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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解释与本书在心理模拟部分提及的“花园路径谬误”相一致。尽管如此，按理来说，训练有素的舰员也不应该扭曲原本并不模糊的数据，而设法搪塞与己见不符的证据。根据《弗加提报告》，舰员们并没有如“最小解释法”般搪塞各种反证。他们只不过在尽心竭力地扭曲数字而已。这样的结论并不能让我们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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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五人组成的领导力决策研究小组受邀调查此事件，并向国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就事发原因进行报告。小组当中的部分成员也十分同意《弗加提报告》的观点。其中两人就认定应将此事归结为“错误的决策结果”。一位成员指出，该事件出现了明显的“预期谬误（expectancy bias）”，也就是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所预期的东西，即使事实与预期不符，他们仍然固执己见。他引用了布鲁纳和博斯特曼于1949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该研究中实验参与者首先要观看快速呈现的扑克牌图像，并说明牌面是什么。当方块J的图案为黑色时，参与者完全没注意到这一异常现象，仍会将其指认为方块J。这名成员指出，文森号对于飞机高度的误判，十分符合预期谬误的特征，由于实验参与者会被自己的预期影响思维和认知，因此他们所作出的判断并不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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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同该名决策研究者长谈过，他向我解释了文森号事件中战斗信息中心受困于决策失误的种种表现。这并非我对此次事件的解读。从《弗加提报告》中，我看到了一个团队，他们面临着意料之外的战斗，竭尽全力地去猜测是否会有F-14战斗机来摧毁己方舰船，他们因为担心犯错，所以直到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他们一直希望能够得到飞行员的回应，因此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去争取更多的双方联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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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审慎地考虑所谓的预期谬误，不妨试想，倘若文森号当时并没有开火，之后却被F-14战斗机攻击又将如何。《弗加提报告》指出，从1988年6月2日至7月2日，波斯湾地区的美国驻中东部队，总共发起了150余次针对飞机的攻击。其中， 83%被攻击飞机为军用战斗机，而只有1.3%为商用客机。因此，我们推断，如果波斯湾地区发生战斗，那么美军的作战对象十有八九会是伊朗战斗机。我们继续设想这种场景，即文森号没有开火，反而被F-14攻击。那么，决策研究者还是会说文森号舰员出现了决策谬误，只不过这一次的谬误是忽略了基本概率，也忽略了预期的内容。按此逻辑，文森号无论如何都将受到苛责。假如你按照预期开展行动，结果犯了错，那么你就犯了预期谬误。假如你没有考虑到预期情况，结果犯了错，那么你就忽略了基本概率与预期情况。这也就意味着，决策谬误所解释的事物范围过广。设若决策谬误可以在结果出现之后解释一切，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它都无法作出可靠且可信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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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排除“情境满足”及“预期谬误”的干扰，我们必须提出更加合理的解释方式。《弗加提报告》还指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文森号上配备的电脑屏幕非常难以辨认。虽然舰上设有一块巨大的屏幕，用于显示巨幅图片，但是该显示屏并不显示高度信息。相反，高度是呈现在主显示屏幕附近的字母数字显示器上的，而且只有四位数字，所以“13000英尺”仅显示为“1300”。这个数字周围还夹杂着距离、速度和方位等多串数字。小屏幕本身就不便于阅读，再加上舰员往往需要将目光从自己重点负责的监视器上挪开，转而去注视小屏幕，因此出错概率难免大幅提升。《弗加提报告》另外又提出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电脑没有显示数据变化趋势。为了探明数据变化趋势，舰员们必须定时计算四位数字的变化情况。笔者询问罗格斯上尉，舰员推断出高度数据需要多长时间，他说大概五到十秒。乍看起来，这段时间也不是很长，但请试想，舰员们身处嘈杂的房间当中，头上戴着耳机，左耳有信息输入，右耳也有信息输入，房间中的大喇叭同时还在播放着通告，同时可能还有人说出新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舰员很有可能无法及时记录高度数据以推断其变化走势。文森号事件中，关键决策用时共189秒。这种情况下， 10秒钟就不再显得那么短暂了。《弗加提报告》推荐，将来高度变化信息应该在大屏幕上予以清楚地展示。这个建议是有其依据的。可是，它仍然无法完全解释，为什么如此多的舰员坚称自己当时看到飞机高度正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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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可能是，另有一架无人知晓的飞机导致了误会的产生。罗格斯上尉跟笔者提及了第二架飞机存在的可能性。他说，事件起始阶段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当时，文森号给655号航班设定的编号是4474，与此同时，塞兹号为同一架飞机设定的编号则是4131。电子化系统判断出4474与4131实际上是同一架飞机，因此只能设定同一个追踪号码。电脑最终选择了塞兹号为655号航班设定的编号4131。为避免号码数量不足，电脑仍然将4474置于内存中，以备循环使用。几分钟后，该号码派上了用场，该号码指定给了数百英里外的一架美国海军A-6战斗机。无巧不成书，事发当时的10：20~10：24，该A-6战斗机正在加速下行。这是罗格斯针对当时情况所作出的推断，当然他不敢确保这种猜测的可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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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加提报告》指出，事发过程中，文森号众舰员的思维活动不啻为一场骚乱，每个人对于飞机的情况都有不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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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茨和杜特维于1995年重新分析了此事件的证据，并总结指出当时文森号上存在着两种认知状态。一部分舰员认为，飞机的高度绝对在上升，他们的观点完全符合空中客车的飞行模式；另一部分舰员则认为，飞机的高度绝对在下降，他们的观点符合A-6战斗机的飞行模式。换言之，由于体制缺陷，文森号的舰员们或许一直都在同时监测着两架飞机。追踪号码改变这一事实，并没有及时而明确地通告给全舰成员。为了追踪某一目标的高度，需要在屏幕上使用追踪球锁定它。鉴于船身激烈摇晃，文森号船员都会手动将追踪号码输入到电脑中。很明显，大多数船员也是那样做的，而且输入了错误的编号。当罗格斯上尉询问“4474现在怎么样了”时，舰员们随即进行查询，得出了飞机高度在下降这一结论。可见，我们无须诉诸于“情境满足”及“预期谬误”。事件起因就是舰员们所观看到的四位数字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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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空中客车没有针对无线电警告做出回应呢？一种猜测是，在如此短途的飞行中，飞行员一只耳朵要收听出发地阿巴斯机场空中管制部门发出的消息；另一只耳朵则要收听目标机场迪拜的有关信息。鉴于此，飞行员根本无暇顾及国际无线电的求救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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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森号误击客机事件与示例九 “利比亚大型客机”事件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个案例中，客机之所以被击落，都是因为飞行员的行为方式超出了监控飞机行进人员的理解范畴。两个案例所遵循的模式相同：运用心理模拟，评价并排除了可能的解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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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第七章 心理模拟如何影响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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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规决策中，心理模拟可以发挥多重功用。它能够帮助人类解读线索及接收到的信息，从而思考如何解读情境并且“诊断”问题之所在。它帮助人类“生成”预期，推测事物的发展态势，并在头脑中演示行动方案，以便提前做好准备。此外，它还可以协助我们评价行动方案，寻找其漏洞所在，借以决定是采取还是放弃该方案，抑或静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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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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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模拟对决策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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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模拟在识别启动决策模型中，至少会影响三个领域：一是通过“诊断”来形成情境知觉；二是通过“生成”预期来审核情境知觉；三是评价各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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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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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的基本要义就是人类可以借助自身经验，估测眼前情境，并判断其是否常见或是否具有典型性。通常情况下，这些评测过程的速度极快，而且自动发生，人类根本意识不到。但是，有些时候，个体则需要在意识层面上努力去分析不同的线索。心理模拟正是探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物做出解释的一种方式。使用心理模拟，对事物作出合理解释时，决策者会感到自己是在“诊断”眼前情境，类似于医师诊断疾病或者汽车机师诊断引擎故障一样。“诊断”这种心理模拟过程，实际上就是将不同的事件交织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故事”，从而揭示出事物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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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例十三中，罗格斯上尉认定，持续靠近己方船舰的F-4战斗机不会发动攻击。他所做的就是一个决定──对飞行员的意图进行“诊断”。他通过自己对于飞行员意图的理解，去解释他们的行为，这种解释进一步塑造了罗格斯的行为。在示例十四中，罗格斯上尉则认为，不断靠近的飞机，追踪号码为“4131／4474”的目标，或许会攻击己方。这一次他所作出的还是一个决定，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数据出现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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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识别既可以通过直觉性的特征匹配而快速形成，亦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心理模拟而形成。某些情况下，眼前情境会令我们想起先前发生过的事件，由此我们就会运用类比的方法去推测究竟发生了什么。某些情况下，同一件事情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方式，决策者必须将它们相互比较。具体而言，我们通常会逐一审视各种解释方式，探查其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因素，以便去芜存菁，选择最优者而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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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潘宁顿和雷德·海斯提于1973年研究了人们在判断“被告人是有罪抑或无罪”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决策方式。在审判之中，起诉律师与辩护律师都会展示出大量的证据。按照潘宁顿和海斯提的研究结果，人类在进行法律裁决时，通常都无法将上述海量证据分门别类，并且探讨其内涵深意。相反，人们会在脑海中构建故事或者进行心理模拟，努力将现存的证据代入到自己所设定的犯罪情节当中。本书第五章中所介绍的衡量心理模拟的标准，此时皆可发挥作用，包括一致性、可行性等。陪审员们不会消极地聆听律师口若悬河，反而会主动去构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解释方式。之后，他们会将自己的故事与律师所讲述的故事相互对比，并且选择那个与自己想法最为匹配的故事。潘宁顿和海斯提将此模式称作“故事模式”，因为这种推理策略的本质就是以构建并且评价不同故事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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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模式阐明了人类进行诊断性决策的过程。一旦我们对情境作出诊断，我们也就为图十一中的情境知觉提供了若干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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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根据若干基本原则，来预测某些事情会发生而某些事情不会发生。 我们会对与“诊断”相关的线索多加注意。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哪些目标较为合理”。 我们知道哪种类型的行动将会取得成功。 埃尔斯坦、舒尔曼以及思博拉夫卡于1978年研究了医师进行诊断的过程。按理说，医师在作出诊断之前，必须细致探讨全部的症状，以避免有所疏漏。尽管如此，埃尔斯坦及其同事却发现，医师从一开始就会在心中形成假设和解释，并用其指导检验过程。在人们的理想世界中，医师在诊断过程中将如机器般精密，会不断审视新数据，抑制自己作出武断臆测的冲动。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强行命令决策者在记录数据的过程中压制想象，只会降低决策效率，因为故事能够赋予数据以意义，而且，如果不将数据代入到故事当中，那么决策者就很难追踪到数据的每一处细节，也难以随着故事情节的丰富而更新自己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