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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齐头并进的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与其他组织一起于70年代在美国开发的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协议。自70年代中期起，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在学术领域率先普及起来，而在整个80年代，使用因特网仍需要相当高的专业知识水平。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发明的万维网让人人都能使用因特网，他当时在位于日内瓦的欧洲原子能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工作。1991年，历史上第一个网站就在那里上线了。“互联网献给所有人。”蒂姆如是说。[3]90年代中期，普通人开始使用互联网，20年后，上网在发达国家已是家常便饭，在发展中国家也得到了快速普及。这种新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移动电话和智能手机。因为，电信技术已经被光纤电缆等一系列创新彻底改革了，尤其是移动通信和其他无线通信。信息和通信革命的新纪元已经持续了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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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新范式，通货膨胀的自我遏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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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众多企业购买和使用计算机是一种很明显的现象，但是这究竟对经济带来什么影响却一点都不明显。1987年，罗伯特·索洛在《纽约时报书评》上写了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文章，他在其中声称：“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计算机。”[4]实际上，在生产率或GDP提升的情况出现之前，企业需要对一批各自独立的技术创新潮流进行整合，需要对新型计算机和通信设备进行投资，还要进行适当重组以使用这些新的工具。沃尔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较好地说明了一家企业可以通过使用这些技术来提升生产力。麦肯锡公司估算，沃尔玛依靠自身的力量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整体生产力的增长。[5]为了达到这一点，公司开发了一套从中国和其他低成本国家采购商品的模型，通过极其复杂的物流运作，在市外大型商店里进行零售。这是一种激进的零售再造行为。通过研究美国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里企业在计算机和通信设备方面的投资，人们发现不进行业务重组，生产率就不会有大的增长，那些进行了业务重组的企业都实现了生产率的大幅提高。[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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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索洛发表这篇怀疑论文章10年后，计算机革命在经济中开始引发关注，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衰退逐渐偃旗息鼓，美国迎来了自资本主义开端以来历时最久的一次GDP增长。1991—2007年，只有两个季度（在2001年）的GDP有轻度下滑。其他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长期增长，虽然和美国相比，它们的增长率要逊色一些。尽管GDP的增长情况始终是逐年变化的，但只要考察比较长时期内的平均值，就可能避开这种变动的干扰。经济学家试图计算出潜在的增长率，采用的方法就是考察劳动力和资本供给的增长速度以及它们的使用效果。美国生产力的平均增长率从1972—1996年的年均1.38%，提高到了1996—2004年的2.46%。[7]最乐观的观点认为，美国未来的增长率预测数据从年均不到2%的水平，戏剧性地提高到了年均3%以上的水平。如果认为这个变化听上去不大，那就想想复合算法的威力吧。当然，这一次的运算趋向利好：如果增长率为年均2%，GDP数据会在35年之后翻番；如果是年均3%，仅需24年，GDP就会翻番。新技术正在顺利发展，如果这种发展势头持续下去的话，增长率将肯定会使世界经济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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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引擎：格林斯潘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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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得益于新技术而具有加速增长的潜力，因而可以轻易地满足额外的需求，那么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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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间，人人都在谈论新经济或新范式。新技术似乎已经使生产力的持久提升成为可能。在热衷于此道的人当中，艾伦·格林斯潘是突出代表。他当时已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多年。他对经济未来的增长率的判断十分重要，因为运用利率和货币政策来抑制具有通货膨胀倾向的需求增长，是他的职责所在。然而，如果经济得益于新技术而具有加快增长的潜力，因而可以轻易地满足额外的需求，那么对通货膨胀的担心就是不必要的。在他的回忆录《动荡的世界》（The Age of Turbulence）中，格林斯潘描述了1995年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同事们讨论经济时的情景，当时他第一次提及了“范式转变”的可能性。“我关注过自20世纪40年代后期以来的经济周期，类似这样的情况尚未出现过，”他告诉他的同事们，“这种技术性变化的深度和持久性每50年或每100年才出现一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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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正确的，但后来却错了。从随后的金融危机来看，关于新经济的鼓吹炒作几乎就是一场妄想。在美国和其他地方，GDP处于缓慢增长的状态已持续好几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应相应降低。从1995年左右到2005年这10年里，所有的证据都在支持经济会持久向好，就算是公开发布的GDP统计数据也是如此。人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实际的增长率曾被低估了，而且还可能是被严重低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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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服务业的崛起，计算GDP的难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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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新潮流的不断涌现，人们开始越来越质疑GDP能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创新。然而，其实在这之前，有些经济部门的测量工作就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头疼的难题。这其中包括大部分服务业。记住，GDP被设计出来的目的就是衡量在物资稀缺的时期，经济中物质资源的使用情况和可获得性。尽管情况错综复杂，但对物质产品的测量还是非常简单、明确的。经济中服务业的原始数据一直比较稀缺，正如前文所述，亚当·斯密认为服务天然就是非生产性的，考虑它们毫无必要。在20世纪30年代，科林·克拉克在其早期著作中曾探讨过发育期的GDP概念，他也抱怨过服务活动原始数据的查找难度。工业革命留下了大量棉花和煤炭产量的原始数据，但服务活动的统计数据极少。然而，甚至在1937年，服务业岗位在英国经济中的占比略低于一半，在美国的比例也是大致如此。[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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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也给国民经济核算人员带来了挑战。名义GDP衡量的是全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由用户购买，并以美元或英镑来统计。对于私营服务业来说，这是简单、明确的，但对公共服务业而言，却并非如此。如果它们直接与私营部门竞争，那么后者的价格有时可以被用来评估它们的价值。如果缺乏可用以比较的私营企业，或者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市场，那么评估其价值的唯一的替代性方案就是，用支付给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来衡量。这种方法可以给GDP提供一个可用的数据，但问题在于那些构建起来的特殊服务无法显示出政府雇员人均产出量的任何增长。很多政府担心公共服务的生产率低下，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忽视了统计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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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公共服务生产率的担忧，提出了一个有关生产率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顾名思义，生产率与产品有关，它所衡量的是每单位投入的产出量。一家服务型企业的主要投入是员工耗费在工作上的时间。那么，教师的产出是什么呢？是学校培养出的学生的数量？是学生毕业时取得的平均成绩？是他们后来获得的平均最高学位及他们毕生的收入？是学生经过在学校时的熏陶，他们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拥有美满的家庭生活以及爱好音乐和运动而享受的生活品质？一个护士如果每天多看护几位病人的话，她的生产率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我们必须只能以某种方式费力地测量病人的健康状况吗？衡量理发师生产率的手段仅仅是计算他为多少人理了发，或者是他靠手艺或店面环境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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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这个理念并不真正适用。可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GDP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已高达2/3。棘手的问题还会出现，尤其是在涉及金融服务业的时候，本书第6章将回到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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