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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何借助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学术活动和知识交流，建立起政治学科的国际标准和全球视野，同时，通过对中国本土经验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总结，推动政治科学知识的积累与增长，使政治科学这棵知识之树在中国的学术园林中根深叶茂、硕果累累，是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系列丛书的编撰、出版即是希望为此贡献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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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为中国政治趋向法治民主的转型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政治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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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目睹19世纪时代巨变的法国著名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其不朽的经典之作《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的绪论中断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正在我们中间进行。”他确信，这将导致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面对这一变革，他提出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然而，托克维尔忧虑的是：“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残垣破壁，但惊涛又把我们卷进了运河，推回深渊。”在托克维尔看来，走出这种深渊，需要一种政治知识系统的支持和帮助。为此，他呼吁：“一个全新的社会，要有一门新的政治科学。”（以上引文见[美]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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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把这一呼吁运用于当代中国，那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正在把我们带入一个全新的社会，或者说引向一种新的政治文明。而全新的社会或者新的政治文明需要一种新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不仅为我们奉献一种法治、宪政、民主、共和的政治理论，而且为中国政治实现向法治民主的转型、走向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智慧资源和操作技术。确立这样一门政治科学无疑是从事政治学教学、研究的学者们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而完成这一使命可能需要许多代人持久而坚韧的努力。编撰、出版这一套政治学丛书正是我们作为这种努力的第一步，虽然是极小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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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由，我们不把本丛书的编撰、出版视为一种短期行为，而是定位为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因此，在整体布局上，本丛书将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论著系列，具体包括学术论文集、政治学评论和学术专著；二是教材系列；三是译著系列。在操作方式上，我们将采取渐次推进、积少成多的策略，以期通过长期的努力实现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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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渴望同行专家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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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期待读者朋友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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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企盼得到大家的呵护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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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政治学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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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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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第一章 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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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问题和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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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治研究中，研究者常常同时面临两个问题，即如何在变迁中寻找历史的延承、分析种种层出不穷的变化是否只不过是虚幻的表象，以及如何在缺乏根本性变革的政治体系中寻找潜在的断裂、捕捉各种在现有理论探讨和经验分析中可能被忽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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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以1978年作为时间坐标来考察中国政治的演变时，不可避免要面对的问题是它们之间有着何种延承和断裂。在对于历史延承和断裂的探讨中，不同的研究者采取不用的衡量标尺，会发现历史不同的演变图景。历史本身的丰富性需要我们努力从多个侧面揭示这些不同的图景，以求能够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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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后，新政权的重要特征无疑是权威主义体制和以公有制经济、政治动员、意识形态约束和群众路线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体制因素。追溯权威主义体制或者社会主义体制在这两个时期的变迁可以使得我们深入地把握1949年以后政权演变的脉搏。但是，当我们以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权威主义政权来标签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的性质，并以这两者的变迁来衡量中国政治在这两个时期的变化和延承时，存在的问题是我们可能忽略其他同样重要的政治变迁的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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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考察使得将国家建设的研究与民主转型、共产体制转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剥离开来成为可能，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探寻在以民主转型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为变化衡量标准的研究中可能被遗漏的变化或者延承，并在此基础上从另一个侧面把握中国政治变迁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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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较政治学中，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探讨建立在它可以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分析纬度基础之上。“国家基础权力”概念本身就建立在它相对于“国家绝断权力”的相对独立性基础上。对于国家绝断权力和基础权力的区分并不说明这两种国家权力不存在任何相互关联，而是意味着对两者关系的讨论以两者的独立性为分析前提。将这两种往往被等同的权力区分开来，使得我们可以真正地对两者的关系加以探讨。进而，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影响因素，研究者虽然不否认政权类型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然而，他们往往将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放入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去，通过历史分析具体考察在政权类型之外影响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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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政治变迁的研究中，如果我们将国家的基础权力与国家的绝断权力完全不加区分，将国家建设与民主化作为合一的历史进程，就可能将民主化作为所有变革的关键，而忽视在民主化转型之后政治制度和政治运作可能依然停留在旧有的轨迹之上，最高权力的民主化并不一定能够使得统治者国家建设的目标能够贯彻下去，有效地监控其代理人，成功地将国家权力深入渗透到社会，实现其社会控制的目标。在实行民主化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虚弱的国家或者失败国家屡见不鲜，民主化并不被认为是决定制度建设成功与否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相反，研究者强调一个有效国家对于民主化的重要性。[1]国家建设被认为是新兴民主政权走向巩固的关键因素之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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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国家基础权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对于市民社会的压制，在国家与社会互强的研究中，这种互强之所以成为可能也正是建立在国家基础权力与国家绝断权力的区分之上：市民社会的发育推动的不是国家绝断权力而是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同时，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也可能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3]在国家与社会的协作（state-society synergy）研究中，国家能力与市民社会的成长一样对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4]研究者还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强大的国家官僚能力（bureaucratic capacity）是国家对于社会专断统治的缓冲剂和纠正器。国家官僚能力的强大，容易发展出一种对抗性小而趋于合作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在国家官僚能力虚弱的地方，往往使得强制力成为主要的控制手段，从而激化国家与社会的矛盾，凸显国家的绝断权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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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考察还可以让我们以“国家”为中心来考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通过把国家基础权力纳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之中，我们不将国家当成单一行动者，不管是专制的压迫者还是理性的公共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将国家分解为国家（统治者）和国家代理人两个行动者，从而，不以国家本质上的压迫性或者国家履行公共职能的理性选择作为特定国家行为的解释。由此，考察以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和代理人监控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基础权力，如何规导了国家与社会交往中的国家行为的逻辑以及社会的行动策略，从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际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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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本书以广州市的工商行政管理所（以下简称为“工商所”）为案例研究，追溯广州市工商所发展的历史以及现实的运作，以此为切入点考察1949年以后中国所谓“国家基础权力”的发展，以求从一个侧面把握1949年以后中国政治变迁的轨迹。本书通过历史的和比较的分析，将聚焦于以下三个问题：第一，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究竟发生了何种演变？第二，1949年以后影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是什么？第三，国家基础权力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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