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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活动的这条虚构的线被称为“生产的界限”。实际上，它们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因此在边界上的决策都是任意的，可能仅仅是一个方便性的问题。然而，这个边界也是自我应验的，因为被计入国民经济核算的GDP定义中，就会被视作是“生产性”。克里斯托弗解释说：“因为它们提供了经济产出的测量方法，尤其是它们让不同产业或部门对产出的相对贡献得以量化，‘这个部门代表了国民经济的一半，那个部门只有1/4，等等’，国民经济核算成为人们痴迷通过不断外化得以实现的完美工具。”[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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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来，关于生产界限的论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个涉及“非正式”“影子”“地下”经济（我将坚持使用非正式的提法）的作用。通过定义可知，在税收之网及法律之外的经济活动没有可靠的官方统计数据。家庭之内未付费的工作逐渐成为这种经济的一部分，并被统计人员称为“家庭生产”。有一个著名的悖论就与之相关。一个鳏夫娶了他之前的家政妇之后，会导致GDP减少，因为他从此不再支付她工资。另一项辩论涉及对福利没有积极性贡献的活动（与其说银行业，不如说法律服务、武器销售、污染性行业等）是否应该从GDP产出计量中剔除出去。这类调整的倡导者也热衷于通过调查来直接衡量人们的福祉和幸福。与之相关的论据就是西方富裕国家不再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而这种“不增长”的主张同人们对环境的担忧有关，两者分别出现在最近几年和一代人以前。[23]让我们来一个个地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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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指标仪表板，超越GDP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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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意大利宣布其GDP水平在一夜之间大幅上升，其原因是该国官方统计人员决定将非官方经济估算计入GDP统计数据中。这一下子就将该国的经济规模扩大了1/5，让意大利一举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仅次于第四名的法国。这被称为il sorpasso，即超速。当时《纽约时报》报道称：“在经济学家们重新校准了统计数据，第一次将该国大得吓人的、由逃税者和非法工作者构成的地下经济计入其中后，意大利举国上下欢欣鼓舞。”[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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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正式经济的关注和命名源自人类学家凯斯·哈特（Keith Hart）的作品，该作品以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他在加纳的实地调查为根据。后来，大规模的非正式经济活动得到了广泛认可。它意味着从事商业活动却不缴纳税款，未获得许可，不遵守健康安全法或劳动法等所有的政府法律法规。这种经济活动利弊并存。非正式经济是高度企业性质的，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在一些国家里，非正式经济的存在有两类原因，要么是因为政府的管制过于繁重，比如发展中国家制成品进口关税高，或者发达国家的货架或水槽放置规则太过烦琐；要么是因为贫穷逼得人们不择手段地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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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不入账的经济活动到处都存在，其规模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进行估算，比如，采用耗电量或现金运用等指标。这些估算中既包括绝对的犯罪活动，比如集团犯罪，也包括违法的或者未经报道的，但大体上是良性的经济活动。在发展中国家，逃避纳税和政府监管的经济活动在GDP中占有较高比例。“非正式”经济在贫穷国家规模巨大，因为很多人都是不受雇于他人的企业家、农民或散工。在发达国家里，这种经济在GDP中的占比各有差异，从美国的7%左右，到瑞士的8%，再到意大利的20%和希腊的25%不等（均为2012年估算数据），其平均占比为15%。在所谓的“转轨”经济体中，影子经济占GDP的比例一般为21%～30%，在更加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为35%～44%。全球范围内的非正式经济规模一直处于增长趋势。弗里德里希·施奈德（Friedrich Schneider）写道：“对一些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纳税负担加重，社会保障支出增多，再加上官方对劳动力市场限制越来越多，这些都构成了影子经济规模增长的主要推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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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做出根据非官方经济进行GDP调整的决定之后，出现了少量的争议，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现在一些国家也如法炮制，进行了相似的调整。这些主要基于现金进行的兼职兼差、逃避税务及法规，同时又创造就业和增加产出的非正式经济，尽管很难衡量，但也被置于生产的界限之内。它也涉及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性交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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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他的非正式经济活动没有被计入在内，主要是因为没有金钱转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给性生产”或“家庭生产”。其含义为一切生产活动发生在家庭之内并以自用为目的，如烹饪、清洁、育儿、蔬菜种植、缝纫、木工活等。所有这些都可以从家庭之外购买或外包，但很多却没有购买或外包。不付费的家务劳动未被计为“经济”的组成部分，而付费的家务劳动却被计入，其主要原因是测量困难。当然，困难其实不是一个恰当的词。这种不付费的家务可以通过调查来测量，就如很多其他的经济统计那样。不过，官方统计机构从来没有为此费过功夫，也许是因为这种家务一般都是由女性承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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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会不时地开展“时间使用调查”，以计算家庭生产的工作量，并依据劳务市场上同类工作的工资率来评估这种家庭生产的经济贡献。美国现在持续开展时间使用调查，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开展得颇为频繁，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如此。不过，很多国家并不开展这项调查，英国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调查还是在2000—2001年进行的。[26]一些长期的趋势也出现了，例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妇女从事有偿工作运动，以及很多富裕国家休闲时间的延长。经济周期也经历了一些变化，衰退时期人们紧缩了保洁等有偿服务以及外出就餐等方面的开支。（贫穷国家却不是这番景象，因为自给农业在许多情况下都很普遍，因此无报酬的非正式经济始终都是重要的。）然而，就算在经济繁荣时期，这种非正式、无报酬工作的规模也很可观：在人们全部的工作时间中占比超过一半。如果用支付给相似工作的现金报酬来计算它的价值，结果将等同于按惯例计算的2001年英国GDP的1.85倍。[27]尽管数据因国而异，而且通常被武断地排除在官方GDP统计数据之外，但这种经济活动在全世界都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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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应该将烹饪、育儿等家庭经济活动纳入统计这个问题，让我们注意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我们希望在何种程度上衡量经济学专业术语中的福祉，或“社会福利”，而不是简单的产出。花费在“家庭生产”上的时间在过去几年里有所增加，而有偿工作时间却减少了。然而，尽管育儿和烹饪毫无疑问也是工作，但它们还能带来乐趣，有些人认为在那上面多花的时间实际上是闲暇而不是工作，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经济活动。我认为这是在转移话题，因为也有很多人享受他们的有偿工作，或其中的一部分。难道就因为它给人带来乐趣就应该从GDP中扣除吗？显然不是。有趣的是，这个定义性的问题突然出现在了活生生的政治中。例如，英国律师劳拉·佩林斯（Laura Perrins）辞掉了工作在家照顾孩子，她被叫去参加一档广播节目，批判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因为联合政府出台了一项税收抵免政策，旨在帮助在家庭以外工作的母亲支付育儿费用。“我不明白联合政府为什么要歧视像我这样在家照顾自己孩子的母亲……我觉得这项规定就是为了抬高GDP数据，因为如果我去照管别人家的孩子，我的劳动将被计入GDP统计数据中，我认为财政部关心的只是这个。”[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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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有一个现实问题存在。我们是否应该找到一种方法来衡量乐趣、幸福、福祉，而不是GDP？这个问题目前被争论得热火朝天。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之一，是让市场的优点和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遭到了广泛质疑。很多经济学家不承认自己的工作也是批判的靶子之一，但令他们懊恼不已的是，经济学被批判成一种智识氛围的罪魁祸首。这种知识氛围鼓吹市场的重要性，结果使对金融过度依赖成为可能，而且更严重的是，还把追逐短期利润扶植成了大多数生活领域的裁决者。按照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说法，我们必须“质疑那种假定，它灌输很多以市场为导向的思维。它假定所有的商品都是可以同单位度量的，都是可以毫无损耗地换算成一种单一的计量标准或价值单位”。[29]因此，一场增进“幸福”而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兴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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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GDP运动根源于一篇著名的文章，作者是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他记录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在合适的时候只看单一证据，富国人民要比穷国人民更快乐（我们讨论的是平均水平），但如果看看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情况，会发现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并不能转化成幸福的增加。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产生这个悖论的原因是统计的本质：GDP是一个人为的数据，它可以无限度地增长，而幸福（人们通过调查或日记反映出来）的程度却有上限。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GDP和身高、寿命的关系：紧密关联，但不是长时间成比例关系。[30]当人们记起经济衰退时，只要GDP下降一点点，就会导致他们不快乐，就更容易理解GDP增长并不增进幸福这种提法的荒谬之处。而且，生产率随着时间不断提高，GDP就会增长以抑制失业率的上升，而高企的失业率也是人们不快乐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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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个看似显而易见的结论根源于错误理解，他们没有搞清楚在幸福和GDP之间建立关联的数据类型。“幸福”通过调查得以衡量，调查对象被要求在1～3或者1～10的数值范围内评定自己的感受等级。其结果永远不会超过数值范围的上限，哪怕数据积累已经达几个世纪之多。GDP是一个构造起来的统计，它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如果你画一条上升幅度极其平缓的线条，和一条每年稳步上升2%～3%的线条，这两条线看上去毫无关联，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一些更新的研究表明，人们反馈的幸福与人均GDP的逐年变化或增长存在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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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观点有效地指出了通过GDP衡量的经济发展不能准确反映福祉或社会福利。（我不打算使用社会福利这个术语，但请记住，它指的并不是福利性支出。）在儿童读物《狮子、女巫和魔衣柜》（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中，白色巫婆用施了魔法的土耳其快乐糖引诱埃德蒙。一旦他吃了一颗，他就无法拒绝更多的糖。消费主义也会让人上瘾。心理学对无意义竞争和消费主义提出了洞见。实验证据显示，大多数人对地位以及相对收入的关心超过了对绝对收入水平的关心。由托斯丹·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命名的“炫耀性消费”无异于一场身份地位的军备竞赛，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用剩余的公司薪水纵情享乐。而且，人们从额外收入及消费中获得的满足感很快消逝，这让他们就像故事中的埃德蒙那样，渴望另一次的享乐满足。享乐适应症就是用来解释这种现象的相关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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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金钱是一种瘾，那么有人认为必须戒掉这个瘾才能对社会有所帮助，也就不足为怪了。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等经济学家主张对奢侈品购买征税。另一项政策建议更有吸引力：我们应该衡量的是幸福，而不是GDP。英国还开展了一场幸福运动。政府紧跟潮流，命令国家统计署开展一项调查，衡量整个国家的幸福水平。[31]奇怪的是，不丹国王拥有许多铁杆粉丝，因为他声称自己将努力提高国民幸福总水平，而不丹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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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幸福的潮流通过两种方法获取证据。第一种方法是理查德·伊斯特林在他的原创论文中用过的自上而下的经济资料汇总。其他研究关注人们在调查中反馈的幸福水平和他们的个人情况之间的统计联系，这些个人情况包括：他们婚否？是否拥有职业？健康状况如何？调查结果明显地令人欣慰。有工作、已婚、健康或有宗教信仰的人，具有更高的幸福感。人们愿意花时间陪伴自己的家人、朋友，不喜欢和老板在一起，厌恶通勤。幸福有一个生命周期：一般来说，人们在中年时期最不幸福（“中年”在英国为36岁，在葡萄牙为66岁）。[32]女性一般较男性更幸福，尽管这种相对优势在几十年里有所减少。然而，在这些结果中是否含有那么多的政策暗示尚不明确。我们都知道，当失业率上升时，选民会憎恶政府。政府也不能通过强制人们结婚和去教堂来扩大幸福感。这些研究中获得的最重要的实用性新发现就是，精神性不健康是不幸福的重要原因。然而，几乎所有国家的公共健康政策对它的重视程度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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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样，幸福潮流的实验性证据还是偏弱。一旦国家已经充分富裕，那么追求更多的经济增长就是愚蠢的，这种想法引起了共鸣。不过，我们必须清楚，GDP不是，也从没有打算要成为衡量国民幸福的标准。经济学家一再地告诫过他们自己和其他人，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例如，著名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研究专家摩西·阿布拉莫维奇（MosesAbramowitz）在1959年谈道：“我们要高度质疑这个观点，就是说福利增长率的长期变化，可以通过产出增长率的变化来进行粗略的测算。”然而尽管有如此种种提醒，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还常常给人们制造出GDP和福利或多或少是一回事的印象。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追求的是福利或福祉，而不是更多的于己有利的GDP。“经济学家们都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还是每天都把GNP作为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尺度，这很显然会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就是GNP的狂热崇拜者。”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说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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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GDP诞生的早期，有过关于是否应该衡量福利而不是GDP的争论，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见到的那样，自那时开始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绵延不绝。西蒙·库茨涅茨在20世纪30年代时从事国民收入测量工作，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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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算国民收入总量时剔除某些成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一种更加开明的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哲学角度来看，这些成分对增进国民福利而言无所裨益。此类估算应该从现有的国民收入总量中扣除所有军备开支、大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和大量金融及投机性活动所涉及的费用。另外，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剔除为了克服困难而不得不做出的开支，这些开支确切地说是人类经济文明中的隐性成本。在人类的都市文明中，通常有一些花费巨大的事物，比如地铁系统、豪宅等。根据它们的市场收益率，我们可以算出其净产出，并归入国民收入的估算中。然而，这绝不代表对组成国家的每个人而言它们都是净服务。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些都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该死的必需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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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年里出现过无数的提议，主张开发一种福利指标，以抗衡仅仅衡量产出的GDP统计。有一种指标被经济学家们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它就是人类发展指数；我们已在第1章中涉及。在这个指数排名中，被置于顶部或接近于顶部位置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不是美国；有些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印度，由于贫困广泛存在和健康状况较差，排名位置要低于单独用其人均GDP时的排位。人类发展指数于1990年首次发布，并作为衡量国民福利的有用的单一指标而被经济学家们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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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切也推动了很多替代性方案的出现，它们特别有针对性的观点是，以某种方式对环境不利的事情，会对GDP有利。例如，在污染治理设备上的投入会增加GDP，同样，在石油或天然气开采上的投资也会推高GDP。GDP不对污染的负面效应负责，也不对自然资源的损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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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用一个指标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典型例子是经济福利标准（MEW）。它是由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在1972年提出的，目的是应对研究环境问题专家保罗·埃尔利希带来的知识挑战。他们以3种方式调整了GNP（而不是从GDP着手）：将所有支出归入消费、投资或中间物；考虑休闲和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消费者对资本货物的投资收益；针对所谓的“城市化的消极结果”进行校正。[35]他们的计算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MEW的增长要略慢于GNP。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GNP已经足够好了：“增长过时了吗？我们认为不是。尽管GNP和其他国民收入总量不能很好地衡量福利，但在纠正了最明显的缺陷之后，它们依然能够反映长期发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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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并没有说服环保主义者，开发其他替代性方法的努力还在继续。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它由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和约翰·柯布（John Cobb）于1989年提出。这个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发展成了真实发展指数（GPI）。两者都是以计入GDP统计的消费支出为基础，增加了某种家庭生产，扣除了国防开支、犯罪、环境恶化成本以及资源使用等一系列项目。这些指标在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得到了应用，其定义的方法决定了它们的增长几乎一直都会慢于实际GDP的增长。你自己也可以在允许建立个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的网站上进行尝试，根据自己的优先级给予不同成分一定的权重。不管我使用什么样的权重，总是不能将这个指标同GDP相匹配。[36]此外，让每个人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政策目标是有用的，搞清楚他们更关注犯罪率还是清洁河流，就能使他们明确下一次选举时自己应该投票给谁。不过，对外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必须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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