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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当悲伤来临的时候，不是单个来的，而是成群结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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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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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终于走到了尽头，西方资本主义开始步履维艰，困境重重。20世纪70年代，传统经济的思维方式开始面临四大挑战，它们反映出全球经济中一些令人不安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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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挑战来自经济强劲增长和物价稳定的良性循环转变为令人大失所望的经济低增长甚至衰退（当时GDP增长率持续下降，而正常情况下这种情况只会持续6个月），并伴有高企且加速的通货膨胀率。这种令人深恶痛绝的现象还有一个难听的名字叫滞胀。传统的经济管理手段似乎只会把情况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毫无疑问，当时似乎找不到能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到可以容忍的程度，却不带来严重经济衰退的办法。当石油输出国家组织于1973年及1975年两次大幅提高石油价格时，经济衰退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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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挑战来自高强度的冷战。我们现在倾向于认为它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当时麦卡锡主义导致保守派居于主流地位。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刺激了疯狂的“确保同归于尽的理论”得到了发展。然而，冷战又持续了20多年而热度不减，这令人大为失望。尽管内部持不同政见者都清楚苏联的经济是失败的，但因为后者总是公布虚假的统计数据，这使得又过了10年西方人才认识到苏联经济体制造成的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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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挑战来自环保运动的风起云涌。1972年，《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一书出版了。这本影响深远的书描绘了一幅惨淡的图景，显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它提出了一种直觉式的很有吸引力的观点：GDP年复一年地增长，很快就会达到可用自然资源的极限。它预言道，几乎所有的矿产和能源储备将于2070年被消耗殆尽。“可持续性”的理念开始大举进入经济政策的辩论中。最悲观的环境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因为这些末日论者忽视了价格变化和创新会给资源利用带来的影响。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还是留下了一份永久的遗产，那就是人们认识到了人类必须在环境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做出权衡和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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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已经长达10到20年之久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已经获得了数以百万美元（或卢布，如果它们属于苏联阵营的话）计的海外援助。然而，发展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机制的理解过于自信，现实很快证明他们错了。导致经济发展状况恶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通过代理人在前殖民地的领土上进行的冷战和当地横行的政府腐败。可是，关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出现了一种更加精细的理解，它取代了GDP的简单机制及其成分，成为关注的焦点。预期寿命、儿童死亡率、受教育权以及电力、通信的可获得性等，转而成为关注的重点，换句话说，是福利而不是产出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也对GDP的主导地位构成了持久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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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清楚所有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的经济结构所面临的这四大挑战，在20世纪70年代同时达到了高潮。它们共同导致了自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来直至最近的一次大规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最深重的一次资本主义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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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170442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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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滞胀”袭来，渐行渐远的经济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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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是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美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袭击警察或军人。解放运动在世界各地风起云涌。然而，在现代社会，革命活动的爆发原因，不是贫穷，不是绝望，而是令人舒适的繁荣。逃学、向防爆警察投掷石头、躲避催泪弹，这是只有年轻人才沉溺其中的一种享受。这些年轻人只要想找工作，就不愁找不着。同样，也只有在一个经济繁荣的社会里，人们才有经济实力来尝试毒品、自由恋爱、个人解放和自我发现。1968年，经济已经以绝对超常的速度增长了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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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数据显示了变化的幅度：自1950年开始，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近3倍。[1]因此，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都能有工作。一个人就可以养得起一家人，工作相当稳定，收入很不错，而且还有稳定的养老金。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为0.5%～4%（对比2012年，瑞士的失业率是4%，而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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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GDP增长的真正影响，仅仅靠统计数据是不够的。自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晚期，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包括：对于之前致命性的、能使人个体慢慢衰竭的疾病，例如天花和小儿麻痹症，人们研制出了新的治疗方法，这绝对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大事件；著名的避孕药出现了；人们可以消费得起民用航空旅行，外国假日消费热潮初露端倪；彩色电视机、电话和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人造纤维制成了服装；还有维可牢搭扣和尼龙长袜，也在这一时期出现。甚至连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一点进步，也大大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例如，1940年5月15日，仅仅在销售的第一天，杜邦公司就售出了大约80万双尼龙长袜，截至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总共销售的尼龙长袜达到了6400万双。可是，到了第二年，由于尼龙丝被用到了军工生产中，尼龙长袜的供给就大大萎缩，女性消费者对此非常不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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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明逐渐被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从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意义。也许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更好地说明这种意义。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实验室里首次发现了青霉素。随后的医学实验跨越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1942年，默克公司的首批救命用的抗生素，（宝贵的5.5克，美国库存的一半），被用在了一位链球菌导致的败血症患者身上。1950年，抗生素进入了大规模生产，价格跌至4美分一剂，等于一加仑牛奶价格的1/16。[3]重要的不仅在于创新的大量涌现，还在于有那么多人消费得起。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指出，世界上曾经最富有的人内森·梅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eyer Rothschild），就因为没有治疗感染的抗生素而死于1836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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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GDP增长所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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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学生在街上向警察扔石头和燃烧弹，工人罢工，供电中断，居民囤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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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失败的种子往往就扎根于成功的本质当中。在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经济增长太快了。需求管理的工具太有吸引力了，只要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迷，就被用来提振经济。降息和政府额外支出（或减税）经常被用来遏制经济衰退，以便将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在政要和其他官员的头脑中，经济的模型就像一台机器，跟菲利普斯机一样，后者使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收入循环流动可以用物质形式展现出来（见第1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强劲增长证实了他们的这种自信是有价值的。不过，他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GDP的增长其实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实现的。政策杠杆在其中居功至伟，起码在短期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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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定义是围绕凯恩斯提出的经济运行模式而构建的。而且，由于人性和政治使然，需求管理工具在经济处于周期性繁荣时被反向运用的情况更加罕见，直到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经济危机出现了。人们习惯了经济增长时的生活经历，而且对找到工作总是非常自信。他们盼望工资年年涨，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率高企时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在有工会组织的国家和行业里，工会按照应该履行的职责行事，为其成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在有些国家里，比如英国，激烈的斗争不仅出现在工会与工会之间，还出现在政府和雇员之间。暴力性罢工往往导致食物短缺，比如面包师的罢工导致面包供应不足，街上的垃圾堆积如山，断电现象频频出现。只要经济中的需求强劲，雇主就没有理由不同意薪资要求，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把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更多的薪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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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由信心、投资和GDP增长构成的良性循环转向了由加薪、价格上涨预期以及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构成的恶性循环。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提高油价，这引起了其他商品价格也大幅上涨，最终共同导致了滞胀的出现。复合算法的作用意味着平均增长率放缓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快速地积累。如果以年增长率4%计（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平均增长水平），那么17年后GDP将会翻倍；如果以年均3%计，那么24年以后GDP将会翻倍；如果以年均2%计，那么35年以后才会翻倍。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里，年均增长率下降1%，它所产生的影响很快就会被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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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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