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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想象从经济中扣除银行业的产出是何时确定的，或许主要是因为统计人员没法找到衡量金融中介收入的方法。因此，多年来的习惯做法是将金融服务业计算为经济中一个虚构性门类的负产出。套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一句台词，这就是越奇越怪，越奇越怪。随着金融服务业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方法再次改变，1993年版的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引入了“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的概念，简称FISIM。目前的计算方法是把银行存贷款组合的借贷利率同零风险的参考利率相比较，比如央行的政策利率，然后将差额乘以两类未清余额。这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要将它转换为基于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值或实际值。[10]但在原则上，它是有意义的，因为它能计算银行通过承担风险所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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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样做带来的后果之一，是风险的积聚被记录为金融服务业实际产出的增长。此外，用安德鲁·霍尔丹及其合著者的话说，银行承担风险有什么特别的呢？“不清楚承担风险本身是不是一种生产性活动。任何家庭或企业只要投资于风险债务证券，也就要承担信用或流动性风险。将资金投资于风险资产是资本市场的根本性特征，它并不为银行业务所独有。因而，从概念上讲，基于风险的收益流量是否能够代表银行产出尚不清楚。”[11]承担风险对于经济中的其余部分来说并不是一种有价值的服务，虽然管理风险是有价值的。霍尔丹接着指出，银行报告的利润是经过夸大的，其手段就是忽视统计效应，尽可能利用资本杠杆来承担更大风险。这些利润是“虚无缥缈”的，不过奖金当然是实实在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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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方面的虚幻性对所有国家的GDP都产生了影响。一项关于美国的研究得出结论：“做一个保守的假设，1997—2007年，现有的官方统计将商业银行的服务产出起码高估了21%（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了1168亿美元），并将GDP高估了0.3%（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了529亿美元）。”[12]在欧元区，如果根据银行的风险承担进行调整，那么金融行业产出的测量值将会降低25%～40%。如果在英国采用同样的系数，那么金融业对该国2008年GDP的贡献测量值则为6%～7.5%，而不是9%。[13]这些数据是令人震惊的：近年来金融业的规模起码被高估了1/5，甚至还可能高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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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负到正：金融服务业对GDP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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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人们普遍认为，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是负数或很小的正数。金融几乎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因为利息流大体上被当作金融业的中间投入，因而从该行业对GDP的最终增加值贡献中扣除掉了。然而，在1968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修订版中，金融业转变成了一种生产性的行业。到1993年后，其对GDP的贡献开始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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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夸大金融服务业对GDP贡献值会如此重要？答案就在于政治领袖们是围绕关键部门制定经济政策的。在金融危机期间，行业游说对监管改革的政治决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投资银行对政治党派进行了捐助，还因为政客们由衷地相信这个行业对增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至关重要。[14]“我们的经济需要这个行业。”英国财政大臣阿拉斯泰尔·达林（Alastair Darling）在他的危机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尽管恰恰相反的是，在危机高峰期这个行业险些让经济万劫不复。[15]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曾明确地将GDP所代表的繁荣增长与庞大而复杂的金融业相联系。他说道：“战后，金融的复杂性随着劳动分工、全球化和科技水平的提高而日益增长。这种复杂性的衡量方法之一，即金融和保险业在GDP中的份额，获得了巨大的提升。例如，在美国，金融业的占比从1947年的2.4%上升到了2008年的7.4%，在2009年经济严重萎缩的时候，还达到了更高的7.9%的比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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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统计方法的变化，金融对经济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观点应运而生。最初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1953年）显示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值为负数或很小的正数。金融几乎就是一种“非生产性的”活动，因为利息流（现在由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来衡量）大体上被当作金融业的中间投入，因而从该行业对GDP的最终增加值贡献中扣除掉了。1947—1993年，美国金融中介机构的净利息收入（称为设算银行利息，IBSC）被算作对其他经济部门的投入。在1968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修订版中，这种方法在全球范围内被正式确定下来，当时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净利息收入被“视为完全的中间消费，而且更尖锐地说，是被当作自身没有任何产出的概念性行业专有的投入/支出。这是正确的：一个不提供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虚构性行业被推定为‘银行’中介的‘买方’。金融中介机构的‘服务’仍然被认为是生产性的产出，因而它们未被追溯到国民经济的其他有形产业中去，而是消失在了一个虚拟产业部门的黑洞里，其负的增加值等同于（但符号相反）金融中介机构的净利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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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法国相继于1973年和1975年采用了这种方法。[17]由于这个变化，金融开始从一个概念性非生产行业转变为生产性行业。1993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加快了对金融行业的重新展望。在一项对国际银行业的研究中，布雷特·克里斯托弗（Brett Christophers）写道：“未对银行的借贷业务进行同时评估，而是宣称两者结合构成了一种服务组合，其共同价值可以通过从后者创造的利息收入中扣减前者的利息支出来进行估算，1993年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这两种功能分开并分别定义，相互独立地成为一种生产性的活动，其产出可以被衡量。”[1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国家统计署在2008年的数据中首次全面采用了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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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重要的概念性变化。它将金融描绘得跟任何一种经济活动一样，就像制造商将原材料加工转化成更有价值的产品，银行获得无风险收益并通过承担风险将其转化成更高的回报，向资金来源方（最终的储户或贷方）以及资金接收方或借款人提供服务。但是，在一代人或两代人里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机正处于黑云压城的时候，记录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大幅增长，这其中的荒谬性可以显示这种统计方法是错误的。经济学家们建议采用一些方法，来调整间接计算的银行中介服务产出值，以便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考虑进去。毫无疑问，其他的技术性建议还会继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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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本性的问题在于是否应该将金融计入到GDP中去，以及“生产性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本章最后一部分将提出一些关于“生产率”的问题，还会触及更重要的问题，我们在经济中究竟以什么为重。金融危机让很多人质疑，只有被GDP衡量的货币价值才重要，这种方式是否具有正当性。金融业作为典型，似乎代表了社会对一些行业的发展过于看重了，而另一些行业却没有享受到这样的重视。危机也给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注入了新的活力，即人们到底应该衡量GDP和有偿产出，还是应该寻找衡量福祉或社会福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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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非正式经济，GDP无法涵盖的“角落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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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谈到的，亚当·斯密认为所有的服务都是“非生产性的”，其中当然包括银行业。布雷特·克里斯托弗专门就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写了一本书，他写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对生产能力的具体测量手段，而在于这个社会痴迷于识别经济上的生产性，并将它从非生产性中区分出来。”[20]原则上，GDP并不需要区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因为它衡量的是人们付费购买的一切，而他们的付费意愿可以被视作生产价值（尽管货币以外的价值衡量手段也肯定存在）的一项指标。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在金融服务业以及以税收购买的公共服务的案例中，这种方法给实际操作带来了困难，因为统计人员或政客们想要在“经济”的定义中包含人们没有直接付费购买的活动。18世纪和19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毫不为难地把政府支出和银行业排除在他们关于国民收入的定义之外，但后来的经济共识却倾向于将它们计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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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核算的奠基人之一理查德·斯通毫不讳言这些计入内容及计入方式有些过于随意了，他说道：“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也就是商品价值以市场价格计算，政府服务以成本计算，不付费的家务劳动却被忽略。它完全是为了操作方便。因而，这是站得住脚的，但仅仅是基于实用性的考虑。”[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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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的这条虚构的线被称为“生产的界限”。实际上，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因此在边界上的决策都是任意的，可能仅仅是一个方便性的问题。然而，这个边界也是自我应验的，因为被计入国民经济核算的GDP定义中，就会被视作是“生产性”。克里斯托弗解释说：“因为它们提供了经济产出的测量方法，尤其是它们让不同产业或部门对产出的相对贡献得以量化，‘这个部门代表了国民经济的一半，那个部门只有1/4，等等’，国民经济核算成为人们痴迷通过不断外化得以实现的完美工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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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关于生产界限的论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涉及“非正式”“影子”“地下”经济（我将坚持使用非正式的提法）的作用。通过定义可知，在税收之网及法律之外的经济活动没有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家庭之内未付费的工作逐渐成为这种经济的一部分，并被统计人员称为“家庭生产”。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就与之相关。一个鳏夫娶了他之前的家政妇之后，会导致GDP减少，因为他从此不再支付她工资。另一项辩论涉及对福利没有积极性贡献的活动（与其说银行业，不如说法律服务、武器销售、污染性行业等）是否应该从GDP产出计量中剔除出去。这类调整的倡导者也热衷于通过调查来直接衡量人们的福祉和幸福。与之相关的论据就是西方富裕国家不再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而这种“不增长”的主张同人们对环境的担忧有关，两者分别出现在最近几年和一代人以前。[23]让我们来一个个地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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