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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特征价格法,测量质量改进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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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问题看似独立,却越来越引人注目,那就是GDP的测量方法决定了它无法全面体现创新的作用。创新一直就没有间断过,但在20世纪90年代,新一波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而出现的产品及服务,开始明显成为企业和消费者支出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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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GDP对创新的衡量效果不尽如人意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学家布拉德·德隆(Brad Delong)提出了一个在家庭照明方面连续创新的示例。这个创新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最先是前工业时代昂贵的、烟气呛人的蜡烛,它发出的光还不如冒出的烟多,因此很少使用,后来发展到煤油灯,然后又改用煤气灯,再到一按开关就亮的现代化电灯。在16世纪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因为他们能用的照明工具质量低劣且价格昂贵。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你偶尔出去度假忘了关灯,发现这个失误时你也不过只是感到有点懊恼罢了。经过了几十年、几百年,1流明或1个光单位的价格已经大大降低。[10]与此同时,照明的质量却得到了显著改善。构成GDP估算值的原始统计数据——购买的蜡烛或者电灯泡和灯具的数量,从来没有全面地体现出价格下降或者质量提高的幅度。在一项著名的研究中,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adhaus)认为,自19世纪以来,惯用的测量方法高估了光的价格,低估了实际的产出,误差系数为900~1600。如果在其他快速发展的技术领域也存在这种情况的话,误差的累加会使GDP统计数据大幅低估经济的实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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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个消费性开支项目的状况其实是整个经济领域的写照。现代GDP的增长就是一个持续创新和多样性激增的故事。选择“太多”是当今很时髦的一种说法。然而,证据却指向了其他的情况。各种类型的谷物,不同版本的图书,到底会给消费者带来多大的价值?计量经济学对此展开了研究。他们的结论表明,就连苹果肉桂口味的燕麦片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创新都能给消费者带来可观的价值。[11]如果把所有的创新物品都加起来,从口味的微小创新(比如谷物、牙膏和茶),到明显更加新奇的创新(比如尼龙搭扣带或混合动力汽车),再到人们通常认为的高科技创新(比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基因靶向药物以及石墨烯新材料等),那么好处究竟应该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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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如何在GDP中体现计算机质量的显著变化和价格的明显下降,成了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10年时间里,从开始时只有少量的人购买苹果莉萨或麦金塔电脑,到后来人们普遍拥有了功能更强大的家庭电脑。与此同时,因特网在家庭中迅速成为必备设施,移动电话用户的普及程度也不断提高。在下一个10年里,笔记本电脑成为非常普通的消费品,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也紧随其后。在迄今为止的所有新技术当中,每一波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传播和推广速度都是最快的,而且,与之相伴随的是其价格的快速下跌。威廉·诺德豪斯计算过每标准单位计算能力的价格的下降速度,他说道:“自20世纪以来,以不变价格或工作单位来衡量,计算性能改进了约1万亿至5万亿倍,这意味着年均复合增长率在一个世纪里达到了30%~35%。”他认为,官方数据低估了价格下降的程度,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考虑计算机性能的提高。[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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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金委员会与特征价格指数hed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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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GDP中体现质量的显著变化和价格的明显下降,美国波斯金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表面上的价格上涨(或者相对较慢的价格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质量的巨大提高和消费者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收益。这份报告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机构更多地采用了“hedonic”特征价格指数,来将名义GDP转化成实际GDP。采用特征价格指数的目的是考虑质量的变化,以便计算出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真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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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斯金委员会的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调研。正如前文讨论过的那样,该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称,因为没有考虑计算机、照相机和电话机等商品质量的变化,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每年高估了1.3%的通货膨胀率。显然,为抵消虚幻的价格上涨,实际GDP的增长率又被低估了。表面上的价格上涨(或者相对较慢的价格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质量的巨大提高和消费者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收益。波斯金委员会的这些发现让艾伦·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了比原先更大的信心。这份报告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机构更多地采用了“hedonic”特征价格指数,来将名义GDP转化成实际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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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onic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与快乐有关的事物。采用特征价格指数的目的是为了考虑质量的变化,以便计算出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真正价格。要计算一台电脑的特征价格,就要找出捆绑在这台电脑上的某些特征的价格。统计人员掌握的是所有类型个人电脑的实际购买价格,同时也收集人们所购机器的不同特征的数据,如它们的内存有多大,屏幕尺寸和分辨率大小如何,有没有内置的Wi-Fi,等等。这时,实际的价格被复归到这些不同的特质上。也就是说,可以推导出一个估算公式来求出所付价格和每种特征之间的关联系数。任何一种与电脑各部位具体的质量改进无关的价格上涨,就可以被认为是通货膨胀;换句话说,是一种没有质量改进支撑的价格上涨。这种方法被应用到了一系列高科技产品中。这样一来,美国的GDP和经济增速估算值在几年内均有增长。接着,其他国家也因为采用同样的方法而“迎头赶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国家后来也亦步亦趋,开始计算这类商品的特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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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美国的统计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变化,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这种变化就是将企业采购的软件算作一种投资,而不是之前的中间产品购买。也就是说,软件不再被当作在企业间购买的零部件或文具。在计算GDP时,软件不会再被当作其他产品的中间产品而从最终销售额中扣除出去。它变为了类似新机器或厂房一般的事物,其价值会贬损,但也会带来未来收益。这种方法上的改变引发了一些争议。相比安装在生产线上的机器,软件的使用寿命要短得多,也许只有两年而不是10年。因此,它显然与耐用品属于不同的类型。企业和基于个人用途的消费者在购买不同类型的软件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分界限。例如,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去史泰博或其他大型卖场购买会计软件包,而一家大企业则会直接去供应商那里买。显然,要收集到正确类型的原始数据是颇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电脑的软件和它的性能特征还有重合之处。因此,如果既采用特征价格法,又将软件视作资产,可能会导致质量改进效果被重复计算。然而,官方统计机构现在已将企业的软件购买视作投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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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特征价格法和将软件购买视作投资之后,实际GDP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获得了强劲增长。当时经济繁荣,因此GDP数据所传达的信息并不虚假。但是,这种变化造成的印象是增长的加速度要比实际的大。更有甚者,因为美国是第一个对此类商品采用特征价格法的国家,这就理所当然地使美国经济看上去要比它的欧洲竞争者或日本更加强大。在大西洋的一边,经济政策制定者们焦头烂额: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用计算机,但为什么计算机革命给生产力带来的好处似乎都让美国占尽了?美国当时正弥漫着一种必胜的信念,民众认为美国经济及其以硅谷英雄和股市飙升为标志的新范式无比优越。1995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7—1998年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甚至2001年科技股崩盘和同一年的“9·11”事件,诸如此类的打击经过短暂的危机管理之后,都一一摆脱了它们带来的阴霾。经济看起来已强大到可以经受住一切考验了,GDP在经历了2001年的短期温和衰退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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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事件给GDP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GDP从未很好地衡量过服务业的活动,而服务类支出在消费者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稳定增长。同样,GDP也从未反映过资本主义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它是一台“创新机器”。[13]相比经济规模,可用货物及服务的丰富性或许是一个更好的测量标准。2001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40年来,美国的这种丰富性增长速度惊人,达到了年均1%,而且还呈现出了加速增长的态势。[14] GDP的概念被发明出来的时候,这种丰富性的扩张情况还没有出现,直到现在,除了少量应用特征价格法的商品类别之外,GDP还没有开始衡量这种丰富性扩张带来的福利。不过,GDP测量中的这两大不足已经开始汇合,因为自1980年以来,服务业增长中的大部分已经被登记在商业和专业服务类别下,其中包括所有与信息和通信业有关的全新经济活动。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毫不夸张地说,10多年来增加的GDP没有衡量任何东西:所有持续增长的附加值都是以不同的无形资产形式出现的。[15]为有形的物质产品而设计的国民经济衡量手段,实在不是衡量日益发展的无重量经济(Weightless Economy)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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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论告诉我们,GDP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没有打算要成为衡量福利的标准,它衡量的是生产。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所见,国民经济核算的先驱者之一西蒙·库兹涅茨,曾热衷于开发一种衡量经济福利的标准。然而,为了应付战时需要,以便使稀缺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衡量生产成果和生产能力的目的压倒了其衡量福利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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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开发一种衡量国民经济福利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从GDP开始说起。这就意味着,对GDP所做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修补,都是在试图将它转变成一种迥异于设计初衷的东西。不管是特征价格法,还是本书下一章将会谈到的GDP批评者提出的更加激进的替代性方案,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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