持造假所需资金。在虚假业绩支撑下，达尔曼得以在1998年、2001年两次配股融资。同时达尔曼利用上市公司信用，为壳公司贷款提供担保，通过壳公司大量融资，从银行融入资金作为收入注入上市公司，再通过支出成本的方式将部分转出，伪造与业绩相关的资金收付款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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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达尔曼造假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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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般财务舞弊案例相比，达尔曼造假行为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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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造假过程和手法系统严密，一条龙造假工程，具有较强隐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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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曼高薪聘请专家，对造假行为进行全程精心策划和严密伪装，形成造假工程一条龙。比起银广夏和东方电子，达尔曼的造假更具系统性和欺骗性，公司的虚假业绩规划有明确的流程，并有配套的货币资金流转规划，编制了充分的原始资料和单据，并且按照账面收入真实缴纳税款。为了融资、资金周转和购销交易，许宗林等人设立了大量关联公司或“壳公司”。据透露，与达尔曼发生业务往来的关联方，基本都是由许宗林控制的账户公司、影子公司，这类公司大致分为以托普森、海尔森为代表的“森”字系和以达福工贸等为代表的“达”字系，总数达30多个。这些公司的法人表面上看起来与达尔曼没任何关系，但仔细一查都是许宗林身边的人，可能是某个司机或资料室的工作人员，许宗林只需揣着这些公司印鉴，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轻松完成他的数字游戏了。通过精心策划，达尔曼的资金往往在不同公司多个账户进行倒账，以掩盖造假真相，加上相关的协议、单据、银行记录等都完整无误，使得从形式上很难发现其造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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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了掩盖造假行为，达尔曼还将造假过程分解到不同部门和多家“壳公司”，每个人只负责造假流程的一部分。这样，除个别关键人员外，没有人能够掌握全面情况，了解资金真实去向。在后期，许宗林逐步变更关键岗位负责人，将参与公司造假及资金转移的关键人员送往国外，进一步转移造假证据。在上市期间，达尔曼还频繁更换负责外部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8年期间更换了3次会计师事务所，每家事务所的审计都不超过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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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圈钱”为目的，并通过复杂的“洗钱”交易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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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曼上市具有明显的“圈钱”目的。公司从证券市场和银行融入大量资金，并未用于投资项目、扩大生产，而是为了个人控制、使用。陕西某证券分析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许宗林从一开始，就是要造一个泡沫。他从来没有任何扎实的实业。”。许宗林以采购各种设备和投资为名，将大笔大笔总数高达四五亿元的巨额资金，通过设立的“影子”公司完成“洗钱”，并转往国外。许宗林在公司上市之初将配偶及子女移居国外，随后以治病为名频繁往返国内外，并在危机爆发后出国一去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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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银行介入造假过程，起到一定程度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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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近几年一些重大财务舞弊案，如欧洲帕玛拉特、台湾博达、烟台东方电子等财务造假案，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影子，银行协助企业安排复杂的融资交易、转移资金，甚至虚构存款等。在达尔曼案例中，虽然没有证据表明银行直接参与造假，但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达尔曼大量贷款、违规担保、未及时披露担保信息、转移资金，如果银行能够更尽职、谨慎一些，达尔曼很难能持续地、大规模地这样造假。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上市公司的达尔曼，在年度报告里每年要详细披露银行贷款、存单质押、对外担保状况，对于达尔曼大量未披露的质押和担保，作为银行应该是很容易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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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造假成本巨大，社会后果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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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造假活动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达尔曼不但对虚假收入全额纳税，而且还多次对虚假收益实施分配，同时支付巨额利息维持资金运转，使造假过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金黑洞。据粗略测算，达尔曼几年中用于作假的成本，包括利息、税款等达数亿元。正是由于造假资金成本过大，导致资金在循环过程中不断消耗，最后难以为继。为此，除股市融资外，达尔曼还通过不断增加银行借款维持公司繁荣假象，造成贷款规模剧增，债务危机日趋严重。在被立案稽查前，达尔曼的直接、间接银行债务已高达23亿元，大量贷款逾期，资金链断裂，银行争相追讨债权，最终财务风险爆发，给投资者和债权人造成了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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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性财务舞弊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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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曼的系统性财务舞弊，具有很强隐蔽性和欺骗性，例如达尔曼大量采用提供担保、由“壳公司”进行融资的做法，负债没有反映在表内，衡量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指标并未见明显异常。但这种系统性造假是否真的就是天衣无缝呢？虽然与传统造假手段相比，系统性财务舞弊识别难度有所加大，但假的毕竟是假的，以达尔曼为例，仍有很多蛛丝马迹可以帮助我们来识别这类系统性舞弊。识别手段可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角度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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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盈利能力指标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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