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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服务业的崛起，计算GDP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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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新潮流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越来越质疑GDP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创新。然而，其实在这之前，有些经济部门的测量工作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头疼的难题。这其中包括大部分服务业。记住，GDP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衡量在物资稀缺的时期，经济中物质资源的使用情况和可获得性。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对物质产品的测量还是非常简单、明确的。经济中服务业的原始数据一直比较稀缺，正如前文所述，亚当·斯密认为服务天然就是非生产性的，考虑它们毫无必要。在20世纪30年代，科林·克拉克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探讨过发育期的GDP概念，他也抱怨过服务活动原始数据的查找难度。工业革命留下了大量棉花和煤炭产量的原始数据，但服务活动的统计数据极少。然而，甚至在1937年，服务业岗位在英国经济中的占比略低于一半，在美国的比例也是大致如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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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也给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带来了挑战。名义GDP衡量的是全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由用户购买，并以美元或英镑来统计。对于私营服务业来说，这是简单、明确的，但对公共服务业而言，却并非如此。如果它们直接与私营部门竞争，那么后者的价格有时可以被用来评估它们的价值。如果缺乏可用以比较的私营企业，或者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那么评估其价值的唯一的替代性方案就是，用支付给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来衡量。这种方法可以给GDP提供一个可用的数据，但问题在于那些构建起来的特殊服务无法显示出政府雇员人均产出量的任何增长。很多政府担心公共服务的生产率低下，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忽视了统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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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公共服务生产率的担忧，提出了一个有关生产率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顾名思义，生产率与产品有关，它所衡量的是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一家服务型企业的主要投入是员工耗费在工作上的时间。那么，教师的产出是什么呢？是学校培养出的学生的数量？是学生毕业时取得的平均成绩？是他们后来获得的平均最高学位及他们毕生的收入？是学生经过在学校时的熏陶，他们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以及爱好音乐和运动而享受的生活品质？一个护士如果每天多看护几位病人的话，她的生产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们必须只能以某种方式费力地测量病人的健康状况吗？衡量理发师生产率的手段仅仅是计算他为多少人理了发，或者是他靠手艺或店面环境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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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个理念并不真正适用。可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GDP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已高达2/3。棘手的问题还会出现，尤其是在涉及金融服务业的时候，本书第6章将回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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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特征价格法，测量质量改进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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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看似独立，却越来越引人注目，那就是GDP的测量方法决定了它无法全面体现创新的作用。创新一直就没有间断过，但在20世纪90年代，新一波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而出现的产品及服务，开始明显成为企业和消费者支出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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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GDP对创新的衡量效果不尽如人意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提出了一个在家庭照明方面连续创新的示例。这个创新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最先是前工业时代昂贵的、烟气呛人的蜡烛，它发出的光还不如冒出的烟多，因此很少使用，后来发展到煤油灯，然后又改用煤气灯，再到一按开关就亮的现代化电灯。在16世纪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因为他们能用的照明工具质量低劣且价格昂贵。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你偶尔出去度假忘了关灯，发现这个失误时你也不过只是感到有点懊恼罢了。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1流明或1个光单位的价格已经大大降低。[10]与此同时，照明的质量却得到了显著改善。构成GDP估算值的原始统计数据——购买的蜡烛或者电灯泡和灯具的数量，从来没有全面地体现出价格下降或者质量提高的幅度。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adhaus）认为，自19世纪以来，惯用的测量方法高估了光的价格，低估了实际的产出，误差系数为900～1600。如果在其他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误差的累加会使GDP统计数据大幅低估经济的实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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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消费性开支项目的状况其实是整个经济领域的写照。现代GDP的增长就是一个持续创新和多样性激增的故事。选择“太多”是当今很时髦的一种说法。然而，证据却指向了其他的情况。各种类型的谷物，不同版本的图书，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价值？计量经济学对此展开了研究。他们的结论表明，就连苹果肉桂口味的燕麦片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创新都能给消费者带来可观的价值。[11]如果把所有的创新物品都加起来，从口味的微小创新（比如谷物、牙膏和茶），到明显更加新奇的创新（比如尼龙搭扣带或混合动力汽车），再到人们通常认为的高科技创新（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基因靶向药物以及石墨烯新材料等），那么好处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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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如何在GDP中体现计算机质量的显著变化和价格的明显下降，成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10年时间里，从开始时只有少量的人购买苹果莉萨或麦金塔电脑，到后来人们普遍拥有了功能更强大的家庭电脑。与此同时，因特网在家庭中迅速成为必备设施，移动电话用户的普及程度也不断提高。在下一个10年里，笔记本电脑成为非常普通的消费品，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也紧随其后。在迄今为止的所有新技术当中，每一波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和推广速度都是最快的，而且，与之相伴随的是其价格的快速下跌。威廉·诺德豪斯计算过每标准单位计算能力的价格的下降速度，他说道：“自20世纪以来，以不变价格或工作单位来衡量，计算性能改进了约1万亿至5万亿倍，这意味着年均复合增长率在一个世纪里达到了30%～35%。”他认为，官方数据低估了价格下降的程度，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考虑计算机性能的提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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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金委员会与特征价格指数hed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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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GDP中体现质量的显著变化和价格的明显下降，美国波斯金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表面上的价格上涨（或者相对较慢的价格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质量的巨大提高和消费者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收益。这份报告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机构更多地采用了“hedonic”特征价格指数，来将名义GDP转化成实际GDP。采用特征价格指数的目的是考虑质量的变化，以便计算出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真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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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斯金委员会的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调研。正如前文讨论过的那样，该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称，因为没有考虑计算机、照相机和电话机等商品质量的变化，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每年高估了1.3%的通货膨胀率。显然，为抵消虚幻的价格上涨，实际GDP的增长率又被低估了。表面上的价格上涨（或者相对较慢的价格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质量的巨大提高和消费者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收益。波斯金委员会的这些发现让艾伦·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了比原先更大的信心。这份报告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机构更多地采用了“hedonic”特征价格指数，来将名义GDP转化成实际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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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onic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与快乐有关的事物。采用特征价格指数的目的是为了考虑质量的变化，以便计算出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真正价格。要计算一台电脑的特征价格，就要找出捆绑在这台电脑上的某些特征的价格。统计人员掌握的是所有类型个人电脑的实际购买价格，同时也收集人们所购机器的不同特征的数据，如它们的内存有多大，屏幕尺寸和分辨率大小如何，有没有内置的Wi-Fi，等等。这时，实际的价格被复归到这些不同的特质上。也就是说，可以推导出一个估算公式来求出所付价格和每种特征之间的关联系数。任何一种与电脑各部位具体的质量改进无关的价格上涨，就可以被认为是通货膨胀；换句话说，是一种没有质量改进支撑的价格上涨。这种方法被应用到了一系列高科技产品中。这样一来，美国的GDP和经济增速估算值在几年内均有增长。接着，其他国家也因为采用同样的方法而“迎头赶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国家后来也亦步亦趋，开始计算这类商品的特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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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美国的统计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变化，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这种变化就是将企业采购的软件算作一种投资，而不是之前的中间产品购买。也就是说，软件不再被当作在企业间购买的零部件或文具。在计算GDP时，软件不会再被当作其他产品的中间产品而从最终销售额中扣除出去。它变为了类似新机器或厂房一般的事物，其价值会贬损，但也会带来未来收益。这种方法上的改变引发了一些争议。相比安装在生产线上的机器，软件的使用寿命要短得多，也许只有两年而不是10年。因此，它显然与耐用品属于不同的类型。企业和基于个人用途的消费者在购买不同类型的软件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分界限。例如，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去史泰博或其他大型卖场购买会计软件包，而一家大企业则会直接去供应商那里买。显然，要收集到正确类型的原始数据是颇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电脑的软件和它的性能特征还有重合之处。因此，如果既采用特征价格法，又将软件视作资产，可能会导致质量改进效果被重复计算。然而，官方统计机构现在已将企业的软件购买视作投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