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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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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的基本要义就是人类可以借助自身经验，估测眼前情境，并判断其是否常见或是否具有典型性。通常情况下，这些评测过程的速度极快，而且自动发生，人类根本意识不到。但是，有些时候，个体则需要在意识层面上努力去分析不同的线索。心理模拟正是探明事件的来龙去脉，对事物做出解释的一种方式。使用心理模拟，对事物作出合理解释时，决策者会感到自己是在“诊断”眼前情境，类似于医师诊断疾病或者汽车机师诊断引擎故障一样。“诊断”这种心理模拟过程，实际上就是将不同的事件交织在一起，组合成一个“故事”，从而揭示出事物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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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例十三中，罗格斯上尉认定，持续靠近己方船舰的F-4战斗机不会发动攻击。他所做的就是一个决定──对飞行员的意图进行“诊断”。他通过自己对于飞行员意图的理解，去解释他们的行为，这种解释进一步塑造了罗格斯的行为。在示例十四中，罗格斯上尉则认为，不断靠近的飞机，追踪号码为“4131／4474”的目标，或许会攻击己方。这一次他所作出的还是一个决定，只不过他所使用的数据出现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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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识别既可以通过直觉性的特征匹配而快速形成，亦可以有意识地通过心理模拟而形成。某些情况下，眼前情境会令我们想起先前发生过的事件，由此我们就会运用类比的方法去推测究竟发生了什么。某些情况下，同一件事情存在着不同的解释方式，决策者必须将它们相互比较。具体而言，我们通常会逐一审视各种解释方式，探查其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因素，以便去芜存菁，选择最优者而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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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希·潘宁顿和雷德·海斯提于1973年研究了人们在判断“被告人是有罪抑或无罪”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决策方式。在审判之中，起诉律师与辩护律师都会展示出大量的证据。按照潘宁顿和海斯提的研究结果，人类在进行法律裁决时，通常都无法将上述海量证据分门别类，并且探讨其内涵深意。相反，人们会在脑海中构建故事或者进行心理模拟，努力将现存的证据代入到自己所设定的犯罪情节当中。本书第五章中所介绍的衡量心理模拟的标准，此时皆可发挥作用，包括一致性、可行性等。陪审员们不会消极地聆听律师口若悬河，反而会主动去构建自己的故事，形成自己的解释方式。之后，他们会将自己的故事与律师所讲述的故事相互对比，并且选择那个与自己想法最为匹配的故事。潘宁顿和海斯提将此模式称作“故事模式”，因为这种推理策略的本质就是以构建并且评价不同故事的方式，去理解人类的所作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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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模式阐明了人类进行诊断性决策的过程。一旦我们对情境作出诊断，我们也就为图十一中的情境知觉提供了若干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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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根据若干基本原则，来预测某些事情会发生而某些事情不会发生。 我们会对与“诊断”相关的线索多加注意。 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理解“哪些目标较为合理”。 我们知道哪种类型的行动将会取得成功。 埃尔斯坦、舒尔曼以及思博拉夫卡于1978年研究了医师进行诊断的过程。按理说，医师在作出诊断之前，必须细致探讨全部的症状，以避免有所疏漏。尽管如此，埃尔斯坦及其同事却发现，医师从一开始就会在心中形成假设和解释，并用其指导检验过程。在人们的理想世界中，医师在诊断过程中将如机器般精密，会不断审视新数据，抑制自己作出武断臆测的冲动。可惜，现实并非如此。强行命令决策者在记录数据的过程中压制想象，只会降低决策效率，因为故事能够赋予数据以意义，而且，如果不将数据代入到故事当中，那么决策者就很难追踪到数据的每一处细节，也难以随着故事情节的丰富而更新自己的直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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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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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情境进行诊断的过程中，人们会构建心理模拟，去想象事件在过去如何发展，将来又将如何变化。决策者的经验越丰富，其预期也就越直截了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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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查验预期是否得到满足，决策者可以判断心理模拟的合理性。倘若预期与现实越矛盾、推翻反证的难度越大，决策者对于心理模拟及情境诊断的信心就将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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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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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评估情境经验的人，将会掌握应对该情境的典型处理方法。在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的变式一中，人类会在未曾思考细节的前提下，就贸然选择自己想到的第一个行动方案。但是，这一简单的模型并不适用于重大决策过程。很少有人会冲动到“头脑中一有想法就马上付诸实践”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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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示例八“汽车营救”中，我们介绍了如何运用心理模拟来评价新的行动方案，此即识别启动决策模型的变式三。在示例四“天桥救援”中，指挥官则依次针对不同的行动方案进行斟酌，却从未在不同的方案之间进行比较。我们所开展的消防指挥官研究也表明，当指挥官们确实需要评价某一行动方案时，他们都会采用心理模拟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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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德·格鲁特在以国际象棋大师为对象的研究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在大众的想象中，象棋大师都是客观冷静且精于计算之人。德·格鲁特要求国际象棋大师在困局中思考何为最佳棋着，大师们将依赖心理模拟来评估下一步棋应该怎样走。根据德·格鲁特已经发表的著述，在总共四十多个棋局中，每一局都需要反复斟酌，其中只有五局，国际象棋大师会去思考每种走法的优缺点。其他情况下，大师们全都只是在排除某种棋着或者思考其具体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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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作出正确决策 [:1704432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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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胜劣汰的理性选择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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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某些情况下，针对不同选项开展比较性评价会更有价值，单一性比较则无法生效。欧拉萨努和费切尔就曾经提出过一个明确的相关示例：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倘若因为天气原因或者机械故障，不得不改变航线，那么他们就必须选择迫降于哪个机场。虽然心理模拟在此过程中能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识别启动决策模型则并不适用于此情境。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所描述的是人类在不比较各选项的前提下进行决策的情况，可这并非自然情境下的唯一决策方式。尽管存在时间压力，但人类在某些情况下仍然需要去比较不同的选项。譬如，你来到一座新城市，中介向你展示了若干间待售的房屋，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比较每间住房的优缺点，择优而选。另有一些决策研究者还曾探讨过人们比较不同选项优劣的方式。以下就是成功运用理性选择策略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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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五 丹佛的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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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佛警察局局长提议更换所有警官的手枪子弹类型，具体来说就是将旧有子弹调整为制止犯罪有效性更高的“中空弹”。若干市民团体对此政策感到不满，他们认为，中空弹会大幅提升嫌疑犯的受伤严重程度，这是不能接受之事。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抗议之情。在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市政府转而去求助肯·哈蒙德——科罗拉多大学一位顶尖的决策与判断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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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蒙德与自己的研究团队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决定使用正规的分析方法来解决争端。首先，他们分析了市长和市议会议员在选择警察手枪弹药时所重点考虑的社会价值，包括：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接着，他们召集了一个委员会，成员包括一位武器专家、一位弹道专家以及三位创伤弹道专家。随后，委员会前往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标准局，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开展科学测试。评判仅仅关注弹药的技术特征，探查其攻击“弹道明胶”（用于模拟人体组织）的效果如何。专家们对于各方政治代表们的主张并不知情。最后，哈蒙德及其团队成员，还将社会价值判断与数学模型的结果结合起来，该模型会同时考虑到“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的科学测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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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结果更加青睐于第三类子弹。与丹佛警察局当时所使用的子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制止犯罪的有效性更高，而且不会提升致伤严重程度。与丹佛警察局长推荐的中空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在制止犯罪的有效性方面提升程度差不多，而且不会加深致伤严重程度。此外，模型分析的结果还显示，与前两种子弹相比，第三类子弹对于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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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丹佛市议会、丹佛警察局和民间团体，一致接受了通过模型分析而得出的子弹类型。虽然该子弹同样属于中空弹的范畴，但是它的其他机械属性，包括其重量皆低于丹佛警察局长所推荐的中空弹，在针对弹药制止犯罪的有效性、致伤严重程度以及对临近旁观者的威胁程度的科学测试这三个方面更加容易被整个市民社区所接受。争议就此获得完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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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模型中，包括一类所谓的“补偿式策略”，也就是说某一维度上的劣势可以通过其他维度上的优势进行弥补。研究者们还提出过一系列更加易于使用的非补偿式策略。这些策略中，某一维度上的劣势无法通过其他维度上的优势进行弥补。决策者要做的就是选择那个在最重要维度上得分最高的选项，同时忽略其他维度。另外一种更加简单的策略叫作“逐层筛选策略”，首先在最重要的维度上比较全部选项，不符合标准的选项被剔除，其他选项则需要在次重要的维度上进行衡量，不符合标准的选项再次被剔除，以此类推，直到仅剩一个选项为止。最后，还有一种策略即所谓的“对决程序”，先将某一选项和另一选项进行比较，胜出者同第三个选项进行比较，之后，胜出者再同第四个选项进行比较，以此类推。使用这种方法时，每一次都要同时考虑两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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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十五中，我们介绍了一个成功运用形式分析方法的例子。有时，人类会使用比较性策略；有时则会使用单一评价式策略，这一点在本书介绍识别启动决策模型时已有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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