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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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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20世纪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在政客和知识分子中，都引发了反对黄金时代惯例的运动，这似乎不足为奇。美国和英国的“里根-撒切尔革命”就是最显著的例子。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议题中都包含了限制劳工组织的权力，解除经济管制以促进商业发展，以及国有企业和其他资产（包括英国将地方政府的住房出售给租户）私有化等内容。政府开支及税率的升降，不再被视为管理经济发展速度的手段。这种手段带来的只是短期效果，而代价却是造成长期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和投资的萎缩。要持久地促进发展并改善收入水平，必须提高经济“供给侧”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对其造成的束缚。这种政策选择菜单反映在了一种新出现的经济共识中。这种共识不重视积极财政政策的范围，而是强调中央银行在稳定货币中的作用。菲利普斯曲线的交替关系已随时间而恶化，这种认识再加上滞胀的经历，清楚地说明了关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行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需要改变既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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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供给侧：“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新经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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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支和税率的升降，不再被视为管理经济发展的手段。要持久地促进发展并改善收入水平，必须提高经济“供给侧”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对其造成的束缚。这种政策选择菜单反映在了一种新出现的经济共识中。这种共识不重视积极财政政策的范围，而是强调中央银行在稳定货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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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经济学家之间两极分化的状况就突然改变了，而这曾是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的典型标志。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况，迅速变成货币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因为我们所有的错误，经济学家们开始更注重证据了。然而，直到最近，这些证据仍不足以支撑他们关于经济是如何发展的观点。能提供GDP数据的国家数目增长缓慢，直到1985年才达到60个。这其中，大多数国家所提供的数据的质量令人担忧。只有极少数国家真正拥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的GDP数据。就连那些收集某类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已经很长时间的国家，也没有前后一致的数据序列，因为它们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0个国家30年的年度数据，对于验证经济发展模型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在一年的数据与前一年很类似的情况下（因为GDP及其构成前后变化并不大，其标准的变化幅度为每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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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技术元素，重新构造GDP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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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GDP统计数据后，经济发展理论就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这一模型对于技术重要性且未加解释的作用非常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新的发展模型，它们能够解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而不再将它当作一种神秘的“黑匣子”。在这些“内生性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和GDP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因为更快的增长能够支撑更多的投资和创新。“技术”是人们头脑中的想法，是教育和技艺上的理念，也是设备和产品中的创意。理解那些衡量教育水准和创新水平的变量的重要性，比如商业中的专利授予，就可以确定它们对于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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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统计数据的实证工作，通过历史研究得以加强，这些研究采用的是众多国家自公元1000年以来的GDP数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就职于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他主导的卓越的国际比较项目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广泛的历史资料中查找构建GDP所需的全部原始统计数据，根据现代的定义，逆着历史之流追溯。麦迪森于2010年去世，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名气并不大。然而，毫不夸张地说，他所创立的数据库是现今经济学家不可或缺的资源，对于研究宏观经济和发展问题更是如此。毕竟，新技术要经过很多年，才能从实验室或研讨会中的聪明想法转变成为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并获得广泛应用。根据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的说法，这通常需要耗时50年或更久。他以电动马达为例，这项技术改造了工厂，使得流水线生产成为可能。尽管电力史上至关重要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的美国工厂才用上了电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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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长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创新的动力是无从查考的。麦迪森提供了这些数据。它们直到1999年才开始被公布出来。[2]这就意味着，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对增长的解释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必须指出的是，经济学家们现在对麦迪森数据的使用有些盲目，缺乏应有的警惕。毕竟，在构建千年的GDP统计数据中总会掺杂着大量的假设和讨巧的猜想。正如我们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采用的国民收入概念是不一样的，因此麦迪森必须把一个现代的概念投放到他所找到的数据上。其他的历史学家对某些特定时期和国家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麦迪森数据库为考查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方便，这是绝无仅有的，但也不能被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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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处的当下，一种新技术开始广泛传播，而且看起来一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对于实证性的考察技术如何带来经济增长而言，这是验证其结论天赐的良机。毫无疑问，该技术就是计算机和因特网。它给保罗·戴维所描述的时间滞后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电子可编程计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性创新之一。它的诞生源于英国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的战时密码破译工作。阿兰·图灵在计算机逻辑领域的重大贡献，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冯·诺依曼等人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贡献，都推动了计算机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最早应用于军事和学术研究领域，然后扩展到大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时，因其体积小、价格低而普及到了所有的办公室，并且逐步进入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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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齐头并进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与其他组织一起于70年代在美国开发的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协议。自70年代中期起，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在学术领域率先普及起来，而在整个80年代，使用因特网仍需要相当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让人人都能使用因特网，他当时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工作。1991年，历史上第一个网站就在那里上线了。“互联网献给所有人。”蒂姆如是说。[3]90年代中期，普通人开始使用互联网，20年后，上网在发达国家已是家常便饭，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快速普及。这种新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因为，电信技术已经被光纤电缆等一系列创新彻底改革了，尤其是移动通信和其他无线通信。信息和通信革命的新纪元已经持续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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