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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认为，市场提供的诸多服务对国民经济而言是一种成本。家仆是雇主的成本，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重要的是，用于战争的开支和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也是非生产性的，他们不会产生价值。国民财富等于其有形资产的总量减去国家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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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18世纪中，一批又一批统计学的先驱者涉足这一领域，尽管他们每个人所衡量的内容差别不大，但都在不断地完善着诞生于英国的这个概念的内涵。“国民收入”这个概念看似足够清晰，但在实际运作中，则意味着必须做出选择：它应该包含什么，不包含什么，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不清。与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不同，当时并没有标准化，没有普遍认可的定义，因此其所测量的内容与现代GDP完全不是一回事。这些早期的国民经济核算都构建于同一个总体思路上，即国民收入包含可供当前消费的部分及留存下来再投资以增加国内资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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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个框架不断演变。[2]后来的作者总是对经济的不同方面有所侧重和强调。包括小说家兼“小册子作者”丹尼尔·笛福在内的一部分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繁荣，关键在于促进贸易，包括国际贸易及国内贸易。在别的时候，人们会在咖啡馆里和小册子上围绕债务问题展开争论。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晚期，英国政府经常会公布本国的债务数据。再一次，为战争筹措资金成了统计国民总收入的最大的驱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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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真正的智识创新出现了。1776年，《国富论》出版了，亚当·斯密在书中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进行了区分。一位匿名作者于1746年写道：“我所说的国民收入，指的是所有人从土地、贸易、艺术、制造、劳动及其他任何途径获得的一切总和，而年度开支指的是人们的全部支出或消费。”然而，30年后，在亚当·斯密的定义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计算在内的。只有那些从事有形商品生产，即从事农业和工业的人，才会被统计到国民收入中。斯密认为，市场提供的诸多服务对国民经济而言是一种成本。家仆是雇主的成本，他没有创造任何价值。重要的是，用于战争的支出和政府债务的利息支出也是非生产性的，它们不会产生价值。国民财富等于其有形资产总量减去国家债务。国民收入源自国民财富。根据本杰明·米特拉-卡恩（Benjamin Mitra-Kahn）的说法：“《国富论》催生了一种新的经济思想，在亚当·斯密的学生及其崇拜者的努力下，这种思想几乎马上就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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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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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劳动，施于劳动对象上，就能增加后者的价值；而另一种劳动，却无此效果。前一种劳动由于能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性劳动；同理，后一种劳动则可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雇用大量工人可以致富，而保留很多家仆就会致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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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世纪晚期，亚当·斯密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始终支配着关于经济的争论以及对经济的计量活动。这种学说也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认同，并且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计量基础。例如，苏联的经济统计通常比较注重物质产出，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服务性活动的产出。与此相对照的是，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时，服务性活动的产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GDP中占比达到了2/3。就经济统计而言，忽略服务性活动的产出，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疏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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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国民收入观：服务也是一种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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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作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抛弃了亚当·斯密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学说。他坚定地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质性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质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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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以物质生产来思考国民经济的方法在19世纪依然被普遍采用，直至它被颠覆。当时，新一代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与诸如亚当·斯密这样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相对）抛弃了划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学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与亚当·斯密同属经济思想史上的泰斗，他坚定地指出：“财富既包括物质性财富，也包括精神的或非物质性财富。”服务将被界定在国民收入的范围中。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全新的论断。在随后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根据他的论断进行的经济计量工作，被称作国民收入核算的“第一阶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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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政府角色转型，现代国民经济核算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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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国民收入核算的历史和GDP的先驱样态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国民收入”这个概念既不准确，也不固定。如何解释它，既取决于当时的智识氛围，也取决于彼时政治及军事方面的需求，因此定义总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有所不同。部分经济学家据此得出结论，20世纪之前的经济计量并不那么严肃。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率先完成了世界自公元1000年到现在的GDP核算工作，这绝对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他认为：“经济增长在19世纪以前要缓慢得多，因此重要性并不大，也不能引发人们的兴趣。”他还略带不屑地补充道：“尽管对国民收入的估算越来越多，但其质量或可比性几乎没什么长进。它们并不能对经济增长的严肃分析带来多大用处，而且在各自的覆盖范围和方法上也存在显著差异。”[5]早期对经济的计量活动在不同时期里总是缺乏稳定的原则，而且其自身的内涵与现代的定义也不相符。不过，对此进行相反的解释似乎也是可能的：自19世纪以来，人们开始重新考虑如何准确地计量经济活动，因为工业革命和曙光乍现的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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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些定义可以追溯到现代史上的两大地震式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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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之后，很多研究者已经开始了新的尝试，为的就是改进统计数据的收集和国民收入的计量工作。就英国而言，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莫过于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克拉克按季度而不是按年度计算了国民收入和支出，这在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且他的计算在细致性和全面性方面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他将生产和支出细分为不同的类别，而且还出版了详尽的政府财政报告。他还探讨了如何根据通胀情况调整数据，以及如何在不同人群中调节收入分配。1930年，克拉克被指派为新建立的英国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提供统计数据。这是英国政府建立的首个官方经济咨询机构。大萧条的经历催生了对统计数据的需求。这些数据或许可以帮助政府找出破解之道，以终结这场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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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烟波浩淼的大西洋另一侧，美国的西蒙·库兹涅茨有着相似的动机。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需要对美国经济进行一次从头到脚的“体检”，以便搞清楚衰退为何看起来如此遥遥无期。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受命提供国民收入的预测数据。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接到了新任务，完善克拉克的研究方法并将之应用到美国经济中。库兹涅茨在数据收集和整合方面细心谨慎，特别留意不同统计数据的采集条件以及因此而可能出现的数据缺陷。[7]1934年1月，他向美国国会呈递了第一份报告，述及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29—1932年减少了一半。尽管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萧条中，但这份报告依然十分畅销。该报告每份售价20美分，第一版印刷的4500份很快就全部售罄。[8]罗斯福总统在公布新的复苏计划时援引了该报告中的数据，并在1938年向美国国会递交追加预算时使用了库兹涅茨更新后的内容（更新至1937年）。一项关于国民经济核算史的研究指出，针对整个经济进行的国民收入估算，对政府推出的政策所覆盖的范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赫伯特·胡佛总统曾只有股票行情指数和货运车辆载荷等行业统计数据，由这些数据构建的经济全图显然是不完全的，但胡佛只能以此来应对当时的状况。就号召人们采取行动而言，这样的信息与那种揭示国民经济在仅仅几年内产出减半的权威数据相比，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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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库兹涅茨却明确地认识到，自己的任务是研究衡量国民经济福利而不仅仅是经济产出的方法。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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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算国民收入总量时剔除某些成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一种更加开明的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哲学角度来看，这些成分对增进国民福利而言无所裨益。此类估算应该从现有的国民收入总量中扣除所有军备开支、大部分的广告费支出以及大量金融及投机性活动所涉及的费用。另外，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剔除为了克服困难而不得不做出的开支。确切地说，这些开支其实是人类经济文明中的隐性成本。在人类的都市文明中，通常有一些花费巨大的事物，比如地铁系统、豪宅等。根据它们的市场收益率，我们可以算出其净产出，并归入国民收入的估算中。然而，这绝不代表对组成国家的每个人而言它们都是净服务。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些都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该死的必需品。[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