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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GDP中体现质量的显著变化和价格的明显下降，美国波斯金委员会对此问题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表面上的价格上涨（或者相对较慢的价格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质量的巨大提高和消费者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收益。这份报告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机构更多地采用了“hedonic”特征价格指数，来将名义GDP转化成实际GDP。采用特征价格指数的目的是考虑质量的变化，以便计算出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真正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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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斯金委员会的专家对此问题进行了调研。正如前文讨论过的那样，该委员会1996年的报告称，因为没有考虑计算机、照相机和电话机等商品质量的变化，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每年高估了1.3%的通货膨胀率。显然，为抵消虚幻的价格上涨，实际GDP的增长率又被低估了。表面上的价格上涨（或者相对较慢的价格下降）实际上反映的是质量的巨大提高和消费者从这些商品中获得的收益。波斯金委员会的这些发现让艾伦·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对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了比原先更大的信心。这份报告产生的另一个影响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计机构更多地采用了“hedonic”特征价格指数，来将名义GDP转化成实际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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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donic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与快乐有关的事物。采用特征价格指数的目的是为了考虑质量的变化，以便计算出使用者获得的潜在收益的真正价格。要计算一台电脑的特征价格，就要找出捆绑在这台电脑上的某些特征的价格。统计人员掌握的是所有类型个人电脑的实际购买价格，同时也收集人们所购机器的不同特征的数据，如它们的内存有多大，屏幕尺寸和分辨率大小如何，有没有内置的Wi-Fi，等等。这时，实际的价格被复归到这些不同的特质上。也就是说，可以推导出一个估算公式来求出所付价格和每种特征之间的关联系数。任何一种与电脑各部位具体的质量改进无关的价格上涨，就可以被认为是通货膨胀；换句话说，是一种没有质量改进支撑的价格上涨。这种方法被应用到了一系列高科技产品中。这样一来，美国的GDP和经济增速估算值在几年内均有增长。接着，其他国家也因为采用同样的方法而“迎头赶上”。英国、加拿大和日本这些国家后来也亦步亦趋，开始计算这类商品的特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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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美国的统计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变化，也产生了相同的效果。这种变化就是将企业采购的软件算作一种投资，而不是之前的中间产品购买。也就是说，软件不再被当作在企业间购买的零部件或文具。在计算GDP时，软件不会再被当作其他产品的中间产品而从最终销售额中扣除出去。它变为了类似新机器或厂房一般的事物，其价值会贬损，但也会带来未来收益。这种方法上的改变引发了一些争议。相比安装在生产线上的机器，软件的使用寿命要短得多，也许只有两年而不是10年。因此，它显然与耐用品属于不同的类型。企业和基于个人用途的消费者在购买不同类型的软件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分界限。例如，很多中小企业可能会去史泰博或其他大型卖场购买会计软件包，而一家大企业则会直接去供应商那里买。显然，要收集到正确类型的原始数据是颇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而且，电脑的软件和它的性能特征还有重合之处。因此，如果既采用特征价格法，又将软件视作资产，可能会导致质量改进效果被重复计算。然而，官方统计机构现在已将企业的软件购买视作投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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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特征价格法和将软件购买视作投资之后，实际GDP似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获得了强劲增长。当时经济繁荣，因此GDP数据所传达的信息并不虚假。但是，这种变化造成的印象是增长的加速度要比实际的大。更有甚者，因为美国是第一个对此类商品采用特征价格法的国家，这就理所当然地使美国经济看上去要比它的欧洲竞争者或日本更加强大。在大西洋的一边，经济政策制定者们焦头烂额：任何国家的任何一家企业都可以用计算机，但为什么计算机革命给生产力带来的好处似乎都让美国占尽了？美国当时正弥漫着一种必胜的信念，民众认为美国经济及其以硅谷英雄和股市飙升为标志的新范式无比优越。1995年墨西哥债务危机，1997—1998年年亚洲金融风暴以及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破产，甚至2001年科技股崩盘和同一年的“9·11”事件，诸如此类的打击经过短暂的危机管理之后，都一一摆脱了它们带来的阴霾。经济看起来已强大到可以经受住一切考验了，GDP在经历了2001年的短期温和衰退后，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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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事件给GDP带来的问题依然存在。GDP从未很好地衡量过服务业的活动，而服务类支出在消费者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稳定增长。同样，GDP也从未反映过资本主义最显著、最重要的特征：它是一台“创新机器”。[13]相比经济规模，可用货物及服务的丰富性或许是一个更好的测量标准。2001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40年来，美国的这种丰富性增长速度惊人，达到了年均1%，而且还呈现出了加速增长的态势。[14] GDP的概念被发明出来的时候，这种丰富性的扩张情况还没有出现，直到现在，除了少量应用特征价格法的商品类别之外，GDP还没有开始衡量这种丰富性扩张带来的福利。不过，GDP测量中的这两大不足已经开始汇合，因为自1980年以来，服务业增长中的大部分已经被登记在商业和专业服务类别下，其中包括所有与信息和通信业有关的全新经济活动。在1996年出版的一本书中，我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毫不夸张地说，10多年来增加的GDP没有衡量任何东西：所有持续增长的附加值都是以不同的无形资产形式出现的。[15]为有形的物质产品而设计的国民经济衡量手段，实在不是衡量日益发展的无重量经济（Weightless Economy）的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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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讨论告诉我们，GDP现在不是，过去也从来没有打算要成为衡量福利的标准，它衡量的是生产。正如我们在本书第1章中所见，国民经济核算的先驱者之一西蒙·库兹涅茨，曾热衷于开发一种衡量经济福利的标准。然而，为了应付战时需要，以便使稀缺的物质资源和劳动力能够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衡量生产成果和生产能力的目的压倒了其衡量福利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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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开发一种衡量国民经济福利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应该从GDP开始说起。这就意味着，对GDP所做的任何一种形式的修补，都是在试图将它转变成一种迥异于设计初衷的东西。不管是特征价格法，还是本书下一章将会谈到的GDP批评者提出的更加激进的替代性方案，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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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希腊悲剧：傲慢、愚蠢和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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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希腊悲剧有三大元素：傲慢（hubris）、愚蠢（ate）和毁灭（nemesis）。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些都在全世界“尽显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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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行经济增长模式的必胜信念安全暴露出了现代人的傲慢态度。当然，这种模式是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的，但它同时也根植于金融市场的宽松管制，宽泛的“自由市场”理念和金融及贸易的全球化。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里，随着全球化的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矛头直指那些被视为有害的、无法接受的全球化副作用。这些批评的焦点集中于全球不平等的加剧，因为富国的人均GDP远超最贫困国家的水平，这些穷国绝大多数位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很多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初衷很美好，但已误入歧途，因为他们反对那些让很多发展中国家受益的经济力量，尤其是印度和中国。尽管总有小部分穷国由于内部冲突和糟糕的政治统治而无法参与国际金融和贸易流动。主流的观点认为，全球化，包括正在兴起的跨境投资，是一种有益的趋势。关于这个论点，主要的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和印度，前者因为更多地参与全球市场而大大缓解了贫困状况。尽管经历过危机，但大趋势依然如此，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加纳和莫桑比克等国家都因此而加入了新兴市场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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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21世纪头5年，发达国家的GDP继续增长，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速惊人，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在稍稍逊色的程度上有所增长，这些都给金融市场注入了傲慢。生产力因技术进步而大幅提升，经济发展据说有了“新范式”。这是一个充斥着“道指36000点”这类书名的时代，艾伦·格林斯潘对此给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非理性繁荣。[1]有些经济学家早就警告过，一旦泡沫破裂，就将带来重大灾难。[2]更多的人发现，声称金融市场的繁荣将会得到维持，总比冒风险去预测经济灾难要更容易一些。显然，摆脱人云亦云，去说一些极端而且不受欢迎的话，是需要勇气的。而且，他们有足够充分的证据，证明就算市场出现动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会把一切整顿好，因为自1987年格林斯潘担任主席以来，类似的事情已经重复发生过多次。如果股票市场走弱的话，货币政策可以刺激它上涨。归根到底，这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席是新范式最杰出的信奉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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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众所周知，金融市场不仅以非理性繁荣为特点，而且还充斥着各种欺诈（包括自我欺诈）以及市场操控行为。金融业和企业界都丧失了道德的基石，贪婪令人厌恶地大行其道。甚至到现在，很多金融界和商界精英还没有领会到自己已经深深地陷入了一个孤立的道德宇宙。有些好像还觉得自己委屈，认为在归罪金融及经济危机的责任时，自己成了替罪羊，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以下这种现象也是傲慢的一部分，就是认为金融业和大企业的运行中不存在任何系统性的问题，只不过有些坏苹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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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出经典的悲剧里，傲慢导致了愚蠢。愚蠢总是成群结队地到来。精英们自己给自己发放数百万美元和英镑的薪酬（薪酬委员会里净是这样的人）。危害性的金融工具被制造出来，导致了风险的增加和集聚。监管机构自欺欺人，能力不足，并且与监管对象交往过密。最重要的是，认识不到商业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它绝不是短期利润或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而是向客户（以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需要的方式）提供商品和服务，实现互惠互利的交易。利润和股价的上涨都是副作用，而不是目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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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悲剧性的衰败出现了，这就是报应。21世纪头5年，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尽，互联网泡沫破灭（2001年），但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却风光无限。一些知名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大肆鼓吹这种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比如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的《凌志汽车与橄榄树》（Lexus and the Olive Tree）以及《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这些书的主旨思想不外乎：即使它令人不悦也要同它打交道，因为全球化正在横扫全球。然而，甚至在2007年年末的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对这种趋势的质疑就已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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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国家不仅成功崛起，而且还显现出了赶超西方国家的势头。高盛集团的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创造了BRIC这个首字母缩略词。2001年，他先是出版了一份报告，指出这些大的新兴经济体正在快速发展，而且它们的GDP还有超越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潜力。麦迪森跨越几个世纪的GDP历史数据显示，中国的人均GDP在19世纪时曾接近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当时主要经济体的水平。的确，有些经济史学家认为，直到工业革命开始，中国一直比其他国家更加富庶。[4]然而，中国后来掉入了停滞、萧条的泥潭，而西方国家却不断发展并迅速赶超。麦迪森的数据显示，在1970年前后，普通中国居民的经济状况并不比在公元1000年时的居民强。1981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迅速走上了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尽管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大幅低于西方水平，但其总量已经超过或者很快就将超过美国。[5]如果以2010年前后的年均增长率计算，那么中国的GDP每8年就差不多能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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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想维持这种增长速度非常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容易赶超的部分已经先行实现了，而且还因为中国同时面临着严峻的人口和社会问题的挑战，比如人口的快速老龄化、男性人口的过剩，以及福利和养老保障的缺乏。同时，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积聚，债务风险还在咄咄逼近。不过，即便如此，中国无疑已经成了世界舞台上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往来，对西方出口货物以及海外投资，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经济的成功。西方企业和消费者购买的大量产品都是在中国生产或组装的，或者其中的零部件是由中国制造的。中国的主要港口是连接国际物流链的重要节点。很多西方人非常担心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会导致他们失去工作，但目前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深刻地重塑了全球很多产业，放弃这种方式将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我们所购买的大部分工业产品都有赖于中国制造，这是确定无疑的。美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似乎更大，因为中国持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这有助于美国政府平衡财政赤字，尽管这种关系实际上对双方来说都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