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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莫斯科的政府部门会设定经济中所有物品的生产总数，并为不同行业和个体工厂确定具体的生产任务量。借助于后见之明，我们得以看清，认为官僚机构可能对一个巨大的、复杂的经济体有足够详细的了解，并能集中对其进行成功的规划，这种看法是多么的荒唐可笑。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经济状况要比现在简单得多，因此这种荒唐性体现得并不明显。美国真正感受到苏联的威慑，是在苏联赢得太空竞赛第一阶段的胜利之后。1961年，苏联飞行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进入太空并绕地球飞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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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国家胜出，美国还是苏联？要对任何经济体进行比较，都需要一个标准的尺度。很明显，我们可以用GDP作为一个指标。1940年以前，许多国家计算国民收入时，所使用的定义和调节手段各不相同。战争刚刚结束，美国和英国率先使用新兴的GDP和国民经济核算框架来协调、促进了经济测量方法的标准化。它们是通过联合国进行这项工作的。1947年，联合国发布了一个技术报告，介绍了相关测量的方法，包含更多细节的附录由英国财政部的理查德·斯通撰写。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紧随其后，于1951年和1952年发布了指南，特别针对马歇尔援助的分配方法。之后，联合国于1953年发布了第一个官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NA53）。冷战另一方的国家也纷纷仿效，于1969年公布了自己的国家会计标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69）。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提到的那样，这个标准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因为只有有形商品才能被计值，而服务则被排除在外，但在其他方面，它具有与GDP类似的核算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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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收集并产生了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其复杂性和细致程度不断提升。正如弗里茨·博斯（Frits Bos）所说：“然而，各国公布的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在范围、细节、质量和频率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差异。”[5]在实际中，只有一部分统计员和经济学家关心细节问题。就国际性组织而言，主要是为富国提供数据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服务所有其他国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尽可能确保统计数据的可比性。这些数据被很多经济学家用来比较不同国家经济的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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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1704426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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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布雷顿森林体系坍塌，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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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是关于原始数据收集和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所有细节性问题都已经得到处理，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的障碍。英镑和法郎如何与美元比较？显而易见的回答就是使用当时两国货币间通行的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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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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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利用经济中所有的价格数据，来调整实际汇率，使其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水平。在国际比较表格中，这些转换系数被用于将每个国家的GDP转换成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以美元为单位的可比较的数据。基于这种以表面价值测算的GDP所进行的比较，会使得世界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状况看上去要比实际情况更加鼓舞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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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回答有点太过简单了。直到1973年开始，很多种货币的汇率才由国际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确定（有些国家至今仍然没有）。1973年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国际金融中处于主导地位，美元和英镑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4美元多兑1英镑，随后降至2.8美元兑1英镑，再后来是2.4美元兑1英镑。假设美国人可以用更低的价格购买某种商品，比如汽车，而英国人却还要支付高价来购买。在汇率可以调节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更快的国家，其货币相对于低通货膨胀率的国家的货币而言，将会贬值或走弱。如果汇率无法调节，GDP从英镑换算为美元时，就会夸大高通货膨胀率的英国的购买力。最后，保持固定利率被证明压力太大，像英镑这样疲软的货币时常面临官方贬值的情况。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多种货币的汇率在外汇市场中具有了相称的位置。不过，这意味着它们会受制于突发性的剧烈波动。这种波动通常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没有联系，而与金融市场的变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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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它关系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出中只有部分是用来交易的。产出中的绝大部分，仅仅是以服务和产品的形式在本国出售。其中包括种类众多的消费，例如餐饮、理发、零售、供水、教育、殡葬、娱乐等。在贫穷的国家里，此类服务的价格按西方标准来衡量通常是非常低的，对此，每个通过旅行而亲身经历过这种对比的人都清楚。用外汇市场上的汇率（取决于两国之间的贸易状况）来换算GDP（其中当然包括所有非贸易物品）具有误导性，而且对于那些仅将国民产出中的一小部分用于贸易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可能影响更大。我们需要一个转换系数，它能考虑到当顾及非贸易商品和服务时，购买力的实质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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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统计员和经济学家们于20世纪50和60年代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构建GDP统计，这个问题不久就迎刃而解了。解决之道就是建立“购买力平价”（PPP）转换系数，它利用经济中所有的价格数据，来调整实际汇率，使其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水平。在国际比较表格中，这些数据被用于将每个国家的GDP转换成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以美元为单位的可比较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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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的构想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于1940年最先进行了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的计算。随着战后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得以推进。1954年，在米尔顿·吉尔伯特（Milton Gilbert）和欧文·克拉维斯（Irving Kravis）的研究基础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首次发布了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GDP数据。克拉维斯试图将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拓展至其他国家，并于1968年创立了国际比较项目。随后，他与同事艾伦·赫斯顿（Alan Heston）和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Summers）于1978年创建佩恩表（Penn World Tables）。这种表格构成的世界GDP数据库后来被经济学家们广泛用来比较不同国家的增长率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它被认为是一种重要的统计资源，最早由联合国管理，现在由世界银行维护并在国际比较项目中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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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学家们不假思索地使用购买力平价系数，这种做法也引起了争议。相对于将每个国家的GDP按照现行市场汇率转换为一种货币，通过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所进行的比较会提升低收入国家GDP的相对水平，在这些国家里，非贸易货物和服务价格便宜。然而，这其实正是设计购买力平价法的意义所在。不过，很多评论者认为，购买力平价换算最终导致了穷国的收入被夸大。最近的研究证实，购买力平价法低估了不同国家生活水平的差异。[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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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贫穷国家的政府关心的是，导致该国GDP水平（表面上）增加的任何调整，会降低该国获取世界银行援助及低息贷款的可能性。用购买力平价换算的GDP来代表国家经济水平，比用汇率换算的GDP或用人均GDP来代表国家经济水平，会降低该国对经济援助的需求程度。这是很重要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有些国家曾要求世界银行调低本国人均GDP的估算数据，使其低于获取优惠贷款的阈值水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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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用于计算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的价格调查，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了质疑。为比较GDP而做出必要的调整，这在富裕国家是一回事儿，因为那些国家都设有官方统计办公室，负责价格数据的收集，供本国政府使用；然而，这在穷困国家却是另一回事儿，因为那些国家的统计数据质量通常都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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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对购买力平价换算颇有微词的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尽管它有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基于购买力平价这种以表面价值测算的GDP所进行的比较，会使得世界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状况看上去要比实际情况更加鼓舞人心。如果贫困程度急剧下降，就像比较所显示的那样，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不仅没有扩大而且还可能缩小，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进程。这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的热门口号。然而，这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是否已经不那么穷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国的很多城市中看出来，它们的生活水平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很大一部分的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显著的提升，其程度足以影响全球格局。不过，除此以外，答案的确取决于不同国家的GDP如何转换成相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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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计的争论产生了巨大的实质性后果：购买力平价被广泛用于衡量和比较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运行情况，构成了几乎所有着眼于各国如何成长的经济研究的基础。它们也决定了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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