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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样，幸福潮流的实验性证据还是偏弱。一旦国家已经充分富裕，那么追求更多的经济增长就是愚蠢的，这种想法引起了共鸣。不过，我们必须清楚，GDP不是，也从没有打算要成为衡量国民幸福的标准。经济学家一再地告诫过他们自己和其他人，不要把两者混为一谈。例如，著名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研究专家摩西·阿布拉莫维奇（MosesAbramowitz）在1959年谈道：“我们要高度质疑这个观点，就是说福利增长率的长期变化，可以通过产出增长率的变化来进行粗略的测算。”然而尽管有如此种种提醒，经济学家们和政治家们还常常给人们制造出GDP和福利或多或少是一回事的印象。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追求的是福利或福祉，而不是更多的于己有利的GDP。“经济学家们都对此心知肚明，但他们还是每天都把GNP作为衡量经济表现的标准尺度，这很显然会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即他们就是GNP的狂热崇拜者。”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说道。[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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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以外，在GDP诞生的早期，有过关于是否应该衡量福利而不是GDP的争论，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见到的那样，自那时开始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就绵延不绝。西蒙·库茨涅茨在20世纪30年代时从事国民收入测量工作，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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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估算国民收入总量时剔除某些成分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从一种更加开明的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社会哲学角度来看，这些成分对增进国民福利而言无所裨益。此类估算应该从现有的国民收入总量中扣除所有军备开支、大部分的广告费支出和大量金融及投机性活动所涉及的费用。另外，或许也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剔除为了克服困难而不得不做出的开支，这些开支确切地说是人类经济文明中的隐性成本。在人类的都市文明中，通常有一些花费巨大的事物，比如地铁系统、豪宅等。根据它们的市场收益率，我们可以算出其净产出，并归入国民收入的估算中。然而，这绝不代表对组成国家的每个人而言它们都是净服务。根据他们的观点，这些都是为了生活而存在的该死的必需品。[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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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些年里出现过无数的提议，主张开发一种福利指标，以抗衡仅仅衡量产出的GDP统计。有一种指标被经济学家们广泛使用，尤其是在讨论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它就是人类发展指数；我们已在第1章中涉及。在这个指数排名中，被置于顶部或接近于顶部位置的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不是美国；有些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印度，由于贫困广泛存在和健康状况较差，排名位置要低于单独用其人均GDP时的排位。人类发展指数于1990年首次发布，并作为衡量国民福利的有用的单一指标而被经济学家们广泛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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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关切也推动了很多替代性方案的出现，它们特别有针对性的观点是，以某种方式对环境不利的事情，会对GDP有利。例如，在污染治理设备上的投入会增加GDP，同样，在石油或天然气开采上的投资也会推高GDP。GDP不对污染的负面效应负责，也不对自然资源的损耗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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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用一个指标来解决这些问题的典型例子是经济福利标准（MEW）。它是由威廉·诺德豪斯和詹姆斯·托宾在1972年提出的，目的是应对研究环境问题专家保罗·埃尔利希带来的知识挑战。他们以3种方式调整了GNP（而不是从GDP着手）：将所有支出归入消费、投资或中间物；考虑休闲和家务劳动的价值，以及消费者对资本货物的投资收益；针对所谓的“城市化的消极结果”进行校正。[35]他们的计算显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MEW的增长要略慢于GNP。然而，他们得出的结论是GNP已经足够好了：“增长过时了吗？我们认为不是。尽管GNP和其他国民收入总量不能很好地衡量福利，但在纠正了最明显的缺陷之后，它们依然能够反映长期发展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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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论并没有说服环保主义者，开发其他替代性方法的努力还在继续。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SEW），它由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和约翰·柯布（John Cobb）于1989年提出。这个指标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发展成了真实发展指数（GPI）。两者都是以计入GDP统计的消费支出为基础，增加了某种家庭生产，扣除了国防开支、犯罪、环境恶化成本以及资源使用等一系列项目。这些指标在美国、英国等一些国家得到了应用，其定义的方法决定了它们的增长几乎一直都会慢于实际GDP的增长。你自己也可以在允许建立个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的网站上进行尝试，根据自己的优先级给予不同成分一定的权重。不管我使用什么样的权重，总是不能将这个指标同GDP相匹配。[36]此外，让每个人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政策目标是有用的，搞清楚他们更关注犯罪率还是清洁河流，就能使他们明确下一次选举时自己应该投票给谁。不过，对外公布的官方统计数据必须是客观的，非个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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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替代性指标也有问题，因为它们仅仅从测量过的GDP中减扣项目。除了增加家庭生产的价值外，它们应该上调测量值，以便考虑源于创新的改进和提高。不过，要衡量这些的确很困难。如何估算20世纪40年代的抗生素、中央暖气系统和空调，以及因特网和移动电话对社会福利带来的影响？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要体现GDP中某些项目的质量改进有多么困难。在本书第6章，笔者将再次述及如何衡量创新及现有产品和服务的丰富性这个具有挑战性问题。现在，是时候承认，正如经济历史学家布拉德·迪隆（Brad Delony）指出的那样：“现代增长的速度已经快得离谱了。”[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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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GDP没有直接测量福利，但它对此亦有贡献，而且它与诸如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等对人类福祉有确定影响的项目高度相关。相比目前的GDP定义，有些相对严格定义的调整可以提供一种与福利接近得多的测量标准。经济学家马丁·韦茨曼（Martin Weitzman）建议使用国民生产净值（NNP），他表示这是一国资本所产生的收益，因此代表了最高可持续消费率。如果它小于实际消费，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入不敷出，资金耗尽。尼古拉斯·奥尔顿（Nicholas Oulton）主张对GDP统计进行完善而不是废弃，他提出了一些其他的改进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加入环境资本：“例如，英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包含了矿物油勘探，作为总投资的一部分，但石油和天然气存量在开采过程中的损耗未计入折旧之中，因此NNP就被夸大了。”奥尔顿这样说道。[38]在另一方面他提到，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忽略了，创新和生产力进步可以某种方式提高从一定量的资本（金融、物质及自然）中持续消费的总量。这个问题获得的关注度越来越高，未来的经济测量方法必须将其纳入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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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仪表板：衡量社会整体福利的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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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邀请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与法国经济学家让-保罗·高缇耶一起对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组成的委员会悉心研究了各种GDP的替代性方案，最终得出结论，更好的做法不是试图把各种不同的数据结合为一个指标，而是收集和公布一系列指标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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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一种衡量经济发展的替代性方法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它就是指标“仪表板”的理念。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邀请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与法国经济学家让-保罗·高缇耶（Jean-Paul Fitoussi）一起对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组成的委员会悉心研究了本章归纳的所有关于开发GDP替代性方案的争论，最终得出结论，更好的做法不是试图把各种不同的数据结合为一个指标，而是收集和公布一系列指标的统计数据。这些指标通常被认为与社会福利是密切相关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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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的官方统计机构早就采用了这种仪表板法。笔者喜欢澳大利亚每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发展指数》，因为它咨询了本国公民最希望被包含在内测量数据。当然，其他的例子也是存在的。目前，最复杂的仪表板莫过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它形象地展示了根据收入、工作生活平衡、住房、环境等11个构成因素进行的各个国家的相对排名。权重很容易改变，而且根据哪种成分获得了更多的权重，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各个国家的进展情况。美好生活指标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但它确实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现了不同结果之间的权衡取舍。对于鼓励公开讨论不是只顾短期增长，而是考虑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政策而言，这是重要的一步。然而不幸的是，现在依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仪表板法在政治辩论中可以取代GDP增长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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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1704426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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