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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人员总是面临着要及时提供数据的压力，因此，早期的时候，关于前一季度的GDP数据，总是需要在更多的数据来源出现以后进行修正。政策制定者总是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应该采取的措施，以应对经济周期，而前期数据的修正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所耗费的心血没有任何价值。虽然经济学家们非常怀疑通过调节税收、支出或利率来对经济进行“微调”的做法，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方法曾经出错并造成了可怕的经历，但是，政治家和央行行长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必须在经济衰退期间想方设法促进GDP增长。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乏力持续了好几年，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期。即使GDP的一次季度性下降，比如0.2%，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后随着新的估算数据的出现，而轻易地被修正为零或者正增长，但是知道这一点丝毫不会降低人们对政府应该采取行动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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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构建GDP统计数据的一大堆实际而严重的困难中，这还不是最后一个。如何在实际中收集所有的统计数据，也是一个难题。需要用到的单独数据来源非常广泛，它包括大规模经济调查，比如美国经济分析局5年一度的经济普查，也包括由贸易机构收集的或在抽样企业对官方调查问卷的答复中出现的特定商品生产月度数据，还包括统计部门的价格取样、纳税申报单及其他更多数据。像这样实际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想收集到经济中服务业的测量数据总是存在困难，而这部分现在是GDP的主要部分。从企业中收集信息的标准调查，对服务业的情况涉及得并不多。另一个例子，是很难掌握购买习惯的变化动态。消费者的购物场所已经逐渐从当地商店转向大型商场，包括提供折扣的超级卖场，连商家也会在那里采购物资。现在，消费场所正在向互联网转移。第三个例子，是估算递延股票期权收入的价值，它曾经在总薪酬里占比较小，而现在却非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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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实际的GDP数据，就产生于对大量统计数据的拼接，以及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使其适应概念框架的一系列复杂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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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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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所有这些还不够，关于GDP的定义还存在一些重要的概念性问题，其中的一些将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继续探讨。多年来，GDP的定义一直在不断演变，其中的一些问题总会引起统计专家们激烈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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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文所提到的，GDP绝大部分的构成都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私营部门的产出或支出。然而，仍有相当部分的产出并没有进入市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府所做的一切事情。这需要通过许多其他方法进行估价，比如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政府支出中的某些部分应该被扣除掉，因为它包含中间产品。为了避免重复计算，家具生产商购买钉子的支出应该被扣除，同样，政府用于垃圾处理或消防服务的那部分支出也应该被扣除，因为它们是最终产出的中间投入。然而，现实中却并没有这样做，这主要是因为厘清最终的公众服务和中间的公众服务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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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非市场交易的项目还包括房产所有者从自己的房子里获得的价值。由于他们不用支付房租，所以统计员们需要根据市场租金把价值“归于”它。不过，产出中有些没有进行市场交易的部分，例如没有计酬的家务劳动，由于测量难度过大而没有被计算价值。这会导致一种悖论（本书将在第5章再次探讨这个问题），即一个鳏夫和他的女管家结婚，然后不再向她支付工资，这会减少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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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决定涉及所谓的“生产的边界”：什么被认为是经济产出？政府支出和家庭劳务（例如打扫卫生和自家种植的蔬菜）就是两大明显的模糊地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手册解释说：“支持在GDP中包含政府提供的服务是一种普遍共识。尽管这些服务没有出售，但它们在国民账户中被计入产出（增加值），称为政府产出的非市场服务。它的增加值非常可观，在GDP中的占比为15%到20%不等，依所涉及不同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而有所变化。”[33]然而，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这种“普遍共识”也是相对较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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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普遍共识旗鼓相当的另一种共识认为，家庭劳务不应被计入。尽管计入这种劳务的价值（见本书第6章的论述）可能会使GDP的估算值增加50%，大大超过政府服务对GDP的贡献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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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涉及“自营性”生产。要烹饪饭菜，一个家庭要决定是自己种植蔬菜，还是去购买。企业需要决定，像零件或者薪资服务供应，是去购买呢，还是自给自足。如果它们选择自己生产，那么这些零件和服务的价值就不会被计入GDP，它们会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完。然而，如果企业选择外包物资及服务供应，那么这些零件和服务将会被计入GDP所衡量的产出里。由于这个原因，国家统计人员把增加值作为重点，这种测量方法不依赖于企业自身的生产组织方式。增加值是企业通过使用中间产品及服务所增加的新价值。增加值等同于产出（销售加上库存变化）减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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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什么时候所购物品应该被算作中间产品，而什么时候又必须被算作与之相对的投资支出，这中间的界限并不总是清晰的。2008年之前，国民经济核算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对待方式，就等同于其在购入原材料或雇用保洁工人方面的支出，也就是说，是作为一种中间产品，无法算作最终产品。这种情况已经开始改变，今后研发支出有望被视作投资。这种分类的变化已经在理论上被应用于软件支出中（自1993年以来），GDP数据因此上调了1%到4%，依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它在实际中却很难实施，因为很多企业并不将软件开支当作一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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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中还有最后一个领域，它带来了巨大的统计困难，这就是金融服务业。本书第5章将返回此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金融危机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对金融服务业统计数据的处理是否正确：金融服务业对经济所做的贡献是否正如我们在2008年前设想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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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首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GDP不是用来衡量福利水平的，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众所周知地肯定了律师服务及其他“公害”的价值。同样，为重建被卡特里娜、桑迪飓风或洪灾毁坏的桥梁和房屋所做的工作，其价值也得到了肯定。GDP衡量产出，但它不衡量福利。在展开这段简短历史的同时，本书还将对此问题进行更多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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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让我们继续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GDP的历史。战争带来了太多的毁灭性后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这场浩劫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战败国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城市、工厂、桥梁、道路和家园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化为废墟。德国、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战争结束时，都是一副国家破败和经济崩溃的惨状。尽管英国和法国是战胜国，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它们向美国借了巨额的债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决定让战败的德国向它们进行巨额的损失赔偿。这些赔偿金的支付是一项极为繁重的负担，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到30年代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这给希特勒的上台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在1919年6月，甚至在《凡尔赛条约》上的签字墨迹刚刚干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预见了，因为这个条约确定了对德国的惩罚性财务条款。凯恩斯在使自己名噪一时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里，直言不讳地谴责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里，找不到任何有助于欧洲经济复原的条款。”他提出了这样的警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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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睹了德国及其同党连养活自己国民的能力都没有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利用马歇尔援助计划选择了一条更加文明的道路。为了不让历史在另一个20年里重蹈覆辙，一些国际性机构被建立起来，比如欧盟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后者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这些组织在当时，就和后来一样，扮演着成员国经济智囊团的角色。这些机构最先从西欧经济体开始，后来日本以及更多国家纷纷加入，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发达”经济体的标准。在管理马歇尔援助基金的同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还承担了为成员国收集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并进行比较的任务。今天，一些国际机构会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公布GDP的排名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银行。这些数据应该能让我们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了吗？加纳是不是一个穷国？然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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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际GDP的增长是一国经济运行情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测量基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它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在这一段时间内，马歇尔计划究竟起作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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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产生了作用，而且还带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30年。各国政府似乎都能巧妙地管理经济，很多国家还得以继续实施它们在战争动员的那几年里已经开始的规划。失业情况也不算糟糕。不管是英国的住房短缺，还是战争结束后需要持续多年的食品配给，尽管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无法动摇现代消费社会逐渐步入繁荣时代的大趋势。这个时期，在英语国家的经济体中有时被称为战后黄金时代。在法语里，它是les Trentes Glorieuses。就像对任何黄金时代一样，有些人在回望这段时期的时候总是带着喜欢和眷恋，而且还会好奇，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重回那个时期，那时GDP似乎听命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