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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数据显示了变化的幅度：自1950年开始，西方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近3倍。[1]因此，失业率降至历史新低。每一个需要工作的人，都能有工作。一个人就可以养得起一家人，工作相当稳定，收入很不错，而且还有稳定的养老金。197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失业率为0.5%～4%（对比2012年，瑞士的失业率是4%，而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是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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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GDP增长的真正影响，仅仅靠统计数据是不够的。自1945年至20世纪60年代晚期，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包括：对于之前致命性的、能使人个体慢慢衰竭的疾病，例如天花和小儿麻痹症，人们研制出了新的治疗方法，这绝对是令人激动不已的大事件；著名的避孕药出现了；人们可以消费得起民用航空旅行，外国假日消费热潮初露端倪；彩色电视机、电话和现代化的家用电器开始走进千家万户；人造纤维制成了服装；还有维可牢搭扣和尼龙长袜，也在这一时期出现。甚至连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一点进步，也大大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例如，1940年5月15日，仅仅在销售的第一天，杜邦公司就售出了大约80万双尼龙长袜，截至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总共销售的尼龙长袜达到了6400万双。可是，到了第二年，由于尼龙丝被用到了军工生产中，尼龙长袜的供给就大大萎缩，女性消费者对此非常不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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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明逐渐被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从而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意义。也许下面这个例子可以更好地说明这种意义。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在实验室里首次发现了青霉素。随后的医学实验跨越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1942年，默克公司的首批救命用的抗生素，（宝贵的5.5克，美国库存的一半），被用在了一位链球菌导致的败血症患者身上。1950年，抗生素进入了大规模生产，价格跌至4美分一剂，等于一加仑牛奶价格的1/16。[3]重要的不仅在于创新的大量涌现，还在于有那么多人消费得起。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指出，世界上曾经最富有的人内森·梅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eyer Rothschild），就因为没有治疗感染的抗生素而死于1836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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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GDP增长所包含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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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时候，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学生在街上向警察扔石头和燃烧弹，工人罢工，供电中断，居民囤积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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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生活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失败的种子往往就扎根于成功的本质当中。在某种程度上说，当时的经济增长太快了。需求管理的工具太有吸引力了，只要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迷，就被用来提振经济。降息和政府额外支出（或减税）经常被用来遏制经济衰退，以便将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在政要和其他官员的头脑中，经济的模型就像一台机器，跟菲利普斯机一样，后者使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收入循环流动可以用物质形式展现出来（见第1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的强劲增长证实了他们的这种自信是有价值的。不过，他们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GDP的增长其实是可以通过设计来实现的。政策杠杆在其中居功至伟，起码在短期内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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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定义是围绕凯恩斯提出的经济运行模式而构建的。而且，由于人性和政治使然，需求管理工具在经济处于周期性繁荣时被反向运用的情况更加罕见，直到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经济危机出现了。人们习惯了经济增长时的生活经历，而且对找到工作总是非常自信。他们盼望工资年年涨，尤其是在通货膨胀率高企时这种愿望就更加强烈。在有工会组织的国家和行业里，工会按照应该履行的职责行事，为其成员争取更高的工资。在有些国家里，比如英国，激烈的斗争不仅出现在工会与工会之间，还出现在政府和雇员之间。暴力性罢工往往导致食物短缺，比如面包师的罢工导致面包供应不足，街上的垃圾堆积如山，断电现象频频出现。只要经济中的需求强劲，雇主就没有理由不同意薪资要求，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把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而这又反过来刺激了更多的薪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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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由信心、投资和GDP增长构成的良性循环转向了由加薪、价格上涨预期以及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构成的恶性循环。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提高油价，这引起了其他商品价格也大幅上涨，最终共同导致了滞胀的出现。复合算法的作用意味着平均增长率放缓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快速地积累。如果以年增长率4%计（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平均增长水平），那么17年后GDP将会翻倍；如果以年均3%计，那么24年以后GDP将会翻倍；如果以年均2%计，那么35年以后才会翻倍。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里，年均增长率下降1%，它所产生的影响很快就会被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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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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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发现，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它看似是一种稳定的经济规律，政策制定者可以加以利用，就像他们在确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时运用乘数一样。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很多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在竞选前夕，很自然地愿意容忍更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率，以便降低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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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经济状况的突然转向，可以由一种关系来总结，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菲利普斯曲线。这是根据它的发明者经济学家比尔·菲利普斯命名的。除了建造著名的机器之外，菲利普斯还注意到，在1861年至1957年间英国的经济统计数据中，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5]这个经验事实被证明同样存在于其他国家。它看似是一种稳定的经济规律，政策制定者可以加以利用，就像他们在确定政府支出和税收时运用乘数一样。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很多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在竞选前夕，很自然地愿意容忍更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率，以便降低失业率。尽管选民并不喜欢通货膨胀，因为这会降低他们的消费能力，但是以通货膨胀率小幅上升的代价换取更多的工作岗位，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过，比较麻烦的情况是，政府一旦开始就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应该在哪个点上进行取舍时，这种取舍就变得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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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末期，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沿着菲利普斯曲线进行移动，唯一具有的持续效果就是通货膨胀率上升，而失业率将会回到开始时的状态。他们断定，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它取决于企业有什么样的动机来雇用额外的劳动力。[6]通过赤字财政来使失业率降至自然失业率以下，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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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惨淡的经济状况，为经济思想领域的革命做了准备，也为政治革命铺平了道路。在经济理论方面，调节政府预算赤字这种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式需求管理方法不再令人信服。相反，新的共识是政府应该集中精力创造一种良好的商业环境，比如降低并稳定税赋，放宽对就业市场的管制。英国采取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新政策，很多国家纷纷仿效。为了控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限制货币供应，不过，这种新共识的达成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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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75年，英国通胀率达到24%，而实际GDP却没有增长。与此同时，其财政赤字余额一飞冲天，这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得不在次年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就像它后来援助希腊和冰岛那样。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作为世界主要工业经济体之一的国家需要去请求这种类型的紧急援助。美国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在整整10年里，美国政府一直处在沉重的财政压力之下，它需要为越战和冷战的军备竞赛付账。1975年，美国的GDP下降而通货膨胀率却暴升到10%以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都面临着滞胀问题，对于解决之道，这一代经济学家第一次丧失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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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时代，都存在政治上的分歧，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很容易忘记早期分歧的核心所在。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标志着苏联及其经济体系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全面崩溃。现在，人们很容易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事件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事前，人们并不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甚至在撒切尔夫人和罗纳德·里根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赢得竞选时，人们也不会这样想；可以确定地说，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想法很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当时连研究数据的情报界的专家分析师，也意识不到苏联当时的经济产出数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伪造的。数据伪造现象曾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大规模泛滥。规划部门给每家工厂设定了产出指标。这些指标通过数量得以体现：多少台电视机，多少双袜子，有的甚至直接用重量当生产指标。这样的目标是容易实现的。鞋子生产成什么样子，是不是耐穿，穿起来舒不舒服，有没有适合大多数顾客穿的尺码，样式跟不跟得上潮流？这些都没有关系。电视机半年以后还能不能用，背板会不会常常脱落？也都不重要。再加上在重工业、军事和面子工程上的资金投入，这个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因而交出了惊艳的产出增长统计数据。这些数据其实是物质生产净值，而不是GDP（在苏联解体的时候，物质生产净值约等于GDP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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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根据苏联的官方统计数据，其国民产出增长率要高于西方国家：20世纪70年代前5年，它的年增长率为5.7%，后5年它的增长率为年均4.3%，这都要低于其60年代公布的增长率。[7]由于西方人很少到苏联阵营的国家旅游，因此没有多少人体会过那些国家里明显偏低的生活水平。在当时各种流传甚广的信息中，存在着一种奇怪的心理脱节现象。东欧国家的人民很推崇西方消费文明最显眼的标志：牛仔裤和流行音乐，但人们并没有试着透过这种现象去搞清楚东欧国家的真实经济状况。或许，解释存在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危机中。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就像英国所做的那样，在这种背景下西方人很难有什么必胜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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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左右翼之间的分裂在20世纪70年代愈发激烈。10年前由个人主义激发起的解放运动不断走向激进，而且还常常伴有暴力行为。革命政治成为流行时尚：当时最畅销的宣传海报是标志性的红黑色切·格瓦拉的形象，它是很多学生墙的装饰品。学者们扎进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领域，而这在当今大学系科里已经难觅踪迹。有组织劳工变得比以前激进得多，罢工次数越来越多，就连在不那么激进的美国也是如此。在除了美国以外的15个工业国家里，每个工人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天数在20世纪60年代是1641天，在70年代是2586天，在80年代是1632天，而在90年代仅为658天。[8]这些情况促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并引发了后续的政策调整，其中包括对罢工权利的严格限制。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总之，在这10年里，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似乎已经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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