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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洛的理论认为，经济总产出的增长取决于所投入的生产要素的增长，这包括土地、原材料、劳动力和资本。除此之外，它还与未经解释的剩余和残留有关，这些剩余和残留被称作“技术进步”。当此理论被用于实际的GDP数据时，却产生了令其很尴尬的结果。因为研究显示，第二世界大战后的GDP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技术进步”来“解释”，也就是说，通过这个理论中没有作出解释的那部分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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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冷战对手苏联令人大失所望的增长还需要等到几十年以后才会显露出来。苏联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每个工厂厂长都有强烈的动机，有时甚至伴随着强烈的恐惧感，来上报好看的成绩，最起码要和中央计划部门设定的目标一致。莫斯科的确给苏联经济中的每一种产品设定了具体的生产数量，中央的目标下达到苏联国内的每一家工厂和每一座农场。这些生产目标是粗线条的，比如制作出多少双鞋，炼出多少吨不同类型的钢铁。欺骗行为时有发生。举个例子，工厂为了上报出货重量，有时会在电视内放置一块砖头，以便达到目标。数量目标意味着质量好坏无关紧要。然而最后，即便是在官方的统计中，苏联经济也是增长疲弱，而且居民的生活水平与西方国家居民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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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中，索洛模型可以通过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来解释国家之间经济表现的广泛差异。通过援助支持的投资增长，马歇尔计划成功实现了自身的目标，即把曾经敌对的和极度贫困的国家转变为和平的、繁荣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依然是曾经付诸实施的政治手段中，最具远见的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兴又促进了它的发展，从而构成了一个投资、技术发明和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经济学家们很自信，认为利用国民经济核算中开发出来的循环流动机制，他们知道如何使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管理GDP。然而，黄金时代好景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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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当悲伤来临的时候，不是单个来的，而是成群结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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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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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终于走到了尽头，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步履维艰，困境重重。20世纪70年代，传统经济的思维方式开始面临四大挑战，它们反映出全球经济中一些令人不安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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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挑战来自经济强劲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良性循环转变为令人大失所望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衰退（当时GDP增长率持续下降，而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只会持续6个月），并伴有高企且加速的通货膨胀率。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现象还有一个难听的名字叫滞胀。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似乎只会把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毫无疑问，当时似乎找不到能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到可以容忍的程度，却不带来严重经济衰退的办法。当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于1973年及1975年两次大幅提高石油价格时，经济衰退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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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挑战来自高强度的冷战。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它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麦卡锡主义导致保守派居于主流地位。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刺激了疯狂的“确保同归于尽的理论”得到了发展。然而，冷战又持续了20多年而热度不减，这令人大为失望。尽管内部持不同政见者都清楚苏联的经济是失败的，但因为后者总是公布虚假的统计数据，这使得又过了10年西方人才认识到苏联经济体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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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挑战来自环保运动的风起云涌。1972年，《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出版了。这本影响深远的书描绘了一幅惨淡的图景，显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提出了一种直觉式的很有吸引力的观点：GDP年复一年地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可用自然资源的极限。它预言道，几乎所有的矿产和能源储备将于2070年被消耗殆尽。“可持续性”的理念开始大举进入经济政策的辩论中。最悲观的环境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这些末日论者忽视了价格变化和创新会给资源利用带来的影响。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还是留下了一份永久的遗产，那就是人们认识到了人类必须在环境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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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已经长达10到20年之久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获得了数以百万美元（或卢布，如果它们属于苏联阵营的话）计的海外援助。然而，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过于自信，现实很快证明他们错了。导致经济发展状况恶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通过代理人在前殖民地的领土上进行的冷战和当地横行的政府腐败。可是，关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出现了一种更加精细的理解，它取代了GDP的简单机制及其成分，成为关注的焦点。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受教育权以及电力、通信的可获得性等，转而成为关注的重点，换句话说，是福利而不是产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也对GDP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持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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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清楚所有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的经济结构所面临的这四大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同时达到了高潮。它们共同导致了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直至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最深重的一次资本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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