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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邀请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与法国经济学家让-保罗·高缇耶一起对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组成的委员会悉心研究了各种GDP的替代性方案，最终得出结论，更好的做法不是试图把各种不同的数据结合为一个指标，而是收集和公布一系列指标的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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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一种衡量经济发展的替代性方法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它就是指标“仪表板”的理念。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邀请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与法国经济学家让-保罗·高缇耶（Jean-Paul Fitoussi）一起对经济统计数据进行了一次全面评估。他们组成的委员会悉心研究了本章归纳的所有关于开发GDP替代性方案的争论，最终得出结论，更好的做法不是试图把各种不同的数据结合为一个指标，而是收集和公布一系列指标的统计数据。这些指标通常被认为与社会福利是密切相关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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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国家的官方统计机构早就采用了这种仪表板法。笔者喜欢澳大利亚每年发布的《澳大利亚发展指数》，因为它咨询了本国公民最希望被包含在内测量数据。当然，其他的例子也是存在的。目前，最复杂的仪表板莫过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美好生活指数（http：//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它形象地展示了根据收入、工作生活平衡、住房、环境等11个构成因素进行的各个国家的相对排名。权重很容易改变，而且根据哪种成分获得了更多的权重，可以很容易地比较各个国家的进展情况。美好生活指标不能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但它确实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现了不同结果之间的权衡取舍。对于鼓励公开讨论不是只顾短期增长，而是考虑可持续发展。对经济政策而言，这是重要的一步。然而不幸的是，现在依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仪表板法在政治辩论中可以取代GDP增长的首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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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本书已经描述了GDP的起源和演变，在媒体上和在经济政策领域内，它一直是衡量经济表现的首要方法。GDP是一种比较现代的衡量经济产出规模的手段，它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同于先前使用过的方法。例如，早期的“国民收入”定义中不包含政府支出，因为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之前，政府的功用非常有限。为战争付账，或出资建立司法体制，被认为是降低国民收入的讨厌的必需品，而不是对经济的正向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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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账触发了现代GDP定义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之后，政府也开始进行更加集体性的消费和投资，以我们整体的名义将纳税人的钱用于服务和转移，或者进行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萧条的经历已经很自然地将政治的注意力聚焦于经济产出的增长究竟有多快或者没有多快，政府希望既能对此进行测量又能施加影响。GDP和收集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存在紧密的关联，政府通过使用税收、政府支出、货币和利率等工具来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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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构建，连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必要的原始统计数据的收集，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即便是在经济不如现在复杂的早期也是如此。在上百个国家中创建国民经济核算，耗费了好几十年，而经济学家和统计人员创建和改善跨时期、不同国家间比较GDP的方法，差不多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美元GDP或名义GDP，以便提供“实际”GDP，是进行比较的一个基本步骤。不断提高的产品质量，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服务，都使得有意义的物价总水平计算难度加大：虽然购买价格相同，但今天的笔记本电脑与几年前买的那台已经很不一样了，而且计算的价格在几十年前是无限大的，因为当时并没有计算机。这种转变很难用一种单一的价格指数来充分体现。从一种货币转换成另一种货币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国与国的经济结构差异巨大，消费者的支出对象也是各不相同。因此，经济表现的国际比较并非易事（并不是说这已经让经济学家们知难而退了），很可能我们对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的增长状况的认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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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专家也力图改善他们的工作，以应对更多的挑战。不断高涨的环保意识，贫困国家的人均GDP没办法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刺激了人们对替代性指标的兴趣。一项古老的辩论再次开启，即是否应该让福利标准替代GDP成为经济政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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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是使人们对替代性测量产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给人们带来了GDP，使之替代了先前关于“经济”的种种概念及其测量方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与新出现的环境运动逐渐形成合力，尽管要取得成果还要等10年左右的时间，但这已促发了人们对新型指标的第一波兴趣。当前的这场危机催生了一系列替代性指标方案，比如“幸福”、福利指标以及仪表板法等，更别提深刻质疑目前标准的计算金融服务经济贡献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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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济危机，我们是否该把GDP抛在一边，并转向一种理解和衡量“经济”的新途径？在最后一章里，笔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草率地抛弃GDP。不过，作为一种经济测量手段，它显然更适合之前的时代。“GDP统计是为大规模生产而设计的。它只做简单的计算，加总产出的数量。显然，对于无形价值，它是无法衡量的……没有人说过数量是生活的调味品。”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1]因此，我也想关注三个问题，它们显示着我们可能要及时采用一种不同的统计方法。经济的特征变化不定，衡量它的方法也要随之而变。尽管对于本书来说，我们究竟应该用哪种新方法来思考“经济”，这个问题有点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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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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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的复杂程度。创新、新产品及服务的推出速度，全球化以及在复杂的全球生产链中商品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反映出了当前经济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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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无形资产”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的份额持续增长。其中包括不作价的线上活动，并不是有形的物质产品构成，因此无法分离质量和数量，甚至根本无法考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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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问题的紧迫性。它要求对资源和资产的损耗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它已经在削弱未来GDP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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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复杂性激增，产品定制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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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电视频道的数量为185个，通过柜台销售的止痛片达到141种，软饮料品牌数为87个。这些数据均比1970年有了大幅度提高，当时美国只有5个电视频道，5种止痛片，20种软饮料。1998年，美国的早餐麦片品种从1970年的160种增加到340种，瓶装水品牌从当时的16种增加到50种。个人电脑的种类28年里从零增长到400种，而网站的数量更是从零激增到了500万个。[2]之前，本书已提到过所有发达经济体的GDP所包含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在增加。上面列出的这些具体的对比，只是为了显示丰富性增长达到了一个多么引人注目的程度。丰富性的确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贫穷就意味着选择的稀少，而脱贫对应的就是可能性的增多。从这一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就是增强个人能力或技能以便利用机会，同时兼顾扩大人们可获得的机遇和选择的种类。经济发展也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其表征之一就是，经济中可供使用的产品及服务更加丰富，不管它是微不足道还是至关重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