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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让我们继续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GDP的历史。战争带来了太多的毁灭性后果。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全结束，这场浩劫给人类生命和财产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战败国付出的代价尤其沉重，城市、工厂、桥梁、道路和家园都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化为废墟。德国、日本、西班牙和意大利在战争结束时，都是一副国家破败和经济崩溃的惨状。尽管英国和法国是战胜国，但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它们向美国借了巨额的债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决定让战败的德国向它们进行巨额的损失赔偿。这些赔偿金的支付是一项极为繁重的负担，导致德国在20世纪20到30年代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这给希特勒的上台创造了条件。这种情况在1919年6月，甚至在《凡尔赛条约》上的签字墨迹刚刚干透的时候，就已经可以预见了，因为这个条约确定了对德国的惩罚性财务条款。凯恩斯在使自己名噪一时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eace）里，直言不讳地谴责了这个条约。“这个条约里，找不到任何有助于欧洲经济复原的条款。”他提出了这样的警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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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目睹了德国及其同党连养活自己国民的能力都没有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利用马歇尔援助计划选择了一条更加文明的道路。为了不让历史在另一个20年里重蹈覆辙，一些国际性机构被建立起来，比如欧盟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后者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前身。这些组织在当时，就和后来一样，扮演着成员国经济智囊团的角色。这些机构最先从西欧经济体开始，后来日本以及更多国家纷纷加入，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发达”经济体的标准。在管理马歇尔援助基金的同时，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还承担了为成员国收集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并进行比较的任务。今天，一些国际机构会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公布GDP的排名情况，其中最突出的是世界银行。这些数据应该能让我们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美国了吗？加纳是不是一个穷国？然而，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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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实际GDP的增长是一国经济运行情况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测量基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里，它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在这一段时间内，马歇尔计划究竟起作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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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仅产生了作用，而且还带来了高增长、低通胀的30年。各国政府似乎都能巧妙地管理经济，很多国家还得以继续实施它们在战争动员的那几年里已经开始的规划。失业情况也不算糟糕。不管是英国的住房短缺，还是战争结束后需要持续多年的食品配给，尽管存在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都无法动摇现代消费社会逐渐步入繁荣时代的大趋势。这个时期，在英语国家的经济体中有时被称为战后黄金时代。在法语里，它是les Trentes Glorieuses。就像对任何黄金时代一样，有些人在回望这段时期的时候总是带着喜欢和眷恋，而且还会好奇，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重回那个时期，那时GDP似乎听命于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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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凯恩斯的遗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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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不快的灾难会产生一种后果，那就是它会直接促进GDP的增长，这似乎令人颇感意外。GDP并不衡量一个国家的资产或资产负债表，只统计收入、支出和生产的逐年变动状况。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难，人们为了恢复和更替它们所造成的损害的活动都将促进GDP增长。这种模式恰好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表2-1反映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相比在此之后的25年内，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实际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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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Amgis, addospm.TheWorld Economy：AMillennial Perspective（Paris：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CooperationandPevelopmen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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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更近的比较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按实际价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在2005年以前平均为2.5%，而这在最近的经济历史中被视为一个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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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荣枯循环的经济周期再次出现，GDP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的增长率仍然持续超过了以往时期。在美国，1950—1973年GDP的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它的年增长率不到3%。英国战后GDP的增长率为2.93%，而在1913年到1950年之间它的年增长率则刚刚超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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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0年的繁荣，解释起来并不容易。1969年，费伦克·雅诺西（Ferenc Janossy）提出了一种假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刚刚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趋势，当它赶上那个趋势后，增长将再度放缓。后来，这个结论果真应验了。[3]然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倾向于不那么具有宿命论色彩的解释，他们认为长时期增长的背后存在两方面的推动力。一方面是可用资源的增加（被称作“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本，而且对可用资源利用水平也提升了；另一方面是生产率的提高。这两大推动力都促进了黄金时代的经济增长。劳动者受教育水平的持续提升也非常重要。与此同时，一系列新技术不断涌现并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其中有一些是军事创新的成果，包括合成橡胶和塑料等材料，还包括航空旅行、电子计算机首次引入民用领域、无线电通信技术的进步以及很多其他创新成果。1963年，哈罗德·威尔逊即将成为英国首相，他激动地谈到了科学技术革命的“白热化”程度，新发明大量而急速地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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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同样重要的，还有生活消费品可用性的稳定提高，消费性支出的有效循环，生活消费品产量的增长，就业的增加和收入的上升。拥有富裕的消费群体也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能花费大笔收入用于消费，这能孕育出一个繁荣的消费品市场。亨利·福特早就对此明察秋毫，他自1915年起开始“为大众生产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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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消费主义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活跃起来。大量产品稳步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家庭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它们几乎无处不在：汽车、收音机、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照相机、剪草机、电话等，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份名单。非耐用品也紧随其后：时尚、音乐、伊丽莎白·大卫、后来的茱莉亚儿童食谱以及朋友间的晚餐派对。青少年群体被构造出来了。现在绝大多数人都有上述所有这些东西，过了几十年后再度回首时，人们会惊异地发现消费主义是多么新近的事物。例如，直到1950年，只有75%的美国家庭拥有一台洗衣机，而欧洲直到1970年才达到这个水准；直到1960年，汽车在美国人口中的普及率才达到3/4；20世纪70年代，英国或法国只有一半的家庭拥有一部电话，同期美国家庭的电话拥有率是94%左右，而欧洲国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才达到这样的普及程度。随着一些更新的技术的出现，消费品的普及速度加快了：绝大多数西方人拥有移动电话只用了10年时间，而能随时随地上网的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则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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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马歇尔援助计划，国家经济核算体系的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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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7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他的竞选标语中说：“绝大部分国民都从未有过那么好的政府。”后来情势急转直下，这句话成了众矢之的。但他说的并没有错。英国民众当时的生活到达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人们可以用上各种新的产品，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也处于低位。人们对战争仍然记忆犹新，因此，这一说法的正确性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德国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还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长期被占领的法国又如何？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繁荣一时的英国，不也在战胜之后陷入了无序状态吗？因为战争使其背上了巨额的债务包袱，而且为了应对战争，英国被迫让整个经济围着军工生产转，而不是开展正常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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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不同的比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艾森豪威尔领导下的美国正享受着一个比欧洲国家更加蓬勃的消费繁荣时代，其标志性事件有，20世纪50年代出现了历史上首张信用卡——大莱卡，商业电视广告进入《广告狂人》时代的前奏已经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让位于冷战，美国同苏联及其各自盟友之间的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还存在于军队、坦克和核武器等军事能力方面。西方消费主义与苏联的工业和技术形成了对峙局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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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莫斯科的政府部门会设定经济中所有物品的生产总数，并为不同行业和个体工厂确定具体的生产任务量。借助于后见之明，我们得以看清，认为官僚机构可能对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经济体有足够详细的了解，并能集中对其进行成功的规划，这种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状况要比现在简单得多，因此这种荒唐性体现得并不明显。美国真正感受到苏联的威慑，是在苏联赢得太空竞赛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1961年，苏联飞行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进入太空并绕地球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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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家胜出，美国还是苏联？要对任何经济体进行比较，都需要一个标准的尺度。很明显，我们可以用GDP作为一个指标。1940年以前，许多国家计算国民收入时，所使用的定义和调节手段各不相同。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和英国率先使用新兴的GDP和国民经济核算框架来协调、促进了经济测量方法的标准化。它们是通过联合国进行这项工作的。1947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技术报告，介绍了相关测量的方法，包含更多细节的附录由英国财政部的理查德·斯通撰写。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紧随其后，于1951年和1952年发布了指南，特别针对马歇尔援助的分配方法。之后，联合国于1953年发布了第一个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NA53）。冷战另一方的国家也纷纷仿效，于1969年公布了自己的国家会计标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69）。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这个标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因为只有有形商品才能被计值，而服务则被排除在外，但在其他方面，它具有与GDP类似的核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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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收集并产生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其复杂性和细致程度不断提升。正如弗里茨·博斯（Frits Bos）所说：“然而，各国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在范围、细节、质量和频率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差异。”[5]在实际中，只有一部分统计员和经济学家关心细节问题。就国际性组织而言，主要是为富国提供数据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服务所有其他国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尽可能确保统计数据的可比性。这些数据被很多经济学家用来比较不同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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