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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些问题与对于中国政治变迁和国家基础权力的讨论息息相关。本书试图以工商所为案例研究对象，通过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初步回答这些问题，并进而从案例研究一窥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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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工商所的特点。除了对于现实中工商所问题的关注和兴趣以外，本书选择工商行政管理作为案例研究对象，还有四个方面的考虑，也即工商所四个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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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市场管理部门。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在市场领域都有诸多的管理目标需要实现，国家实现其市场管理目标的能力是国家基础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工商系统是1949年以来承担市场管理职能的重要部门，市场准入监管是市场经济下国家市场管理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考察国家依靠工商部门实现其市场管理目标的历史进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一窥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并且，由于已有研究文献大部分以税收机构作为研究对象，并由此将统治者财政汲取的权力作为推动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本书选择市场管理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有助于考察在国家实现其他社会控制目标的过程中，统治者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努力是否依然是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重要动因。其次，传统经济管理部门。工商所是国家较早建立的经济管理机构，与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质量检查部门等不同，国家在60年代就在基层建立了市场管理所（简称“市管所”），此后，国家逐步将市管所统一为工商行政管理所；此外，不同于商业部门以及其它的工业专业主管部门，工商部门仍然在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功能复杂的市场监管部门，履行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流通领域质量监管、广告商标合同监管等等重要的监管职能。因此，对于工商所历史的考察使得我们可以大略勾勒出国家基础权力从1949年至今演变的历史过程。再次，职能转变。工商所与公安部门以及税务部门等不同，它的演变进程深受国家与经济关系调整的影响，在公有制经济逐步退出后，考察工商所的职能转变使得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国家与经济关系的转变对于国家基础权力的影响。最后，基层机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唯一拥有基层机构的市场管理或者经济管理部门。工商所与税务所和派出所共同构成了“三大所”，是国家在基层依靠的重要力量。正是它庞大的基层管理机构，使得工商部门成为了“流通”领域市场管理的职能部门。考察这样一个基层机构的演变可以使得我们更清晰地看到国家政权在最基层的运作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展开。工商所的这些职能以及职能中所涵盖的各种市场规则都体现了国家希望通过工商所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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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所研究的代表性与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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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对于1949年来工商所演变历史轨迹的考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一个侧面揭示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图景，但它并不能够完全勾勒出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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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工商所案例研究的代表性和局限性。一方面，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揭示国家在实现其它领域的社会控制目标过程中所经历的相似历程和面对的同样困境。税务所、派出所等机构与工商所在人员正规化、制度建设和经费体制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些部门也都同样面对经费体制带来的职能扭曲问题。如何不依靠下达罚没任务而有效监控国家代理人同样是国家推进这些部门改革面对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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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国家社会控制的其它领域，国家基础权力演变和影响因素又可能存在区别。研究者曾经指出，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国家在所有政策领域表现出来的能力都完全一样。事实上，国家可能能够构建一个高效的运输网络，但是不能够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因而，推导出国家基础权力的完全相同的模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从个案的研究中发现国家基础权力或者国家能力在不同领域不均匀的分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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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存在同样的情况，1978年以后，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逐步放弃了群众路线，但是，在公共安全领域则仍然部分延续了群众路线的社会控制方式。又如，较之于工商的市场管理，国家在药品安全监管等领域实现其社会控制目标的过程中，由于管理权限的集中，国家更容易受利益团体的控制，阻碍国家基础权力发展的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高层的腐败，而非对于基层国家代理人的监控上。总之，通过对国家这些不同社会控制目标实现方式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把握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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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广州市工商所研究的代表性和局限性。本书的研究案例是广州市的工商所，这同样也带来了研究的代表性和局限性问题。一方面，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从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志来看，六七十年代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发展轨迹大致一致。1978年以后，工商所改革的宏观图景中，改革也大多是至上而下的全国性改革。对其他省市工商所人员的访谈以及“中国红盾论坛”上各种对于工商所问题的讨论也说明各地工商所有相当的相似性。因此，广州市工商所的变迁和现实面貌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另一方面，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可能忽视了一些导致各地工商所差异的重要因素。比如，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在经济规模小的地方，工商所收费和罚没任务更加沉重，工商所经费体制带来的问题更加突出。这使得统治者推进工商所人员正规化、规范处罚程序改革更容易遭到侵蚀。因此，统治者国家建设的努力面临更大的阻力，国家基础权力更加难以得以改善。所以，我们看到上文中提到的许多工商所收费问题产生的恶劣后果在广州市工商所的案例研究中并不突出，而在经济压力大的地方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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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所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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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国家市场管理的重要部门，是中国工商登记的主管机关。通过在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经营者获得法人资格和营业资格，成为合法的市场主体。与国外的注册登记部门不同，中国的工商登记体系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演变而来。这使得中国的工商登记除了法人资格和营业资格的获取合二为一外，还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控制的职能。比如，国家对摊贩和小贩的政治面貌和身份的规定，对于私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地位的压制、限制，对于外来商户的诸如计划生育证、学历、暂住证、健康证等的额外限制，对于经营者场地、资金等的要求，等等。此外，国家还通过工商登记实现对经营范围的控制，比如，计划经济下对于三类物资的不同的经营限制。50年代国家还一度取消任何工商登记。如今，中国的工商登记不仅仅涉及到最低门槛的公司注册，与之相捆绑的各种前置审批或前置许可（《行政许可法》颁布后逐渐改为行政许可）使得国家众多的市场控制目标都是通过工商登记来实现的。所谓“前置审批”或者“前置许可”就是指工商登记前必须提交的各类行政审批、行政许可（参见附录一）。国家通过卫生证、消防证、房产证明、经营许可证等工商登记的前置审批或者许可来实现对于市场主体卫生、消防、经营场地、经营资格等方面的管理。如果经营者无法进行工商登记，而继续从事经营活动，就构成了无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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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工商登记以外，国家还有其他诸多的市场管理目标依靠工商部门实现。在西方监管国家中，除了公司营业登记和许可以外，国家在消费者保护、卫生和环境、产品质量等领域也都不断地延伸出各种市场监管机构，旨在弥补市场失灵和应对市场垄断等问题。[21]与国外的注册登记部门不同，中国的工商部门承担了工商登记以外的诸多市场管理职能。比如，集贸市场管理、个体工商户管理、打击假冒伪劣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1978年以前，基层市场管理部门承担了集贸市场管理和个体工商户管理的职能，在90年代改革之前，工商所仍然是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户的主管机构。在90年代政府职能转变之后，工商所逐步在工商登记、商标、合同、广告监管以及食品安全和假冒伪劣商品查处上承担职责；在与质检部门、药监部门和知识产权部门等相关职能部门的市场管理职权划分中，工商部门主要负责“流通”领域的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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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最基层机构，工商所本身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其市场管理的目标推动政权建设的产物。工商所最重要的职能是工商登记和无照经营查处。虽然在90年代中后期国家才将工商登记权限下放到工商所，但是，工商所对于无照经营进行查处是国家执行工商登记、实现市场准入管理最为重要的方式。此外，工商所还通过对于违反工商登记的其它行为进行查处，比如，在80年代以前，超出工商登记允许的经营范围的经营活动常常被当做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现今它往往被作为超范围经营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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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时间内，工商所还是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户的主管机构。所谓主管机构，意味着工商所对个体工商户和集贸市场的管理超出了经营行为管理的范围。通过驻场管理，工商所不仅对集贸市场内工商户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而且还直接参与到集贸市场的开办和经营中，并负责集贸市场的卫生、清洁等物业管理；通过分段专管，工商所不仅负责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行为规范，而且还承担了个体工商户服务态度、摊位整洁、守法教育、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的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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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0年代，工商部门逐步实现职能转变，通过市场开办和市场管理分离、市场巡查制的推行等改革，工商所逐步从集贸市场和个体工商户的主管机构转变为市场管理和行政执法机构，其管理范围逐步扩大，逐步开始承担合同管理、商标管理和广告管理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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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991年颁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所条例》，国家赋予工商所的职责包括以下几项：（1）办理辖区内由区、县工商局登记管理的企业的登记初审和年检、换照的审查手续，并对区、县工商局核准登记的企业进行监督管理；（2）管理辖区内的集贸市场，监督集市贸易经济活动；（3）监督检查辖区内经济合同的订立及履行，调解经济合同纠纷；（4）受理、初审、呈报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的开业、变更、歇业的申请事项，对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5）指导辖区内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正确申请商标注册，并对其使用商标进行监督管理；（6）对辖区内设置、张贴的广告进行监督管理；（7）按规定收取、上缴各项工商收费及罚没款物；（8）宣传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工商行政管理职责。同时，《条例》还规定，工商所的具体工作范围，由区、县工商局依照工商行政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根据辖区内管理工作的实际需要，在《条例》所列职责范围内予以确定，并报上一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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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不管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国家在市场管理领域都有诸多的社会控制目标需要实现，这些国家市场管理目标的持续存在，推动了国家基层市场管理机构的建立和完善。本书以广州市工商所为案例研究对象，虽然难以勾勒出1949年以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的全貌，但是，希望它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案例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初步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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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中的工商所：1949年后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及其逻辑 三、时间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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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有两个时间纬度，其一为1949年，其二为1978年。首先，本书考察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演变。这意味着本书以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为研究的一个重要时间分割点。但同时，由于篇幅和能力所限，本书并不关注于1949年之前与1949年之后中国国家基础权力的变化与延承，并不将1949年以前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纳入历史分析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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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本书以1978年为时间坐标来考察国家基础权力的变迁与延承。这意味着本书着力于考察新政权的国家政权建设在1978年之前与之后的演变。在本书中，对于1978年之后国家基础权力的变化的考察以对于1978年以前国家基础权力状况的考察和把握为基础，两者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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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以1978年为纵向考察的分割点是由于1978年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标志着许多重大的历史变化。1978年以后，国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基本路线，在社会经济领域，国家逐渐放弃公有制经济的全面控制，随着市场经济因素的逐步成长，社会经济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在政治生活领域，阶级斗争路线和群众运动日益淡出，政治运作日趋正常化。这些似乎都意味着历史时代决然的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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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以1978年为分割点并不说明我们就承认这个时间点对于任何政治变迁都意味着决然的断裂，也并不说明我们认为这个时间点所隐含的这些变化是影响中国政治变迁的全部因素。反过来，我们既去追寻这个历史分割点前后的变化，考察这些重大的历史变化对于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同时也着力于去考察这些变化之后可能隐藏的历史延承和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变迁。进而，以1978年为纵向的分割点，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中国政治变迁过程中在1978年这个时间点所隐含的这些变化之外其他同样重要的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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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1978年为本书纵向考察的时间分割点，还在于几点具体的考虑。其一，本书使用的档案资料目前只开放到1978年左右，这使得我们对于档案资料的分析和对于报刊文献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以1978年为分界点；其二，在对于工商行政管理所的案例研究中，1978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成立，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工商所建制；其三，本书不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为纵向坐标，“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区分意味着国家与经济关系的调整，虽然这一点是规导国家基础权力演变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时间坐标上，它们所指向的分割点并不那么明确，在具体讨论中，对于什么时段属于计划经济、什么时段属于市场经济难免难以进行完全准确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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