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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付账触发了现代GDP定义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之后，政府也开始进行更加集体性的消费和投资，以我们整体的名义将纳税人的钱用于服务和转移，或者进行道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大萧条的经历已经很自然地将政治的注意力聚焦于经济产出的增长究竟有多快或者没有多快，政府希望既能对此进行测量又能施加影响。GDP和收集国民经济核算的统计数据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变化存在紧密的关联，政府通过使用税收、政府支出、货币和利率等工具来对经济增长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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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的构建，连同为此目的而进行的必要的原始统计数据的收集，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即便是在经济不如现在复杂的早期也是如此。在上百个国家中创建国民经济核算，耗费了好几十年，而经济学家和统计人员创建和改善跨时期、不同国家间比较GDP的方法，差不多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根据通货膨胀率调整美元GDP或名义GDP，以便提供“实际”GDP，是进行比较的一个基本步骤。不断提高的产品质量，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和服务，都使得有意义的物价总水平计算难度加大：虽然购买价格相同，但今天的笔记本电脑与几年前买的那台已经很不一样了，而且计算的价格在几十年前是无限大的，因为当时并没有计算机。这种转变很难用一种单一的价格指数来充分体现。从一种货币转换成另一种货币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国与国的经济结构差异巨大，消费者的支出对象也是各不相同。因此，经济表现的国际比较并非易事（并不是说这已经让经济学家们知难而退了），很可能我们对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的增长状况的认识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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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民经济核算方面的专家也力图改善他们的工作，以应对更多的挑战。不断高涨的环保意识，贫困国家的人均GDP没办法充分反映经济增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刺激了人们对替代性指标的兴趣。一项古老的辩论再次开启，即是否应该让福利标准替代GDP成为经济政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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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是使人们对替代性测量产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给人们带来了GDP，使之替代了先前关于“经济”的种种概念及其测量方法。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危机与新出现的环境运动逐渐形成合力，尽管要取得成果还要等10年左右的时间，但这已促发了人们对新型指标的第一波兴趣。当前的这场危机催生了一系列替代性指标方案，比如“幸福”、福利指标以及仪表板法等，更别提深刻质疑目前标准的计算金融服务经济贡献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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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济危机，我们是否该把GDP抛在一边，并转向一种理解和衡量“经济”的新途径？在最后一章里，笔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草率地抛弃GDP。不过，作为一种经济测量手段，它显然更适合之前的时代。“GDP统计是为大规模生产而设计的。它只做简单的计算，加总产出的数量。显然，对于无形价值，它是无法衡量的……没有人说过数量是生活的调味品。”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提出了这样的观点。[1]因此，我也想关注三个问题，它们显示着我们可能要及时采用一种不同的统计方法。经济的特征变化不定，衡量它的方法也要随之而变。尽管对于本书来说，我们究竟应该用哪种新方法来思考“经济”，这个问题有点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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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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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的复杂程度。创新、新产品及服务的推出速度，全球化以及在复杂的全球生产链中商品的生产方式，这些都反映出了当前经济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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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无形资产”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的份额持续增长。其中包括不作价的线上活动，并不是有形的物质产品构成，因此无法分离质量和数量，甚至根本无法考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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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性问题的紧迫性。它要求对资源和资产的损耗投入更多的关注，因为它已经在削弱未来GDP的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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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复杂性激增，产品定制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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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美国电视频道的数量为185个，通过柜台销售的止痛片达到141种，软饮料品牌数为87个。这些数据均比1970年有了大幅度提高，当时美国只有5个电视频道，5种止痛片，20种软饮料。1998年，美国的早餐麦片品种从1970年的160种增加到340种，瓶装水品牌从当时的16种增加到50种。个人电脑的种类28年里从零增长到400种，而网站的数量更是从零激增到了500万个。[2]之前，本书已提到过所有发达经济体的GDP所包含的商品和服务的种类在增加。上面列出的这些具体的对比，只是为了显示丰富性增长达到了一个多么引人注目的程度。丰富性的确可以被视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贫穷就意味着选择的稀少，而脱贫对应的就是可能性的增多。从这一观点来看，经济发展就是增强个人能力或技能以便利用机会，同时兼顾扩大人们可获得的机遇和选择的种类。经济发展也意味着更多的自由。其表征之一就是，经济中可供使用的产品及服务更加丰富，不管它是微不足道还是至关重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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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现有产品究竟有多少种不同的类型，要想统计这方面的内容是非常困难的。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1998年的年度报告直到现在还是为数不多可用于估算的资料之一，上述数据就来自于那份报告。统计困难的主要原因很简单，官方统计机构不收集这些数据。发给企业的调查问卷问的是产出的数量，如一家鞋厂生产多少双鞋、以什么样的价格出售等，但是不问有多少种款式。因此，官方数据提供的是总分类“鞋”。我要选择的是高科技步行靴，能缓冲膝盖和脚踝压力的跑步鞋、素食鞋，走路时能锻炼大腿的鞋，艳丽的红色高跟鞋，不好看但超级舒适的凉鞋，或者我自己在卖家的网站上设计的运动鞋等，这些都没有在统计数据中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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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算没有进行统计，我们每天用到的产品和服务种类正在不断丰富，这一点还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甚至还能对所购商品进行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定制，从鞋到戴尔电脑，定制是丰富性的极致，每个产品都各不相同。连抗癌药及治疗其他疾病的药品都有希望根据每个病人的遗传密码量身定制。人们既可以看到种类增加的具体例子（比如出版的图书书名数量，或者早餐麦片的品种数量），也不难发现随之而来的消费者福利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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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对于GDP会造成什么影响呢？设想一个就餐的地方。当我制作一把刀、叉子和勺子，或者3把勺子的时候，我对GDP的贡献是一样的吗？GDP只计算商品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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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法充分体现经济中产品种类的增长，GDP低估了发展。对于衡量创新和定制而言，这是一种拙劣的方法，极大地低估了它们。GDP统计也完全忽略了另一种类别，但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就是预防性产品和服务。以无人驾驶汽车为例，一辆这样的汽车对GDP的拉动作用将和其他任何一种汽车一样大，如果统计人员能够根据它的质量改进情况，通过计算特征价格指数来进行调整的话，那么它对GDP的提升作用或者还可能更大。归根结底，无人驾驶汽车能让人解放手脚，休息放松。不过，GDP根本体现不出无人驾驶汽车的普及会降低交通事故这样的好处，假设它们能够达到期望中的效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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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5章中，我提到过GDP和福利之间虽然有差别，但又有很强的关联性。选择增多或者定制增加的趋势增大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分歧。“我们可能看不到更快的增长速度或者生产力的飞升，但大众化定制将给美国带来好处。为了揣测客户需要什么，我们浪费了太多资源。显然，当更多的商品实现个性化定制之后，人们就不用再砸钱生产闲置在衣柜里的不合体的衣服，或者只有一两首歌受欢迎的激光唱片了，商品也不会在经销商的货架上积压老化了。达到更高的生活水平，而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索求却更少，这将有助于减轻价格压力，保持这10年来合理的通胀水平。”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在1998年这样写道。[4]他们在读者眼前炫示过的“大众化定制”前景正在变成现实，其中包括电视节目点播，这样观众就能自己决定晚上看些什么，而不是被动地接受电视台的决定；也包括为中端市场的大量客户量身定制衣服，而不是仅仅瞄准少数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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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复杂程度的提高，出现了一个个的统计难题，因为大多数商品现如今在全球供应链中“制造”出来。零部件在一些国家制造，运到世界另一个地方进行装配，然后再运回目标市场。很多商品都是这样“制造”出来的，不管它简单得像衬衣，还是复杂得像苹果手机。[5]中国当然是这些全球供应链上的主要装配国，但是其他的亚洲国家以及它们的美洲竞争者，如巴西和墨西哥，如今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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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外包情况出现时，价格指数不能显示价格的大幅度下降，因此进口价格明显夸大，而进口数量却被低估。[6]此外，贸易统计数据并没有剔除中间阶段：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苹果手机，其全部价值都计入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一项关于统计的研究指出：“传统的贸易记录手段无法反映实际的价值链分配，而且它对双边贸易关系的描述也是扭曲的。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已经被显著夸大了。”[7]附加值贸易统计现在已经有了，对它们的研究很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世界经济形势的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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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GDP史 免费的服务该记入GDP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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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经济学家们愿意玩一场字词联想游戏，那么一听到生产率这个词时，脑子里跳出来的将会是谜。笔者已经引用过1987年罗伯特·索洛提出的著名的生产力悖论：“我们到处都看得见计算机，就是在生产率统计方面看不见计算机。”我们在第5章中已经讨论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2001年的新经济时代，的确可以在官方数据中看到生产率增长加速，尽管在后危机经济中再次减速。不过，一个不同的“谜”或许已经在英国浮现：虽然从2008年开始GDP几乎是零增长，就业率却上升了。按照定义，这意味着生产率没有提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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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生产率令人迷惑不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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