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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所催生的规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期间继续被所有人所重视。1947年6月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宣布美国将支持战后重建工作。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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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给整个世界带来令人泄气的影响以及源于民众的绝望情绪而可能出现的动乱之外，战争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后果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合理的做法是美国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世界经济重回健康运行状态。没有经济的良性运行，政治稳定便无从谈起，和平也无法得到保障。我们的政策不把矛头指向任何国家或主义，而是指向饥饿、贫穷、绝望和混乱。我们政策的目的在于复兴世界经济，它有助于产生自由体制赖以生存的政治和社会环境。[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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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政府没有辜负这一愿景，美国在1946—1952年提供的援助总额差不多达到了1480亿美元（按2004年的美元价值计算）。[17]遭受战争重创的欧洲国家严重依赖马歇尔援助计划才得以生存，并开展重建工作。在此期间，一切物品都出现了供应短缺现象。因此，追踪资源的使用情况至关重要。不久以后，联合国承担了为国民经济统计制定国际化标准的重任，这也就是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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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工具箱：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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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就业、利息或货币通论》一书中，阐述了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除了国民收入之外，这些变量还包括个人消费、投资和就业、利率以及政府支出。这个理论设定了政府的可用工具和经济规模之间的联系。1940年以后，依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对经济实施了更多干预，采用财政政策（税收及支出水平）和货币政策（利率水平以及可用信贷），来实现更高且更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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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经济全局的统计数据刚刚出现，就开始被广泛地运用到各个领域。凯恩斯曾希望用这些数据为战时规划服务，就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他出版了极有影响力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在这部经济学经典著作中，他本质上构建了一种能阐述不同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理论。除了国民收入以外，这些变量还包括个人消费、投资和就业、利率以及政府支出。这个理论设定了政府的可用工具和经济规模之间的联系。1940年以后，依据凯恩斯的理论，政府对经济实施了更多干预，采用财政政策（税收及支出水平）和货币政策（利率水平及可用信贷），来实现更高、更稳定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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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丁伯根的计量模型：调控政策如何走向精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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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国民经济数据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计量经济学的预估“模型”，这增强了人们对经济的控制感。这方面的先驱者是荷兰经济学家扬·丁伯根，他同时也是首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宏观经济模型涉及一系列代表某种关系的等式。在历史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可以估算上述关系，进而预测未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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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4月，凯恩斯英年早逝，其他经济学家更广泛地探索这些工具的新用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政策制定者们依然忍受着大萧条的创痛，他们极度推崇凯恩斯及其后继者们创立的经济理论，把它当作避免重蹈危机覆辙的法宝。关键的是，GDP统计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它把政府开支统计在内，战胜了库兹涅茨提倡的以经济福利为基础的统计方法，这使得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成为政府管理经济的重要依据。计量概念的变化使得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GDP统计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之间产生了彼此巩固、相互增强的协同效应。自1940年以来，GDP所经历的事情也同样是宏观经济学所经历的。由于存在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这使需求管理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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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基于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计量经济学的预估“模型”，这增强了人们对经济的控制感。这方面的先驱者是荷兰经济学家（首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扬·丁伯根，他的国家几乎和英国、美国同步使用了GDP这个概念。宏观经济模型涉及一系列代表某种关系的等式，比如利率和投资的关系，或消费性开支和收入的关系。在历史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就可以估算上述关系，例如，消费者会用个人收入增量的40%进行消费。这些以过去的平均值进行估算的模型也可用于预测未来的情况。政府在对其政策进行一些改变时，尤其喜欢这么干，比如，增加个人所得税。举例来说，增加100万美元的政府支出（或减少100万美元的税收），会让纳税人的口袋里有更多可支配的收入，他们将把额外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购买商品和服务。而这些额外的生意会让另一些人受益，他们本身会有更多的收入，反过来也会增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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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的问题是GDP最终会增加多少。这取决于其他一些因素：额外收入中实际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的有多少；借款需求增加会导致利率上升的幅度大小；短期内由于需求增加超过了供应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的上升程度。用经济学家们的话来说，政府支出增加会“挤入”或“挤出”私人支出。在前一种情况下，财政乘数大于1，在后一种情形中，财政乘数小于1，在有些估算中它甚至是负数。财政乘数用以衡量政府支出（或税收收入）的变动对GDP增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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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恩斯本人对计量经济学模型高度怀疑，但它们在更具干预性的政府经济政策中还是成了一种关键的工具。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开始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经济危机，它们一直都非常盛行。实际上，模型的数量极速扩张，一个新的预测产业应运而生，数据资源公司（DRI）的创始人奥托·埃克斯坦（Otto Eckstin）就是这个产业的创始人之一[18]。我们现在面临着数量众多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和经济预测结果，它们的发布主体包括官方机构和中央银行、投资银行、智囊机构和研究者，还有一些商业性的预测机构，比如DRI公司的后继者等。的确，经济是一台由恰当的政策杠杆进行调控的机器，这种理念已经根深蒂固。它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致工程师出身的经济学家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建造了一台真实的机器，用以展现经济中收入流的状况和政府通过政策增加其流量的路径。尽管这类机器有一部分现在像古董一样留在了一些大学里，但是这种“工程设计”思维依然牢牢地把控着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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