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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蒂亚·森认为饥荒与收入和贫穷毫无关联，相反，饥荒总是发生在政府不响应人们需求的时候。森进而指出，尽管人均收入很重要，但是它不如能力那样能够全面地衡量人们的福利。这些能力包括收入或者资源掌控，也包括一些变量，比如健康、教育、妇女自由以及对电力和道路等关键技术的获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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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和人类发展指数之间的差别，的确会影响人们如何评估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援助，这些援助涉及的金额数。在提升受援国的GDP方面，发达国家所取得的成果一直都是令人失望的。全世界最穷国家和最富国家的人均收入的差距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直线飙升。不过，在很多其他的方面，特别是人类发展指数包含的那些指标里，我们听到了好消息。尽管艾滋病/艾滋病毒蔓延的阴影笼罩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富国和穷国在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方面的差距也已经大大缩小。贫穷国家的受教育状况也得到了显著改善。尽管不同技术的利用状况参差不齐，但在有些领域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466亿印度家庭中有47%依然没有室内厕所，也没有干净的自来水，但是他们中有63%可以使用移动电话。这为他们找工作提供了便利，或者能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上卖出更好的价钱。全世界人口预期寿命的变化正在趋同，甚至在低收入国家里，现在的预期寿命也达到了70岁。全球婴儿死亡率都在下降，而穷国下降的速度比富国更快。[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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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理念有些过于超前了，它主要是为了获得一种前瞻思维。不过，值得强调的是人类发展指数背后的思考正在动摇GDP的机制及其管理办法。传统的思维方法已经在前一个10年的滞胀中失效，也在当时常常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方失灵，因为投入其中的援助显然没有起到促进发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繁荣却具有内在脆弱性，甚至在全世界很多地区都无法实现，而且GDP增长的环境代价正在引发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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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在政客和知识分子中，都引发了反对黄金时代惯例的运动，这似乎不足为奇。美国和英国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议题中都包含了限制劳工组织的权力，解除经济管制以促进商业发展，以及国有企业和其他资产（包括英国将地方政府的住房出售给租户）私有化等内容。政府开支及税率的升降，不再被视为管理经济发展速度的手段。这种手段带来的只是短期效果，而代价却是造成长期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投资的萎缩。要持久地促进发展并改善收入水平，必须提高经济“供给侧”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对其造成的束缚。这种政策选择菜单反映在了一种新出现的经济共识中。这种共识不重视积极财政政策的范围，而是强调中央银行在稳定货币中的作用。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已随时间而恶化，这种认识再加上滞胀的经历，清楚地说明了关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行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需要改变既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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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供给侧：“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新经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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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支和税率的升降，不再被视为管理经济发展的手段。要持久地促进发展并改善收入水平，必须提高经济“供给侧”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对其造成的束缚。这种政策选择菜单反映在了一种新出现的经济共识中。这种共识不重视积极财政政策的范围，而是强调中央银行在稳定货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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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经济学家之间两极分化的状况就突然改变了，而这曾是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的典型标志。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况，迅速变成货币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因为我们所有的错误，经济学家们开始更注重证据了。然而，直到最近，这些证据仍不足以支撑他们关于经济是如何发展的观点。能提供GDP数据的国家数目增长缓慢，直到1985年才达到60个。这其中，大多数国家所提供的数据的质量令人担忧。只有极少数国家真正拥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的GDP数据。就连那些收集某类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已经很长时间的国家，也没有前后一致的数据序列，因为它们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0个国家30年的年度数据，对于验证经济发展模型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在一年的数据与前一年很类似的情况下（因为GDP及其构成前后变化并不大，其标准的变化幅度为每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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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技术元素，重新构造GDP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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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GDP统计数据后，经济发展理论就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这一模型对于技术重要性且未加解释的作用非常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新的发展模型，它们能够解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而不再将它当作一种神秘的“黑匣子”。在这些“内生性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和GDP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因为更快的增长能够支撑更多的投资和创新。“技术”是人们头脑中的想法，是教育和技艺上的理念，也是设备和产品中的创意。理解那些衡量教育水准和创新水平的变量的重要性，比如商业中的专利授予，就可以确定它们对于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所起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