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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来考虑非对称的囚徒困境。一个局中人A可以做出一个轻松的承诺。如果存在违背承诺的可能性，那么策略“如果对手选择合作，则A许诺也采取合作；如果对手背叛，则他也背叛”并不是一个ESS。一个约束A去做某事的承诺如果有违A在短期的利益那将是不稳定的，除非这个承诺可以强制执行。在人类世界中，可以通过声誉的约束来强制执行。违背诺言将是无利可图的，因为下一次人们就会不再信任你。这种情况在动物世界中的对应物则是Triver（1971）提出的互惠利他主义（reciprocal altruism）。这样我们假设一个个体与同样的对手重复进行囚徒困境的博弈。一个互惠利他主义者一开始便采取“合作”，并且在后继的博弈中，对采取合作的对手继续采取合作的策略，而对于采取背叛的对手采取背叛的策略。如果我们假设存在很长的一个博弈序列，那么第一次博弈的回报相对于总回报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一个部分，我们得到博弈的支付矩阵，如表30所示。互惠利他主义者策略将是这个博弈的唯一ESS。我将在下一章中再回到重复的囚徒困境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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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0 重复囚徒困境的支付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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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象和哈里斯麻雀两个具有启发性的例子可以被合理地解释为鹰鸽博弈的情形，并且在这些情形中，种群形成了一个混合的ESS。在哈里斯麻雀的例子中，有一些个体总是鹰策略者而另一些个体总是鸽策略者（至少在一个季度内保持不变），而在非洲象的例子中，同样一个个体可以从一个策略转换到另一个策略。现在的问题是解释为什么鹰策略者会声明它们是鹰策略者？如果大家相信这样的声明，那么它将会节省时间和能量，这样问题就变为解释为什么欺诈的行为没有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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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考虑在图34中所表示的博弈。其中存在三个纯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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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鹰策略声明者。总是选择鹰策略，并且声明它一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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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鸽策略者。总是选择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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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诈骗者。它声明它将采取鹰策略，但当对手采取升级的战斗时，它就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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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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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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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鹰策略声明者—鸽策略者—诈骗者博弈。（a）x＞－1；（b）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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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出博弈的支付矩阵时，假设诈骗者总能够吓跑鸽策略者，并且假设两个诈骗者能够平分所竞争的资源（或者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它）。关键的问题是诈骗者使如何面对鹰策略者的。这里存在两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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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情形a。诈骗者的确会避免与鹰策略者进行升级的战斗。博弈的ESS将是HA和C的混合策略。那就是说，无论是否是真实的，种群的所有成员都声称它们是鹰策略者。声明是没有意义的，并且我们回到了通常的恶性循环：声明→欺诈→忽略声明→不需要在声明上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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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情形b。诈骗者面对一个又一个鹰策略者时会越来越不走运。博弈的ESS将是HA和D的混合策略。声明将是诚实的，并且种群不会给诈骗者所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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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情形b，来解释哈里斯麻雀、发情期的雄象以及另外具有明显声明现象的例子那将是令人满意的。最核心的特征是一个不诚实的进攻性声明相比真实的进攻是无利可图的。Rohwer对哈里斯麻雀研究的结果（第83—84页）支持了这个观点。一个被涂成黑色的处于从属地位的麻雀会被真正黑色的麻雀赶走，推测起来，这大概是因为一只黑色的麻雀不愿意与其他个体分享剥削白色麻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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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象的例子是令人费解的。这种博弈也可能存在一个混合的ESS：只要发情是比较罕见的状态，那么一只在发情期的雄象不大可能碰到另一只处于同种状态下的雄象，于是获得了更多交配的好处而并不需要去承担一个太高的升级战斗的风险。困难之处在于如何解释为什么说谎没有广泛地传播。正确的解释很可能是令人厌烦的，那就是不可能把一个动物发情期产生的进攻性行为的结果从那种状态下公开的信号中区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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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人类世界中作为策略的承诺行为和在动物世界中存在一个预先表示的具体行为的情形之间没有一个贴切的类似物。人类博弈的例子需要一个优先的非对称性，于是只有一个竞争者处于承诺的位置。所以，相类似的事物是非对称的动物竞争。作为囚徒困境的一个例子，承诺必须具有约束力，能够使个体去做有违于其短期利益的事情。这表明存在第三方因素使得承诺可以被强制执行，但这一点在动物中没有类比性，如果竞争不是相互孤立的事件，于是获得诚实守信的声誉是值得的，在这种情形下，互惠的利他主义正是动物中的类似物。在动物中，具有“声明”的明显例子或是取决于一些特殊的环境，在这些环境中，说谎将无利可图，或是取决于某个生理上的约束，这个约束使说谎不可能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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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与博弈论 [:170442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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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与博弈论 第十三章 合作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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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之间合作的演化问题，无论是种内的还是种间的，都是达尔文主义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达尔文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动物的社会行为，正如群居型昆虫所表现的那样，可以用家庭选择来解释。他也注意到如果可以找到一种物种生存的某种特性完全是为了保证另一种物种的生存，那么他的理论可以被证明是错误的。含蓄地说，物种间互惠共生的现象必须通过实施合作行为的个体获得的间接受益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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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本质上正确的理解，但是在《物种起源》发表的100年之后，对引起合作行为演化的自然选择力的分析依然停滞不前。对许多生物学家而言，可以找到一个有利于物种生存，甚或是有利于生态系统生存的遗传特征已经足够令他满意了。从J. B. S. Haldane和R. A. Fisher的著述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对这一点有更深的认识。然而，Hamilton（1964）转向了对在社会行为中亲属关系的重要性的研究，这具有决定性意义。或许不可避免的是，综合适应度这一优雅的思想以及社会性群体成员之间遗传关系的流行会导致注意力从其他自然选择力量上转移开，并且特别会忽视互惠共生效应，那就是说，会忽视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会因为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而采取合作的行为这个事实。但是，互惠共生效应并没有被学者所忽视（例如，Michener，1974；West-Eberhard，1975），并且Trivers（1971）指出延迟的相互报答行为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