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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用于计算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的价格调查，有些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了质疑。为比较GDP而做出必要的调整，这在富裕国家是一回事儿，因为那些国家都设有官方统计办公室，负责价格数据的收集，供本国政府使用；然而，这在穷困国家却是另一回事儿，因为那些国家的统计数据质量通常都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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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对购买力平价换算颇有微词的人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偏见，尽管它有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基于购买力平价这种以表面价值测算的GDP所进行的比较，会使得世界贫困程度和收入分配状况看上去要比实际情况更加鼓舞人心。如果贫困程度急剧下降，就像比较所显示的那样，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不仅没有扩大而且还可能缩小，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担心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全球化进程。这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世界经济的热门口号。然而，这涉及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是否已经不那么穷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很容易地从中国的很多城市中看出来，它们的生活水平均发生了显著变化。中国很大一部分的城市人口的生活水平确实有了显著的提升，其程度足以影响全球格局。不过，除此以外，答案的确取决于不同国家的GDP如何转换成相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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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统计的争论产生了巨大的实质性后果：购买力平价被广泛用于衡量和比较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和经济运行情况，构成了几乎所有着眼于各国如何成长的经济研究的基础。它们也决定了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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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是如何被计算出来的。首先，要从基础价格数据中构建转换系数，方法稍有不同。每个国家可以分别计算相对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或者同时计算所有的转换系数。在后一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在计算中给予每个国家相同的权重，或者根据其规模分别给予不同的权重。你也可以决定是否进行比调整价格指数更加复杂的操作，以便弄清楚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对不同国家的真实生活水平进行比较。目前使用最广泛的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包含不同的权重，这些权重被应用于根据不同国家的家庭调查所得出的国民价格指数上，它们被称为国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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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传统的方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而遭到挑战的？这其中既有实际层面的原因以及技术层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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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种情况下，问题就在于低收入国家的价格调查究竟衡量的是什么。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是以大规模的国际调查为基础的，用来为不同国家的价格设定基准。最近的几次价格调查分别进行于1985年（60个国家参与）、1993年（110个国家参与）以及2005年（143个国家参与）。中国政府没有参加前两次的调查，因此统计人员根据规模较小的调查所得到的信息进行了猜测。印度政府拒绝参加1993年的调查，因此该数据是根据1985年的调查结果推测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安全的结论，即1985和1993年的购买力平价调整存在一定幅度的偏差，以此为基础进行的比较也是有偏差的。[8]中国和印度都参加了2005年的调查，这使得该调查得以覆盖全球95%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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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实际的问题，涉及每个国家提供的数据的质量，很多缺口需要估算数据进行填补。然而，撇开这个问题，根据对中国的调查，世界银行在2007年做出了调整，对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该国实际GDP的估算值，大幅降低了40%。世界银行声称新的估算更好：“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国际比较项目。以往的估算值都是经过推测得来的……这些推测没有把随着时间而出现的结构变化和价格上涨因素考虑进去。”但是，经济学家瑟吉特·巴拉（Surjit Bhalla）指出，根据2005年的调查结果，很多国家的估算数据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比起中国的40%的向下调整，21个国家的GDP数据呈现出更加消极的变化（降势），其中包括人口大国中的加纳（-52%）、尼泊尔（-44%）、孟加拉国（-44%）、菲律宾（-43%）以及乌干达（-42%）。印度的GDP下降36%，”他补充道，“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而言，亚洲之外的大部分国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异。”[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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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力平价换算面临很多质疑，这不足为奇。基于调查数据形成的价格指数，通常被用来调节汇率，并将它们转化为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这是技术层面最关切的问题。我们要利用原始数据来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平均支出需要提高多少，才能使该国的一般民众享有与更加富裕国家的一般民众同样的生活水平？”这个问题不是用常规方法可以解决的。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奥尔顿（Nicholas Oulton）曾采用世界银行在其国际比较项目中所使用的相同的数据，来计算（采用计量经济技术）他所谓的“真正的购买力平价”。其结果显示：“最穷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大概仅为使用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估算数据的一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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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便于比较，必须将两个国家的GDP转换至相同的基础上，这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传统的、依靠各种权重构造的指数来做调整的购买力平价法与“真正的购买力平价”的方法相比，其结果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异。作为实际例子，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的人均GDP。2005年，以汇率进行的转换显示，一位刚果居民的人均GDP需要乘以397，才能达到一位普通美国居民的福利或生活水平。按照世界银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换算，这个乘数是236；按照其他传统的购买力平价调整方法，这个乘数在190和248之间；而按照真正的购买力平价，这个乘数在380和502之间。众所周知，刚果是一个绝对的贫穷国家，它迎头赶上富裕国家生活水准的任何一点迹象，都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究竟有多长的路要走尚不清楚，尽管这也许并不重要，因为我们已经从其他证据中了解到了两国相对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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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替代性方法就像起初创立GDP统计一样，国际比较项目和比较不同国家都包含大型统计数据库，来自各种源头、具有不同质量和时效性的数据在其中被拼接在一起。因此，对它们进行操作处理在技术上要求高，难度大。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们将会继续使用世界银行以购买力平价换算的GDP数据及其方法论。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人具有专业知识或者时间去进行其他的尝试。这些比较也的确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这种信息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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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1704426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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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GDP大比较，探索国家经济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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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已经搞清楚了自1945年以来GDP增长的各种国际模式。我们很容易依靠后见之明套用这些成果来描述原始材料被整合成可比较信息的过程。但是，甚至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也仅仅只有少数国家，才具有可比较的、根据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的GDP数据。20世纪50年代，关于增长的经济理论还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这样的数据仅在少数最发达国家才有。关于经济如何增长以及经济发展的产生过程等问题，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 Rosenstein-Rodan）等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初步理论，但几乎没有提供可用来证明其理论的实证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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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现代的经济学家喜欢用高深的数学来阐述这些理论，但它们本身其实是很简单的，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直到20世纪80年代，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依然是基本的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总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这包括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除此之外，它还与未经解释的剩余或残留有关，这些剩余或残留被称作“技术进步”。当此理论被用于实际的GDP数据时，却产生了令其很尴尬的结果，因为研究显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GDP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来“解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理论中没有做出经济解释的那部分来解释。技术进步在这个理论中，被视作来自天堂的天赐之物。企业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形成了新的资本。随着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加，以及这个增长模型优化后考虑到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的提升，劳动力获得增长。上述两项均对增长作出了贡献，但是“技术”却能解释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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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简单的理论看上去很有道理，比较符合人们对最近的全球GDP增长的经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增长模式，清楚地显示了那些被战争摧毁的好战国家的戏剧性赶超，以及英国（尽管它的增长速度后来也被视为黄金时代的现象）的相对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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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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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的理论认为，经济总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这包括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除此之外，它还与未经解释的剩余和残留有关，这些剩余和残留被称作“技术进步”。当此理论被用于实际的GDP数据时，却产生了令其很尴尬的结果。因为研究显示，第二世界大战后的GDP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来“解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理论中没有作出解释的那部分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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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令人大失所望的增长还需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才会显露出来。苏联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每个工厂厂长都有强烈的动机，有时甚至伴随着强烈的恐惧感，来上报好看的成绩，最起码要和中央计划部门设定的目标一致。莫斯科的确给苏联经济中的每一种产品设定了具体的生产数量，中央的目标下达到苏联国内的每一家工厂和每一座农场。这些生产目标是粗线条的，比如制作出多少双鞋，炼出多少吨不同类型的钢铁。欺骗行为时有发生。举个例子，工厂为了上报出货重量，有时会在电视内放置一块砖头，以便达到目标。数量目标意味着质量好坏无关紧要。然而最后，即便是在官方的统计中，苏联经济也是增长疲弱，而且居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居民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