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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左右翼之间的分裂在20世纪70年代愈发激烈。10年前由个人主义激发起的解放运动不断走向激进，而且还常常伴有暴力行为。革命政治成为流行时尚：当时最畅销的宣传海报是标志性的红黑色切·格瓦拉的形象，它是很多学生墙的装饰品。学者们扎进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研究领域，而这在当今大学系科里已经难觅踪迹。有组织劳工变得比以前激进得多，罢工次数越来越多，就连在不那么激进的美国也是如此。在除了美国以外的15个工业国家里，每个工人由于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天数在20世纪60年代是1641天，在70年代是2586天，在80年代是1632天，而在90年代仅为658天。[8]这些情况促成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上台，并引发了后续的政策调整，其中包括对罢工权利的严格限制。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总之，在这10年里，资本主义制度看起来似乎已经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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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增长的极限，资源与环境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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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空看地球，人类历史上，最难忘、最美丽的形象之一，就是我们生存的这个蓝色星球。第一张这样的照片是宇航员威廉·安德斯（William Anders）1968年在阿波罗8号中拍摄的。它带给我们的新视角能否触发一种责任感，来好好照管这个星球呢？也许它确实产生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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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5—1970年间，通胀调整后的世界GDP增长了3倍。同期，世界人口从25亿增长到了40亿。尽管增长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富国“俱乐部”，但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是有了显著的提高。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国家有22个（现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总数已达到34个）。经济发展对环境以及整个地球造成的影响，开始引发了人们的关注，这是史无前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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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地方性事件所引发的。例如，1962年，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在美国出版，该书反映了杀虫剂的使用对鸟类产生的危害，被誉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早期种子之一。1969年，美国俄亥俄州北部的凯霍加河着火，刺激了大量环保措施的出现，其中包括1972年美国政府颁布的《清洁水法》（Clean Water Act，后来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爱河事件说明这项法令效果有限）。不过，在西方其他国家也出现了关注全球环境的新潮流，而且视野更加广阔。从太空看地球，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动的视角。或许，是繁荣本身为人类创造了反思发展后果的机会。归根到底，只有在收入远高于食物、住房和衣物支出时，而且多到可以让人拥有足够的闲暇时光，并有机会进行阅读和辩论时，人们才能超越谋生的艰辛，去操心别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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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在《人口炸弹》一书中，对纯粹的数字增长和人口扩张导致的资源过耗，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该书做出了人类最终将面临末日灾难的悲观预言，一举轰动了1968年的出版界。不过，埃利希后来在他和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的一场赌局中输了。1980年，西蒙和埃利希打赌说，他指定的任何5种商品的价格，将在10年后下降（按一般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西蒙所依赖的是经济学家的推理，即如果某物因为需求压力增长而变得稀缺，它相对任何其他商品的价格将会提升，这会鼓励人们减少对它的使用并找到替代品。因此，组合运用通过价格进行的定量配给和创新，将会提供一种自动的市场机制来纠正短缺问题。埃利希选择了5种金属，他觉得很快它们就会消耗完，因此价格也会涨得更快。然而，他错了！10年末时，这些金属的价格都下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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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著名的例子展示了两种分析方法的鲜明对比，现在很多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必定会破坏环境的争论也具有这样的特征。认为GDP的增长势必会危害环境的人，倾向于根据现有的不利趋势进行推论。而朱利安·西蒙那样的经济学家相信，当不利趋势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的行为就会通过自我修正进行改变，正如他们对价格信号所做出的反应那样。要给两个半世纪的现代经济发展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绘制一张资产负债表，显然是一项艰难的任务，因为从大气构成、生物多样性、环境污染再到资源利用等，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书第6章将会再次探讨GDP中是否具有足够好的指标，可以衡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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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希和西蒙那场赌局的后续结果如何将在未来见分晓。《增长的极限》和其他有影响力的著作所反映出来的人们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新兴趣，本身也是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实际中对新环保运动的关注并不多。环保运动是激进和左翼政治中的一股势力，几乎等同于另一种类型的身份政治。油价的大幅增长，导致了工业生产彻底转向更节约能源的方式：采用隔热效果更佳的施工方法，偏向生产更多的可再生型的能源。此外，相比环境所承受的难以确定的影响，选民更感兴趣的是让GDP重回发展轨道。空气净化法规和更多节能型汽车缓释了大多数人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而经济发展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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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是因为多个维度的环境质量数据已经被纳入了经济统计数据之中，成为衡量人类活动和福祉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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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人类发展指数，衡量进步的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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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不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均GDP自1945年以来就没有实现过如此大的增长。当然，国家和国家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日本经济从战争的致命打击中迅猛反弹，当时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占领军当局，在方方面面都影响着日本社会。日本在大规模生产（最初时）价廉物美的消费型电子产品方面尤其成功。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光环就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制造”。1964年，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进而打造出了复杂的、高质量的、优于西方国家的工业体系。现在，就制造业实力而言，只有德国才能与日本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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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其他一些贫穷国家也仿效了类似的发展路径。在欧洲，处于低收入边缘的国家，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爱尔兰和葡萄牙，最后是希腊，开始迈上追赶高收入核心国家的漫长的征途。（国际金融危机过后，这种追赶有多么真实、会持续多久，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另一些东亚国家也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其中最突出的是韩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名单，从原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18个国家扩展到了现如今的34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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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我们视之为理所应当的那种经济发展。2011年，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人均GDP为41225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仅为569美元（均已按购买力平价率进行转换）。不过，人均GDP水平是比较贫富差距的最佳方法吗？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分量，因为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都花了大力气来推动GDP增长。估算富裕国家的纳税人付给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援助，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这个数目是以万亿美元计的。通过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扶贫私人捐助也是一个大数目。然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其GD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快速增长，贫困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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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曾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供职于世界银行，后来（担任巴基斯坦财政部长一段时间后）又到联合国工作，他提出了一种衡量贫困和福利的替代性方法。他创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旨在衡量能力而不是收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震惊发展经济学界的观点。他认为饥荒与收入和贫困毫无关联，相反，饥荒总是发生在政府不响应人民需求的时候。缺乏足够独立的报纸和广播媒体，就缺乏敢于挑战和批判政府决策的声音，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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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进而提出，尽管人均收入很重要，但是它不如能力那样能够全面地衡量民众的福利。[9]这些能力包括收入或者资源掌控，也包括一些变量，例如健康、教育、妇女自由以及对电力和道路等关键技术的获得权。[10]人类发展指数将衡量这些分项指标，并把它们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单一的排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每年公布该排名。有一些国家经常会处于或接近榜首，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荷兰以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此类似，一些冲突四起或缺乏出海口的国家则处于榜单末尾，比如刚果、尼日尔、乍得和布隆迪。然而，在这个指数中，人均GDP并不意味着一切。笔者的祖国是英国，属于高人均GDP的国家，但在这个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中，位次却接近希腊或斯洛伐克这种人均GDP低得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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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和人类发展指数构成成分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因为富裕的国家能负担得起更好的医疗保健，能让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反过来而言，更健康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也能为经济发展贡献得更多。因此，良性循环对于发展的巨大效应可以在这项数据中显露出来。不过，人均GDP的水平和人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它们所衡量的对象是不同的。GDP衡量的是产出和收入，尽管将它们转换成实际的统计数据存在很多困难，但它们的概念是清楚的。而人类发展指数是一项福利指标。我们以后会接触到更新的GDP替代性方法，因此需要记住这种差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极力主张对发达国家使用另一种方法来替代GDP的人，在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对于衡量收入和贫困的关注超过了其他任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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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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