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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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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西方人心里，“非洲”和“贫穷”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然而，它实际上比表面上看起来难回答多了，而且这还说明了，在构建GDP统计数据时，本书已经简要述及的那些可怕的专业技术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再问得明确些，加纳是否是一个穷国？援助组织以世界银行设定的人均GDP作为确定“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而这又会决定一个国家能获得何种援助或低息贷款。直到2010年11月，加纳仍然被认定为“低收入”国家，也就是说，是一个穷国。但是，在2010年11月5日到6日间，它的GDP一夜之间增长了60%，这让它正式成为“中低收入”国家。现实情况没有发生变化，GDP统计数据却变了。这主要是因为该国统计机构更新了价格指数计算权重，结果使得实际GDP也相应地产生了变化。该国自1993年以来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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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等国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一项关于它的预测认为，如果将移动通信和诺莱坞（Nollywood）电影等蓬勃发展的产业计入在内，尼日利亚2014年的GDP就将一举增长40%。如果这样，该国的GDP规模就接近于南非了。[25]当这些国家在2014年年初的某个时候报告测算结果时，很可能它们的实际GDP数据是被低估了，低估程度与加纳类似。因此，非洲作为一个整体也许并不像我们一直认为的那样穷，尽管它肯定不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富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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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常会发生相当显著的变化，如果坚持使用旧权重，就会形成误差。在很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体中，GDP的计算并不考虑诸如全球化或发达国家的移动通信革命等现象。捐助者一直都在资助贫穷国家改进实际GDP的计算方法，其中的一项就是21世纪统计促进发展伙伴关系（PARIS21）。不过，该计划中改进的适应期延迟到了2020年，有的国家还超过了这一期限。[26]它们在基本统计数据的收集方面，往往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国内存在什么企业？它们出售什么商品或服务？居民愿意把收入消费在哪些货物和服务上？为收集上述信息而开展的调查非常有限。事实上，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在经济学家们经常用来进行国际性比较研究的数据库中，75个国家里有24个根本没有价格调查的数据。[27]有些国家使用的计算权重自1968年以来就没有变过，只有10个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使用的权重是10年内更新的。[28]基于多年以前的权重测算出来的GDP，在更新权重后，其估算值都会有较大的向上修正空间。这将深刻地改变人们对此类经济体的特点、弱点或优势的看法。有一项估算显示，20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官方”统计数据显示的要快3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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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原因，现在发达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在大多数情况下使用一种“连锁加权”的物价指数来计算实际GDP。它意味着将单项价格合并成一个指数的权重是逐年稳步变化的。显然，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就像刚刚描述的那样，基准年设定的权重都将越来越偏离实际的经济模式。这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在于，GDP的“实际”成分相加不再等于总额：C+I+G+（X-M）=GDP的等式，不再适用于连锁加权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的数字。（这是因为有些价格及由此引起的权重大幅变化时，总会留下剩余，这个剩余数字常常是小的，但也未必总是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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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加权同时也展现出了整体经济的不同方面，其作用正如重新设置基线。例如，历史上的GDP统计，如安格斯·麦迪森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开发的那些，尚未使用连锁权重进行重新计算。如果这样做，就会改变公认的国际发展模式。麦迪森指出：“要接受新的方法来衡量1950年之前的经济，就需要对美国历史进行一次重大的重新解读。”它将显示，1914年美国的生产力低于英国，1929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和GDP水平远低于英国。[30]这显然与经济史学家们的共识相左，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这些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解释与经济政策制定紧密相关。如果人们对19世纪和20世纪经济的“真实”情况理解错误的话，现有经济政策的根基就不存在了。就像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那样，改变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就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增长模式。如何才能最好地计算物价指数，这看上去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有着深刻的内涵。简而言之，人们对技术的选择，甚至能够完全改变经济发展的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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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统计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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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曾令官方统计人员非常头疼。一台笔记本电脑的价格也许只是稍微下降了一些，但是你需要为单位计算能力所付的价格却绝对是一落千丈。其他的产品和服务，比如照相机、移动电话或因特网接入，也面临同样的情况。这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与某些种类的商品价格通胀有关。商品价格上涨有时反映的是其质量的改进，考虑不到这一点，就会导致实际GDP被低估。很多年来，这个问题都被忽视了。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计算机和消费性电子产品的改进速度快得令人咋舌，从而使这个问题大得再也无法被掩盖起来。在美国，波斯金委员会（Boskin Commission）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1996年，该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认为，由于没有考虑生产率提高这个因素，导致1995年的通货膨胀率被高估了1.3%（从而也导致了经济实际增长被低估），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新产品的出现和产品质量的提高。[31]后来，绝大多数国家的官方统计人员逐渐采用了一种叫作“特征价格”的测量方法来计算此种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指数。这种方法需要掌握为商品实际所支付的价格数据，计算它们与所购商品的各种质量特征有何关联。这也是GDP统计中又一个复杂的问题。本书最后一章将会再次述及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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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有惊无险的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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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第3章所讨论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对于经济发展（以及时尚业和美发业）来说，是可怕的10年。增长低速，通货膨胀率高企。英国的情况尤其糟糕，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相对于其GDP，已经达到了无法确定这个国家是否还有足够的外汇来为进口付账。人们对金融市场丧失了信心，英镑大幅贬值。财政大臣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准备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当他正在去机场的路上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他不得不返回去，召开一场记者招待会，宣布英国正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一笔紧急贷款。其条件是英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必须被削减。工党政府为此大幅削减了公共开支。3年后，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就上台了。一段时间以后，无论是借款数据还是GDP数据都得到了修正，并显示出“危机”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糟糕。希利后来在反思危机时说：“如果我们当时已经有了正确的数据，那就不需要去贷款了。”[32]有谁能知道，如果其前任掌权者没有被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的话，撒切尔夫人还能不能赢得竞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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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人员总是面临着要及时提供数据的压力，因此，早期的时候，关于前一季度的GDP数据，总是需要在更多的数据来源出现以后进行修正。政策制定者总是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应对经济周期，而前期数据的修正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所耗费的心血没有任何价值。虽然经济学家们非常怀疑通过调节税收、支出或利率来对经济进行“微调”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方法曾经出错并造成了可怕的经历，但是，政治家和央行行长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在经济衰退期间想方设法促进GDP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乏力持续了好几年，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即使GDP的一次季度性下降，比如0.2%，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后随着新的估算数据的出现，而轻易地被修正为零或者正增长，但是知道这一点丝毫不会降低人们对政府应该采取行动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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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GDP统计数据的一大堆实际而严重的困难中，这还不是最后一个。如何在实际中收集所有的统计数据，也是一个难题。需要用到的单独数据来源非常广泛，它包括大规模经济调查，比如美国经济分析局5年一度的经济普查，也包括由贸易机构收集的或在抽样企业对官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出现的特定商品生产月度数据，还包括统计部门的价格取样、纳税申报单及其他更多数据。像这样实际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想收集到经济中服务业的测量数据总是存在困难，而这部分现在是GDP的主要部分。从企业中收集信息的标准调查，对服务业的情况涉及得并不多。另一个例子，是很难掌握购买习惯的变化动态。消费者的购物场所已经逐渐从当地商店转向大型商场，包括提供折扣的超级卖场，连商家也会在那里采购物资。现在，消费场所正在向互联网转移。第三个例子，是估算递延股票期权收入的价值，它曾经在总薪酬里占比较小，而现在却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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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际的GDP数据，就产生于对大量统计数据的拼接，以及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使其适应概念框架的一系列复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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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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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所有这些还不够，关于GDP的定义还存在一些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其中的一些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继续探讨。多年来，GDP的定义一直在不断演变，其中的一些问题总会引起统计专家们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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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提到的，GDP绝大部分的构成都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私营部门的产出或支出。然而，仍有相当部分的产出并没有进入市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这需要通过许多其他方法进行估价，比如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政府支出中的某些部分应该被扣除掉，因为它包含中间产品。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家具生产商购买钉子的支出应该被扣除，同样，政府用于垃圾处理或消防服务的那部分支出也应该被扣除，因为它们是最终产出的中间投入。然而，现实中却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厘清最终的公众服务和中间的公众服务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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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市场交易的项目还包括房产所有者从自己的房子里获得的价值。由于他们不用支付房租，所以统计员们需要根据市场租金把价值“归于”它。不过，产出中有些没有进行市场交易的部分，例如没有计酬的家务劳动，由于测量难度过大而没有被计算价值。这会导致一种悖论（本书将在第5章再次探讨这个问题），即一个鳏夫和他的女管家结婚，然后不再向她支付工资，这会减少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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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决定涉及所谓的“生产的边界”：什么被认为是经济产出？政府支出和家庭劳务（例如打扫卫生和自家种植的蔬菜）就是两大明显的模糊地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手册解释说：“支持在GDP中包含政府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普遍共识。尽管这些服务没有出售，但它们在国民账户中被计入产出（增加值），称为政府产出的非市场服务。它的增加值非常可观，在GDP中的占比为15%到20%不等，依所涉及不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而有所变化。”[33]然而，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这种“普遍共识”也是相对较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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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普遍共识旗鼓相当的另一种共识认为，家庭劳务不应被计入。尽管计入这种劳务的价值（见本书第6章的论述）可能会使GDP的估算值增加50%，大大超过政府服务对GDP的贡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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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涉及“自营性”生产。要烹饪饭菜，一个家庭要决定是自己种植蔬菜，还是去购买。企业需要决定，像零件或者薪资服务供应，是去购买呢，还是自给自足。如果它们选择自己生产，那么这些零件和服务的价值就不会被计入GDP，它们会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完。然而，如果企业选择外包物资及服务供应，那么这些零件和服务将会被计入GDP所衡量的产出里。由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人员把增加值作为重点，这种测量方法不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生产组织方式。增加值是企业通过使用中间产品及服务所增加的新价值。增加值等同于产出（销售加上库存变化）减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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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什么时候所购物品应该被算作中间产品，而什么时候又必须被算作与之相对的投资支出，这中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2008年之前，国民经济核算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对待方式，就等同于其在购入原材料或雇用保洁工人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是作为一种中间产品，无法算作最终产品。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今后研发支出有望被视作投资。这种分类的变化已经在理论上被应用于软件支出中（自1993年以来），GDP数据因此上调了1%到4%，依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它在实际中却很难实施，因为很多企业并不将软件开支当作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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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还有最后一个领域，它带来了巨大的统计困难，这就是金融服务业。本书第5章将返回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金融危机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对金融服务业统计数据的处理是否正确：金融服务业对经济所做的贡献是否正如我们在2008年前设想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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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首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GDP不是用来衡量福利水平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众所周知地肯定了律师服务及其他“公害”的价值。同样，为重建被卡特里娜、桑迪飓风或洪灾毁坏的桥梁和房屋所做的工作，其价值也得到了肯定。GDP衡量产出，但它不衡量福利。在展开这段简短历史的同时，本书还将对此问题进行更多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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