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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希望衡量社会总福利，而美国商务部的研究人员则希望制定一种计量方法，为政府推行政策服务。随着政府开支被当作一种产出，国民收入计量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从国民收入的消耗者转向了国民收入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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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揣着衡量国家总福利的目标，库兹涅茨实际上与他的时代有些格格不入。福利是和平时代才有的奢侈品。上述这段话却写于1937年，当时他将自己的首批核算成果呈递给了美国国会。没过多久，总统需要一种测量经济的方法，它能表明全部生产能力，却不显示用于军备的政府额外开支会减损国家产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定义国民收入的难点恰恰就在于，一旦定义形成，它们就将说明：哪怕基于战争需要的政府开支会扩大所有经济领域的产出，但是只要可用于消费的私人产出减少，经济就会萎缩。成立于1941年的美国价格管理及民用供应办公室（The 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Civilian Supply）发现，它提出的关于在后续几年内增加政府开支的建议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被否决的。只要将国民收入的定义转变成GDP的概念，而不是与库兹涅茨最初的建议更相近的概念，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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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兹涅茨同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同美国商务部的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lbert）之间，曾就何谓正确方法的问题而唇枪舌剑。讨论虽是技术性的，但其基于的原则问题却影响深远：经济增长的意义何在？统计学家衡量经济增长的原因又何在？吉尔伯特和他的同事们都清楚，这其中的目的在于制定一种计量方法，为政府推行其财政政策服务。一位研究GDP的先驱人物曾非常平和地指出：如果人们认为，政府当局提供和组织的国防、司法、卫生等公共服务无非是全体消费者某种代理举措而已，它的收入和支出应被合并计入消费项目下，那么事情就会变得很方便。[10]美国官方的国民收入核算史对此进行了如下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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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生产总值（GNP）概念出现之前，预计的国防开支有时被错误地从预计的国民收入中减除，剩余部分就被理解为产量中用于非战争目的的产品及服务……这种评估方法过于严苛，因为这会使国民收入小于已生产出的产品及服务的总体市场价值，而国防开支本就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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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全部的政府采购计入国民产值，GNP统计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确定为最终消费者，即为了使用目的而购买产品及服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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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于1942年首次公布了GNP的统计数据，并在其中对包括政府支出在内的各种支出类型进行了区分，这让经济学家们看到了本国经济中军工生产的潜力。[12]“（在以市场价格计算的GNP中）计入营业税和贬值因素产生了一种生产计量标准，它更加适合用来分析战争给经济带来的负担，”库兹涅茨对此疑虑重重，他认为，“美国商务部的方法一再保证了公共财政支出将会增加经济增长的计量值，不管它是否真正有益于增进个体经济福利。”[13]在华盛顿的政策角力中，库兹涅茨败下阵来，战时权力政治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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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局成了国民收入计量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意味着GNP（或者后来的GDP）将会成为一种非常不同的概念，它迥异于在现代工业发展的黎明时代，即18世纪早期直至20世纪早期，人们对经济的理解。在这两个世纪里，“经济”是私营部门。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只是一个小角色，其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征税以支付战争开支。然而，它的作用在几个世纪中实现了稳步增长。在维多利亚时代，政府除了继续保持其在国防和司法领域的传统职能外，也开始在经济方面提供更多的其他服务，比如现代人认为理所当然应由政府提供的公路设施、水资源等。等到那些战时经济学家们研究出现代GDP概念时，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已经今非昔比。过去的国民收入概念会剔除国防开支，这将会使人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战争将会导致私人消费支出的巨大牺牲。当然，君主攫取税收收入以发动战争和民主政府集合公民收入来提供服务和公共安全显然不能相提并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所扮演的角色由国民收入消耗者转向国民收入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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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早在1939年与德国及其同伙交战时，就已经早先一步得出了和这些美国官员相同的结论。1940年，杰出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小册子《如何为战争付账》（How to Pay for the War），他在这本小书中发展并超越了科林·克拉克的方法。凯恩斯在书中严厉谴责了统计数据的不足，使他无法计算出基于现有资源，英国究竟能生产出多少东西？全民动员以及应对战争需要挤占多少资源；究竟有多少剩余可用于民众消费；人们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多少，由于缺乏数据，这些都不得而知。对战争的筹划尤其需要更加优质的统计数据，从而了解单个行业的产量以及它们使用何种材料。凯恩斯写道：“自上次战争以来，每个政府都走到了科学和启蒙的反面，认为收集重要事实的信息是在浪费钱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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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国家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着各自的GDP的概念和计量方法。荷兰在这方面是另一个先驱者，德国和苏联也是如此。不过，战争所提供的驱动力不能被低估。在美国，主持经济研究局工作的韦斯利·米切尔（Wesley Mitchell）表示：“只有那些亲身参与过为战争所进行的经济动员的人才会认识到，对20年间的国民收入进行评估并用多种方法进行分类，在各方面都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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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奥斯汀·罗宾逊（Austin Robinson）深深地被凯恩斯在《如何为战争付账》一书中提出的论点所折服。他委派两名年轻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和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研究出了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国民经济账户和经济核算体系。1941年，这些研究成果和英国政府预算一同发布。尽管凯恩斯没有一官半职，但他在财政部有一间办公室，在那里，他可以监督这项工作的进展以及中央统计办公室的创办。这是随后美国建立的一个全新的官方统计机构。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斯通，以表彰其对GDP和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所做出的贡献（此前，米德已凭借贸易理论方面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斯通的理论开始在GDP的定义、测量的协调和标准化方面，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这最早是由英美两国专家之间的一次讨论引起的。1946年5月，在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召开了一次统计专家委员会的会议，目的是代表联合国草拟国民经济统计数据收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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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所催生的规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期间继续被所有人所重视。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宣布美国将支持战后重建工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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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给整个世界带来令人泄气的影响以及源于民众的绝望情绪而可能出现的动乱之外，战争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后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合理的做法是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经济重回健康运行状态。没有经济的良性运行，政治稳定便无从谈起，和平也无法得到保障。我们的政策不把矛头指向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指向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我们政策的目的在于复兴世界经济，它有助于产生自由体制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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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政府没有辜负这一愿景，美国在1946—1952年提供的援助总额差不多达到了1480亿美元（按2004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7]遭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严重依赖马歇尔援助计划才得以生存，并开展重建工作。在此期间，一切物品都出现了供应短缺现象。因此，追踪资源的使用情况至关重要。不久以后，联合国承担了为国民经济统计制定国际化标准的重任，这也就是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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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工具箱：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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