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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供给侧：“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新经济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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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支和税率的升降，不再被视为管理经济发展的手段。要持久地促进发展并改善收入水平，必须提高经济“供给侧”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监管对其造成的束缚。这种政策选择菜单反映在了一种新出现的经济共识中。这种共识不重视积极财政政策的范围，而是强调中央银行在稳定货币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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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里，经济学家之间两极分化的状况就突然改变了，而这曾是动荡的20世纪70年代的典型标志。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况，迅速变成货币主义一统天下的格局。因为我们所有的错误，经济学家们开始更注重证据了。然而，直到最近，这些证据仍不足以支撑他们关于经济是如何发展的观点。能提供GDP数据的国家数目增长缓慢，直到1985年才达到60个。这其中，大多数国家所提供的数据的质量令人担忧。只有极少数国家真正拥有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前的GDP数据。就连那些收集某类国民收入统计数据已经很长时间的国家，也没有前后一致的数据序列，因为它们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60个国家30年的年度数据，对于验证经济发展模型而言也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在一年的数据与前一年很类似的情况下（因为GDP及其构成前后变化并不大，其标准的变化幅度为每年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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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技术元素，重新构造GDP增长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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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有了GDP统计数据后，经济发展理论就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得到了改善。这一模型对于技术重要性且未加解释的作用非常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新的发展模型，它们能够解释“技术”是如何产生的，而不再将它当作一种神秘的“黑匣子”。在这些“内生性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和GDP增长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因为更快的增长能够支撑更多的投资和创新。“技术”是人们头脑中的想法，是教育和技艺上的理念，也是设备和产品中的创意。理解那些衡量教育水准和创新水平的变量的重要性，比如商业中的专利授予，就可以确定它们对于解释不同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所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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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统计数据的实证工作，通过历史研究得以加强，这些研究采用的是众多国家自公元1000年以来的GDP数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曾就职于荷兰的格罗宁根大学。他主导的卓越的国际比较项目承担了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在广泛的历史资料中查找构建GDP所需的全部原始统计数据，根据现代的定义，逆着历史之流追溯。麦迪森于2010年去世，在他的专业领域之外，名气并不大。然而，毫不夸张地说，他所创立的数据库是现今经济学家不可或缺的资源，对于研究宏观经济和发展问题更是如此。毕竟，新技术要经过很多年，才能从实验室或研讨会中的聪明想法转变成为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并获得广泛应用。根据经济史学家保罗·戴维（Paul David）的说法，这通常需要耗时50年或更久。他以电动马达为例，这项技术改造了工厂，使得流水线生产成为可能。尽管电力史上至关重要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的美国工厂才用上了电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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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长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创新的动力是无从查考的。麦迪森提供了这些数据。它们直到1999年才开始被公布出来。[2]这就意味着，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对增长的解释还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必须指出的是，经济学家们现在对麦迪森数据的使用有些盲目，缺乏应有的警惕。毕竟，在构建千年的GDP统计数据中总会掺杂着大量的假设和讨巧的猜想。正如我们所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所采用的国民收入概念是不一样的，因此麦迪森必须把一个现代的概念投放到他所找到的数据上。其他的历史学家对某些特定时期和国家存在完全不同的看法。因此，麦迪森数据库为考查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增长模式提供了方便，这是绝无仅有的，但也不能被视作不容置疑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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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处的当下，一种新技术开始广泛传播，而且看起来一定会推动经济发展。对于实证性的考察技术如何带来经济增长而言，这是验证其结论天赐的良机。毫无疑问，该技术就是计算机和因特网。它给保罗·戴维所描述的时间滞后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子。电子可编程计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础性创新之一。它的诞生源于英国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的战时密码破译工作。阿兰·图灵在计算机逻辑领域的重大贡献，以及大西洋彼岸的冯·诺依曼等人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贡献，都推动了计算机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最早应用于军事和学术研究领域，然后扩展到大型企业。20世纪80年代时，因其体积小、价格低而普及到了所有的办公室，并且逐步进入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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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齐头并进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与其他组织一起于70年代在美国开发的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协议。自70年代中期起，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在学术领域率先普及起来，而在整个80年代，使用因特网仍需要相当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让人人都能使用因特网，他当时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工作。1991年，历史上第一个网站就在那里上线了。“互联网献给所有人。”蒂姆如是说。[3]90年代中期，普通人开始使用互联网，20年后，上网在发达国家已是家常便饭，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快速普及。这种新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因为，电信技术已经被光纤电缆等一系列创新彻底改革了，尤其是移动通信和其他无线通信。信息和通信革命的新纪元已经持续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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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新范式，通货膨胀的自我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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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众多企业购买和使用计算机是一种很明显的现象，但是这究竟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点都不明显。1987年，罗伯特·索洛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他在其中声称：“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计算机。”[4]实际上，在生产率或GDP提升的情况出现之前，企业需要对一批各自独立的技术创新潮流进行整合，需要对新型计算机和通信设备进行投资，还要进行适当重组以使用这些新的工具。沃尔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较好地说明了一家企业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技术来提升生产力。麦肯锡公司估算，沃尔玛依靠自身的力量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整体生产力的增长。[5]为了达到这一点，公司开发了一套从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国家采购商品的模型，通过极其复杂的物流运作，在市外大型商店里进行零售。这是一种激进的零售再造行为。通过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里企业在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方面的投资，人们发现不进行业务重组，生产率就不会有大的增长，那些进行了业务重组的企业都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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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洛发表这篇怀疑论文章10年后，计算机革命在经济中开始引发关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衰退逐渐偃旗息鼓，美国迎来了自资本主义开端以来历时最久的一次GDP增长。1991—2007年，只有两个季度（在2001年）的GDP有轻度下滑。其他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长期增长，虽然和美国相比，它们的增长率要逊色一些。尽管GDP的增长情况始终是逐年变化的，但只要考察比较长时期内的平均值，就可能避开这种变动的干扰。经济学家试图计算出潜在的增长率，采用的方法就是考察劳动力和资本供给的增长速度以及它们的使用效果。美国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从1972—1996年的年均1.38%，提高到了1996—2004年的2.46%。[7]最乐观的观点认为，美国未来的增长率预测数据从年均不到2%的水平，戏剧性地提高到了年均3%以上的水平。如果认为这个变化听上去不大，那就想想复合算法的威力吧。当然，这一次的运算趋向利好：如果增长率为年均2%，GDP数据会在35年之后翻番；如果是年均3%，仅需24年，GDP就会翻番。新技术正在顺利发展，如果这种发展势头持续下去的话，增长率将肯定会使世界经济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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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引擎：格林斯潘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