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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希和西蒙那场赌局的后续结果如何将在未来见分晓。《增长的极限》和其他有影响力的著作所反映出来的人们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新兴趣，本身也是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危机，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在实际中对新环保运动的关注并不多。环保运动是激进和左翼政治中的一股势力，几乎等同于另一种类型的身份政治。油价的大幅增长，导致了工业生产彻底转向更节约能源的方式：采用隔热效果更佳的施工方法，偏向生产更多的可再生型的能源。此外，相比环境所承受的难以确定的影响，选民更感兴趣的是让GDP重回发展轨道。空气净化法规和更多节能型汽车缓释了大多数人对环境问题的担忧，而经济发展则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机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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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就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而且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是因为多个维度的环境质量数据已经被纳入了经济统计数据之中，成为衡量人类活动和福祉的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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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人类发展指数，衡量进步的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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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不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均GDP自1945年以来就没有实现过如此大的增长。当然，国家和国家的命运也各不相同。日本经济从战争的致命打击中迅猛反弹，当时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占领军当局，在方方面面都影响着日本社会。日本在大规模生产（最初时）价廉物美的消费型电子产品方面尤其成功。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制造”所具有的光环就如同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制造”。1964年，日本加入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进而打造出了复杂的、高质量的、优于西方国家的工业体系。现在，就制造业实力而言，只有德国才能与日本相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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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后，其他一些贫穷国家也仿效了类似的发展路径。在欧洲，处于低收入边缘的国家，首先是意大利，然后是爱尔兰和葡萄牙，最后是希腊，开始迈上追赶高收入核心国家的漫长的征途。（国际金融危机过后，这种追赶有多么真实、会持续多久，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另一些东亚国家也创造了所谓的经济奇迹，其中最突出的是韩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名单，从原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18个国家扩展到了现如今的34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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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很多国家，并没有经历过我们视之为理所应当的那种经济发展。2011年，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高收入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人均GDP为41225美元，而低收入国家仅为569美元（均已按购买力平价率进行转换）。不过，人均GDP水平是比较贫富差距的最佳方法吗？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有分量，因为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都花了大力气来推动GDP增长。估算富裕国家的纳税人付给低收入国家的发展援助，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这个数目是以万亿美元计的。通过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进行的扶贫私人捐助也是一个大数目。然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其GDP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快速增长，贫困现象仍然非常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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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赫布卜·乌尔·哈克（Mahbub Ul Haq）曾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供职于世界银行，后来（担任巴基斯坦财政部长一段时间后）又到联合国工作，他提出了一种衡量贫困和福利的替代性方法。他创立了人类发展指数（HDI），旨在衡量能力而不是收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个震惊发展经济学界的观点。他认为饥荒与收入和贫困毫无关联，相反，饥荒总是发生在政府不响应人民需求的时候。缺乏足够独立的报纸和广播媒体，就缺乏敢于挑战和批判政府决策的声音，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发生饥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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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进而提出，尽管人均收入很重要，但是它不如能力那样能够全面地衡量民众的福利。[9]这些能力包括收入或者资源掌控，也包括一些变量，例如健康、教育、妇女自由以及对电力和道路等关键技术的获得权。[10]人类发展指数将衡量这些分项指标，并把它们组合起来构成一个单一的排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会每年公布该排名。有一些国家经常会处于或接近榜首，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荷兰以及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此类似，一些冲突四起或缺乏出海口的国家则处于榜单末尾，比如刚果、尼日尔、乍得和布隆迪。然而，在这个指数中，人均GDP并不意味着一切。笔者的祖国是英国，属于高人均GDP的国家，但在这个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中，位次却接近希腊或斯洛伐克这种人均GDP低得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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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和人类发展指数构成成分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因为富裕的国家能负担得起更好的医疗保健，能让孩子接受更多的教育……反过来而言，更健康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也能为经济发展贡献得更多。因此，良性循环对于发展的巨大效应可以在这项数据中显露出来。不过，人均GDP的水平和人类发展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十全十美的，因为它们所衡量的对象是不同的。GDP衡量的是产出和收入，尽管将它们转换成实际的统计数据存在很多困难，但它们的概念是清楚的。而人类发展指数是一项福利指标。我们以后会接触到更新的GDP替代性方法，因此需要记住这种差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极力主张对发达国家使用另一种方法来替代GDP的人，在涉及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对于衡量收入和贫困的关注超过了其他任何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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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的贫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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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认为饥荒与收入和贫穷毫无关联，相反，饥荒总是发生在政府不响应人们需求的时候。森进而指出，尽管人均收入很重要，但是它不如能力那样能够全面地衡量人们的福利。这些能力包括收入或者资源掌控，也包括一些变量，比如健康、教育、妇女自由以及对电力和道路等关键技术的获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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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差别，的确会影响人们如何评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金额数。在提升受援国的GDP方面，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全世界最穷国家和最富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直线飙升。不过，在很多其他的方面，特别是人类发展指数包含的那些指标里，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尽管艾滋病/艾滋病毒蔓延的阴影笼罩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富国和穷国在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差距也已经大大缩小。贫穷国家的受教育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尽管不同技术的利用状况参差不齐，但在有些领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466亿印度家庭中有47%依然没有室内厕所，也没有干净的自来水，但是他们中有63%可以使用移动电话。这为他们找工作提供了便利，或者能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卖出更好的价钱。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正在趋同，甚至在低收入国家里，现在的预期寿命也达到了70岁。全球婴儿死亡率都在下降，而穷国下降的速度比富国更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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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理念有些过于超前了，它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前瞻思维。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发展指数背后的思考正在动摇GDP的机制及其管理办法。传统的思维方法已经在前一个10年的滞胀中失效，也在当时常常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方失灵，因为投入其中的援助显然没有起到促进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却具有内在脆弱性，甚至在全世界很多地区都无法实现，而且GDP增长的环境代价正在引发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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